青藏鐵路建設總指揮部專家諮詢組組長
張魯新
張魯新1970年8月從唐山鐵道學院（今西南交通大學）鐵道工程系工程地質專業畢業後，張魯新被分配到齊齊哈爾市鐵路局加格達奇分局的一個線路隊。1973年冬天，在齊齊哈爾召開了一次多年凍士研討會。會上，張魯新認識了中國科學院蘭州凍土研究所專家徐學祖。從徐學祖的專題報告裡，張魯新了解了青藏高原。“我當時想，要成為凍土學家，必須走向高原。而毛主席的‘青藏鐵路要修’這句話，更堅定了我到青藏高原的決心。” 1974年冬天，張魯新被調到蘭州鐵道部西北研究所。那時，他結婚剛剛7天，隻身去了大西北，把愛人留在了大興安嶺。到西北研究所後，張魯新擔任青藏鐵路多年凍土分布與特徵研究課題組組長，和其他科研人員一道走上了青藏高原。 “我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進藏的情景，我們一幫年輕人乘坐一輛解放牌大卡車上山，只有女同志才有資格坐在駕駛室里，男同志全都在後面的車斗里，在沙石路上晃蕩了整整一個星期，來到了海拔4700米的五道梁。”人到五道梁，難見爹和娘。“當時我頭痛欲裂，吃什麼止痛藥都不管用，只能抱著腦袋拚命地喊。3月份，五道梁零下十幾攝氏度，我們剛搭好帳篷，大風就把帳篷吹跑了，我們在後面拚命地追，追到後撲到帳篷上壓住，我們幾個人喘了一個多小時的粗氣，才有勁把帳篷扛回來。” 從此，張魯新就在青藏高原上住了下來。這一住就是32年。 數次走到“鬼門關” 青藏高原許多地方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氧氣含量僅為海平面的一半左右，極端氣溫可達零下40℃，被稱為“生命禁區”。“為了研究高原凍土，有好幾次差點進入鬼門關。”張魯新告訴記者。 1976年，張魯新等人對青藏鐵路的東線方案進行科學考察。7月的一天，張魯新和兩個同伴到尺曲河一帶考察。“一場暴風雪突然襲來，天昏地暗，我們迷失了方向。我們不知東西南北地摸索著，感覺離營地越來越遠。”夜裡3時，渾身濕透的三個人再也走不動了，蜷縮在一個避風處，開始談到了遺書和如何保留凍土資料。 迷迷糊糊中，張魯新似乎聽到了有人帶著哭聲呼喊他們的名字。“我們三個人又累又餓，已經沒有力氣發出一點聲音。萬般無奈中，我們搜出身上還有一個防水的紙菸盒以及最後三根火柴。我們把煙盒撕成了三條。點燃一條，被風吹滅了；再點燃一條，還是沒人注意。只剩最後一點希望了，我顫抖著把最後一條煙盒點燃，火苗躥起。借著黑夜中的一絲光亮，同伴發現了我們。”就這樣，同伴從死神手上為未來的青藏鐵路拉回了一位科技之星。 張魯新在青藏鐵路凍土的科學考察中，還曾遭到土匪的搶劫，因他身上沒有什麼財物，而躲過了一劫；他曾因食物中毒，吐了兩天兩夜。“也許是我對青藏鐵路事業的執著感動了上天，才能數次死裡逃生。” 上世紀70年代，從事青藏鐵路凍土研究的有一百多人。1984年，青藏鐵路一期工程西寧至格爾木段建成並交由蘭州鐵路局運營。由於當時的科技水平及經濟實力等種種原因，青藏鐵路二期工程格爾木至拉薩段沒有繼續修建。許多專家調走的調走，改行的改行，只有張魯新等幾個人苦苦堅持了下來。 儘管不知道青藏鐵路何時重新上馬，但他還是在寂寞中研究，在痛苦中等待。因為他堅信，青藏鐵路總有上馬的一天。 他的研究成果影響了青藏鐵路的走向 2000年7月，中央決定重新上馬修建青藏鐵路二期工程，並派鐵道部副部長孫永福前往格爾木考察。 “當時，我剛剛坐火車回到蘭州，連行李都沒來得及放下，急忙又趕回了格爾木。”張魯新說，凍土難題能否攻克，是決定青藏鐵路能否上馬的關鍵。“我要把二十多年來青藏高原永久性凍土地帶的科研成果進行匯報，只有用科學的論據說服鐵道部領導，他們才能向黨中央、國務院陳述建設青藏鐵路的充分理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張魯新的此次格爾木之行，關係到青藏鐵路上馬與否的歷史性抉擇。 那天匯報的人很多，直到上午11時30分，才輪到張魯新發言。他的發言很快，想把憋在肚子裡的千言萬語，在半個小時內講完，怕耽誤了孫永福的時間。孫永福說：“你講慢一些，把這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都講出來，你們科研能夠堅持二十多年，我聽幾個小時還不行嗎？不聽完你的匯報，我們不散會，不吃飯。” 聽到這句話，張魯新的眼淚差點流出來。張魯新的發言持續了整整兩個小時。孫永福高興地握著他的手說：“老張，你今天給我們上了很好的一課，對青藏鐵路的上馬、破解高原凍土難題，我們更有信心了。” 2000年9月，中央召開了幾次修建青藏鐵路論證會，張魯新作為唯一一個堅持下來的凍土專家參加了。在一次決定青藏鐵路命運的會議上，許多人都反對修建青藏鐵路。會上有不少人提出，青藏高原海拔太高，人們根本呆不住，更無法施工。張魯新緩緩地站起來說：“你們看看我，我在那裡呆了快三十年了。” 就在那次會議上，青藏鐵路的路線被確定下來。一些媒體後來評價說，在一定程度上，張魯新影響了青藏鐵路的走向。 2001年6月29日，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在格爾木南山口———青藏鐵路新線起點處，宣布青藏鐵路正式開工時，張魯新激動得熱淚盈眶。 曾培炎在給他頒獎時說：“這是祖國和人民對你的獎賞” 青藏鐵路格爾木至拉薩段開工後，張魯新被聘為青藏鐵路建設總指揮部專家諮詢組組長，負責重大技術問題的技術諮詢和決策。 全長1142公里的青藏鐵路格爾木至拉薩段，是目前全球穿越永久性凍土地區最長的高原鐵路，要經過連續多年凍土地段550公里，而在多年凍土段修築鐵路是一項世界性技術難題。青藏鐵路開工後，鐵道部提出了建設世界一流高原鐵路的目標，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規模在高原凍土區進行的鐵路建設工程，作為青藏鐵路建設總指揮部專家諮詢組組長，張魯新深知重任在肩。 青藏高原冬季不能施工，施工人員冬休了。但是，張魯新沒有休息，三年冬休他從沒有顧上參加青藏鐵路建設總指揮部安排的療養。他把冬休期當成深入研究青藏鐵路凍土問題的機會，一門心思為解決青藏鐵路凍土問題提前提出對策，更好地發揮專家諮詢作用。 2003年7月中旬，中科院領導視察青藏鐵路試驗工程和凍土區工程，張魯新感冒發燒，正在病床上輸液。此時上高原，很容易誘發高原病，有生命危險。為了不失去和凍土科研專家交流學習的機會，張魯新拖著病體，不顧醫生勸阻，毅然陪同中科院領導視察青藏鐵路試驗工程和凍土區工程，向中科院領導和院士們匯報了青藏鐵路試驗工程科研情況，以自己對青藏鐵路建設以來設計、施工重大技術問題的認識，寫出題為《青藏鐵路建設設計和施工過程對凍土問題認識的回顧與思考》匯報稿，被院士們認為是一份“科學性很強的報告”。 2004年4月7日，青藏鐵路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頒獎大會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青藏鐵路領導小組組長曾培炎親自為張魯新頒發火車頭獎章，親切地握住張魯新的手說：“這是祖國和人民對你的獎賞啊！” “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情感 支撐“人活一輩子，總得有點專業追求。解決高原凍土問題，就是我這輩子的人生追求。可以說，我這一生就做了這么一件事。”在接受記者採訪過程中，張魯新教授反覆強調這一點。“家庭給予的支持太多了。為此，我常常在暗地裡自責，我對妻子、兒子、母親充滿了歉疚。” 1974年冬，張魯新與妻子李郁芬在大興安嶺舉行了婚禮，但事業卻與他們的新婚生活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婚後才一個星期，張魯新就被調到蘭州鐵道部西北研究所，走上了青藏高原，把愛人單獨留在了大興安嶺。直到1977年，李郁芬調到蘭州市郵政局當了一名信件分揀工，兩人才見上一面。 自古忠孝難兩全。張魯新至今覺得愧對母親的是，沒能在她彌留之際，送她老人家一程。1975年1月，父親給他寫信說，母親患直腸癌到了晚期，希望他回來和母親見上一面。張魯新從西藏趕回山東，剛剛坐在母親的病床前，母親說：“新兒，你為何不把外語書帶來？研究凍土，不以蘇聯的凍土作參考你還研究什麼凍土？研究蘇聯凍土，不學習俄語，你怎么去研究？”這樣，回家的半個月，照顧母親和學習俄語成為張魯新的雙重任務。母親看到兒子很努力，十分欣慰，她說：“等我死的時候，你不要回來了，好男兒志在四方。”1975年11月，母親去世了，那時張魯新正戰鬥在那曲的大草原上。母親彌留之際，留給張魯新的話是：“新兒，西藏是個好地方，你要在那裡安心工作……” 1978年年底，他們有了自己的兒子張楠。在兒子剛剛滿月的時候，張魯新就上了唐古拉山。直到1980年春節他才下山，孩子都會跑了。兒子見到爸爸直喊“叔叔”，硬是不讓進門。為此，張魯新曾被鄰居們批評：“老張，你好狠心呀，你一年四季不在家，妻子下著雨去買糧，一手打著傘，一手提著糧，打傘的臂彎里還要坐著你的兒子，負重爬六樓，你心疼不心疼？”為此，他難過地哭了一場。但幾天之後，他還是又上了高原。 如今已27歲的張楠，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並不理解爸爸。在他二十多年的人生中，爸爸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時間總共還不到兩年。2002年夏，張楠走上青藏高原，要了解一個真實的爸爸。當他看到青藏鐵路如巨龍騰躍而起時，他感到無比的驕傲。在那一刻，他才真正地理解了爸爸：“我爸爸這些年拋家別舍，值得！” 正是有了妻子、母親、兒子的理解和支持，使張魯新完全進入了忘我的工作狀態，為國家貢獻著自己的青春年華，為青藏鐵路耗盡了半生心血。“能在退休之前，看到青藏鐵路通車，我三十多年的夙願總算了啦。”張魯新感慨萬千。
【記者手記 】除了敬重還是敬重 採訪張魯新教授，是在感動和淚眼朦朧中進行的。 32年前，因為毛主席的一句話，他離開燕爾新婚的妻子，隻身踏上了青藏高原。他當初也許不會想到，為了青藏鐵路通車這一天，他苦苦在高原守候了32個春秋。 凍土難題能否攻克，是決定青藏鐵路能否上馬的關鍵。面對這個世界性的科學難題，張魯新和幾代科學家前赴後繼，踏遍了風火山、可可西里、沱沱河、唐古拉…… 在20世紀80年代，青藏鐵路二期工程格爾木至拉薩段停止修建後，張魯新的同行者調走的調走，離開的離開，他卻留了下來，因為他堅信“青藏鐵路總會有上馬的那天”。 坐在記者面前的張魯新，不僅有長者的謙和，更多透出的是作為一個科學家的認真和嚴謹。他幾次糾正記者掌握的不太準確的數字。 他說，1979年冬，為了獲取凍土長期承載力數據，一天，在白雪皚皚、狂風呼嘯的風火山上，在零下30℃的寒夜裡，他頂著雪花冰粒，不顧腿腳凍僵，站立8個小時觀測。當時，他只有一個念頭，每一個數據必須準確無誤，否則，將會影響科研的正確性。 在張魯新奉獻青藏高原攻克凍土難關的三十多年中，這樣的例子太多太多。 有人說，張魯新可以不選擇高原。因為他選擇了凍土，所以才選擇了高原。他可以不選擇寂寞，即便是不搞科學研究，他也有資格選擇用歡樂和美妙去打發人生。但張魯新選擇了高原和寂寞。“人生總得有點追求，研究凍土就是我這輩子的追求。”張魯新樸實的話語表達了一個科學家的堅忍和執著。 應該說，張魯新最美好的青春年華是在青藏高原度過的。他將青藏高原變成了自己生命的精神家園，當年的黑髮人也逐漸變成了今天的白髮人。 此刻，哪怕是最華美的語言，也無法表達出記者對張魯新這位老人的感情。除了敬重還是敬重。
在海拔4800米以上的高原，為確定凍土的性質，張魯新與另外一名同志一年曾挖過437個試坑；為確定青藏鐵路線路方案，張魯新曾步行在雪域荒原考察；為了獲取凍土長期承載力數據，張魯新曾在零下30攝氏度的寒夜裡頂著雪花和冰粒，不顧腿腳凍僵，站立8個小時觀測……
張魯新 濟南走出的“天路”科學家
2006年7月1日，青藏鐵路正式通車，因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鐵路，所以人們崇敬地稱它為“天路”。在很多人心目中，這是一條“朝聖之路”，路上跋涉著很多追尋夢想的人，他們的夢想是純淨的藍天白雲，神秘的宗教聖地；同時，這條路上還有另一群值得謳歌的跋涉者，他們也在追尋自己的夢想，因為這條路還通往另一個聖地，那就是真實與科學
的殿堂。
在這群人裡面，張魯新也許是最應該值得我們尊敬的人之一，這不僅因為他解決了青藏鐵路建設中的最大難題，不僅因為他在雪域高原度過了40年春秋，也不僅因為他為科學研究九死一生歷盡艱辛，還因為他是我們濟南走出的科學家，他在濟南生活了十幾年，濟南的生活經歷讓他終生難忘。25日晚，本報記者電話採訪了遠在格爾木的青藏鐵路建設總指揮部首席科學家張魯新。
7月25日晚7時30分，當記者撥通幾千公里之外位於青海省格爾木市青藏鐵路建設總指揮部專家辦公室的電話時，身為總指揮部專家組組長的張魯新正在為青藏鐵路建設撰寫技術總結與諮詢報告。
採訪中，記者逐漸認識了一個和想像中完全不同的張魯新，一個真實樂觀、愛讀小說、愛看電影、滑冰游泳彈鋼琴樣樣精通、由衷熱愛生活、熱愛科學的張魯新。
新婚7天告別妻子奔赴高原，一別三年；長年堅守觀測站，40年裡取得1200多萬個數據；生命禁區歷盡艱辛、多次面臨死亡考驗
青藏鐵路的建設有三大難題：多年凍土、高寒缺氧和生態脆弱，其中凍土問題是頭號難題。早在1958年9月就動工的青藏鐵路，在施工兩年之後的1961年全部停工。國外甚至有人說，只要崑崙山在，鐵路就永遠修不到拉薩。在工程上解決青藏鐵路凍土問題的人，就是張魯新。
作為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和“火車頭獎章”的獲得者，張魯新以其深厚的專業知識、豐富的實踐經驗以及堅韌不拔的人格魅力，成為公認的青藏鐵路建設總指揮部惟一的首席科學家，他的一生都獻給了在生命禁區築成的這一條路。
也許是出於一個科學家嚴謹細緻的本能，張魯新對自己人生中很多重要經歷的日期都記得很清楚，1975年3月25日就是其中一個。這一天，張魯新第一次真正接觸到青藏鐵路建設工程。張魯新坐在裝滿了炸藥的救護車裡，走了七天，來到了海拔4760多米的五道梁。當時氣溫已經零下20多度，躺在鋪著蓆子的大通鋪上：“冷還是次要的，主要是頭疼的受不了，疼的真是想打滾，抱著腦袋拚命喊，可是我敢非常真實地說，當時我沒有任何想回去的念頭。”
張魯新1970年8月畢業於唐山鐵道學院(今西南交通大學。1972年唐山鐵道學院遷至四川，更為現名)鐵道工程系工程地質專業， 畢業後被分配到大興安嶺。毛主席一句話“青藏鐵路一定要修”，讓張魯新報名參加了青藏鐵路凍土研究隊伍，新婚第7天，他就辭別妻子，奔赴了高原。當時他並沒有想到，再見到妻子是在三年以後了。這三年中，張魯新沒有一絲後悔，今天，說到這些他依然很平靜，只是說：“那個年代這是比較正常的，很多人都這樣。”
1958年9月，青藏鐵路從西寧到格爾木的一期工程上馬，由於當時國內經濟不堪重負，1961年，青藏鐵路被迫停工，大隊人馬撤離了青藏高原，只保留了一個風火山凍土定位觀測站，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高海拔定位觀測站。正是這個觀測站的常年堅守，在40多年裡共取得1200多萬個觀測數據，這些數據為青藏鐵路的修建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持。在這個沒有蔬菜、沒有電、最後幾年幾乎完全沒有任何經費的地方，張魯新堅持到1988年。
這些年裡發生了很多事：1976年的一天，張魯新和兩個同伴要走30公里確定圖示。他們從上午8時出發，下午4時，才走到目的地。到了目的地，三個人全蒙了，這裡根本找不到地圖上標的山頭，地圖是錯誤的，三個人必須根據記憶走回去。天突然黑下來，下起了冰雹，他們脫下衣服來包住地圖和材料，然後一步一步往宿營地摸。
夜裡3時，渾身濕透的三個人再也走不動了，他們蜷縮在一個避風處，開始談到了假如犧牲了該如何保存這些材料。迷迷糊糊中，他們聽到了戰友呼喊的聲音。但是他們已經沒有力氣發出一點聲音，萬般無奈中，他們找到一個防水的紙菸盒，以及最後三根火柴。他們把紙菸盒撕成三條，點燃一條，沒人看見；再點燃一條，還沒人注意：只剩下最後一點希望了，最後一條煙盒點燃，他模糊聽到了戰友的驚呼聲……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說到這些，張魯新沒有任何激動或感慨之情。他說：“這些事也已經說了好幾次，今天的年輕人聽到後好像感到很不可思議或者感到很有傳奇性，其實我們呆的地方是生命禁區，這些情況是時時刻刻存在的。當時我們也沒意識到是什麼九死一生，只要從事這項工作，就必然會面對這些。”張魯新說，現在他把這些經歷說給年輕人聽，不是想強調什麼艱苦，只是想告訴年輕人，碰到不順心的事要自己學會努力克服，即使遇到生命挑戰也不要驚慌失措，因為你躲是躲不過去的，只有勇敢面對它。一個人只有經過艱苦條件的鍛鍊，以後才能不管遇到什麼事都保持平靜的狀態。
首席科學家在濟南長大，在濟南度過了國小、中學時光；從小成績優異，生活有條理；愛讀書，滑冰游泳唱歌樣樣精通；科學家也緊跟時尚，擁有很多“冬粉”
張魯新1947年出生在河北寧津縣(今屬山東)，但是還沒上國小就來到了濟南。“我一直把濟南當作自己的故鄉。我在這裡生活了十幾年，1988年還又回去工作了一年兩個月。現在濟南還有很多我的老同學、老朋友，我的哥哥和妹妹現在也生活在濟南，不過現在他們都已經退休了”。說起當年的生活，張魯新如數家珍：“我的國小是在縣西巷國小，國中是在濟南五中，高中則是濟南一中。”
那時候張魯新家住珍珠泉畔牛頭巷。在他的記憶中，當時的濟南非常乾淨整潔：“大明湖的水清澈見底，冬天滑冰、夏天游泳，是小孩子的樂園。我的游泳技術很好，會跳水就是那時候練的。”
張魯新從小就顯露出科學家的潛質，從國小到大學畢業，在班級里從沒有掉下過前三名，而且功課非常全面，不僅數理化成績突出，包括體育、美術、音樂在內門門皆優：“國中三年級，有一次我考了個全市第一名，十門功課我是10個一百分，包括外語和語文”。高二時張魯新已經自學完了高三的課程，高三時已經開始看大學的教科書了。張魯新說，從第一天上學開始，自己學習從不需要家裡人督促，都是自己安排生活和學習。即使上了大學住宿舍，也是把所有的東西都整理得井井條理，所以後來自己一個人在高原生活，家裡人對他也放心。“可能我確實從小就具備作為科學家需要具備的嚴謹與細心”，張魯新笑言。
當年的老師中，張魯新最感謝兩位：一是初三時的班主任張振聲，一是高中的物理老師許世喧。從兩位老師身上張魯新學到了很多東西，除了書本知識以外，更有很多人生道理，至今他仍在受益：“張振聲老師教我語文，他畢業於濟南師專中文系，只比我大五六歲，當時也就二十一二歲的樣子。張老師的家庭出身不太好，但是他有很深的文學功底，骨子裡有一種浪漫的氣質，這對我影響很大。當時我的語文成績很好，作文都經常得滿分，還在《中國少年報》、《紅領巾》雜誌上發表過好多次豆腐塊。後來我雖然幾十年里都在從事枯燥的科學研究，但是一直還保持著一種追求浪漫的精神和對文學藝術的愛好，就是因為受到張老師的影響；而許世喧老師則培養了我對物理的愛好，許老師很有才氣，但非常高傲，因此得罪了一些人。我由此也引起了警惕，注意更好地尊重別人。”張魯新說，實事求是地講，現在自己的成就已經超過了老師，但是對啟蒙老師還是非常感激和尊敬，他們都是很有才華、有個性的人，在各自的領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從他們的人生道路上自己悟出了很多東西。
和一般的優秀生不一樣，張魯新並不是一門心思地死鑽課本。他喜歡唱歌，曾經考進過山東人民廣播電台的紅領巾合唱團獨唱組，曾經指揮排練《黃河大合唱》，從小他還喜歡看各種“雜”書：“有用的沒用的都愛看，特別是文學藝術的書，當時出版過的小說，包括一些前蘇聯的原版書，比如《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鋼鐵是怎樣練成的》、《毀滅》、《鐵流》……我幾乎都看過。不過現在的中國小說我基本不看了，我感覺現在的小說都很浮躁，作家也似乎急功近利；一些膚淺的休閒雜誌也不太看，我比較喜歡看優秀人物的傳記。”
在最初的想像中，這么多年耐得住孤獨、一個人在高原從事科研的人，應該是一個嚴肅、內向、不善言辭、思想有些傳統保守的人，但是張魯新展現的，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科學家，他非常樂觀、隨和、平易近人，充滿生活情趣，甚至對最新潮最時尚的東西也不陌生，比如他喜歡談鋼琴，喜歡看電影，比如他喜歡部落格，經常瀏覽大熱門徐靜蕾的部落格。“我是一個很熱愛生活的人，和年輕人很談得來。現在我在中科院、蘭州大學和北京交通大學三個地方當老師，在學生中我擁有很多‘冬粉’。”
多年的艱苦工作，家庭一直是堅強的後盾；心態平和，好事記得清，壞事忘得快；一生只做一件事，青藏高原是永遠的眷戀
我們的採訪繞不過一個人，那就是張魯新的夫人李郁芬。對於自己的事業，張魯新一直很謙虛，但是對於幾十年來一直支持自己的妻子，他卻毫不猶豫地用了“偉大”二字：“她是典型的中國傳統的賢妻良母，但同時又很積極上進，自己在事業上也很成功。她的偉大在於，她的追求超出了一般女性所嚮往的平穩安定的家庭生活，毫無怨言地支持著我畢生的工作。在把家庭生活、老人孩子都照顧得很好的同時，還努力學習，從一名郵件分揀工一直考到甘肅省郵電總局總會計師。”
張魯新說，結婚這么多年，可能小事上妻子也抱怨過，但是大事上兩個人從未有過分歧。包括1988年，張魯新一家人在濟南短暫而安定的生活。
當時濟南修建機場遇到難題，邀請張魯新到指揮部工作，幫助解決地質方面的技術問題，他接受了邀請，並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國家重點工程的重大技術問題。省里希望留住張魯新這個難得的技術人才，為他全家解決了戶口，分了房子，還為他的孩子安排了學校。但是一部《西藏的誘惑》的紀錄片再次讓張魯新決心回到青藏高原。雖然又要告別得來不易的安定生活，但是妻子再次毫無怨言地支持了他。這次回鄉之旅的起止，張魯新同樣記得很清楚，1988年12月9日到1990年2月10日。
張魯新說：“雖然當時不會做理論上的分析，但是她知道我一直在尋找一條適合我走的路。她知道我走的路一定會成功，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成功，甚至有可能我們都等不到成功的那一天，但她還是一直支持著我。作為女人，能擁有這種思想境界的不多！”
現在妻子已經退休，在北京生活。青藏鐵路已經通車，張魯新也有了一定的空閒時間，但是夫妻團聚的時間並不多，張魯新還要經常回到青藏高原，鐵路通車後會出現很多新問題需要研究解決。張魯新說：“需要我的時候，我義不容辭會馬上趕來；即使不需要我，我也會時時刻刻關注鐵路的運行。”張魯新今年已經60歲了，但是自己感覺身體還很好，“和45歲的人比起來也不差，再上幾年高原沒問題。”
對於自己的身體，張魯新很自信，健康不僅來源於身體的鍛鍊，還來自於思想的開朗與豁達。張魯新說，自己個性中最大的好處就是“好事記得清，壞事忘得快”，個人待遇不計較，這么多年來從未向任何人提過任何關於個人的要求。“我的身體在同齡人中可以說是很好的，這也是多年高原生活給我的回饋。我也不需要什麼體育鍛鍊，去一次唐古拉山口就相當於跑了一趟高強度的馬拉松。”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張魯新曾經多次說，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鐵路現在已經通車了，這仿佛也只是一條普通的鐵路，但卻是張魯新一生的理想與目標。這條朝聖之路上，還有很多像張魯新這樣的跋涉者。張魯新說：“以青藏鐵路作為畢生夢想的人不只是我一個，現在大家對我的承認，也是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承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