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水發[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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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張明,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5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央軍委二局譯電員、譯電組長,擔負對敵電訊偵察,參加了中央蘇區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後,任陝甘寧省委機要科科長,

基本信息

人物簡介

陝甘寧省軍事部政治部青年科科長。1937年進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畢業後留校任學員隊指導員、大隊組織幹事。1939年任軍委華北戰地工作團隊長,後進入八路軍軍政學院和陝北公學學習。此後歷任軍委總政治部鋤奸部幹事,軍委辦公廳政治處幹事、通信科科長、通信處主任,任葉劍英同志秘書。解放戰爭時期,歷任軍委總參謀部第一局副處長、作戰科科長、作戰處處長,第一局二室副主任,第一局副政委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局副局長兼作戰部辦公室主任。1953年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任中國人民志願軍24軍74師副師長、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回國後任軍委作戰部辦公室主任。1957年畢業於軍事學院高級速成系,後任高等軍事學院戰役教授會教員、戰略教研室教員、副主任,昆明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1955年授予大校軍銜,1964年晉升少將。榮獲三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生平經歷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軍委二局譯電員、譯電組長。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後,任陝甘寧省委機要科科長,陝甘寧省軍事部政治部青年科科長。一九三七年進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畢業後留校任學員隊政治指導員、大隊組織幹事。一九三九年任軍委華北戰地工作團隊長。後進入八路軍軍政學院和陝北公學學習。此後任軍委總政治部鋤奸部幹事,軍委辦公廳政治處幹事、通信科科長、通信處主任,當過時劍英同志的秘書。解放戰爭時期;任軍委總參謀部第一局副處長、作戰科科長、作戰處處長,第一局二室副主任,第一局副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局副局長兼作戰部辦公室主任。一九五全年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二十四軍七十四師副師長、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回國後任軍委作戰部辦公室主任。一九五七年畢業於軍事學院高級速成系,後任高等軍事學院戰役教授會教員、戰略教研室教員、副主任,昆明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昆明軍區司令部顧問。

長征中,那永不消逝的紅色電波

88歲高齡的開國少將張水發是閩西連城人。他一輩子身經百戰,對在軍委二局任譯電組組長的那段經歷終身難忘。

熟悉長征歷史的人都知道,長征途中的“四渡赤水”之戰,毛澤東運籌帷幄,指揮紅軍迂迴穿插,矯若游龍,突破國民黨數十萬大軍圍追堵截,巧渡金沙江,用兵 如神。此戰,是紅軍戰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典範。

但對於情報工作在“四渡赤水”勝利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卻是鮮為人知。據有關回憶文章記載,毛澤東在到達延安後說:“沒有軍委二局,就沒有紅軍長征的勝利。”

閩西籍將軍張水發,時任軍委二局譯電組組長。當年,正是他和戰友們幾十個人憑著繳獲的幾台小功率電報收報機,在長征中一路走,一路聽,一路蒐集敵人的電報,一次次破譯成功,為紅軍反“圍剿”和長征勝利提供了可靠情報……

中央紅軍的電台,有一個發展過程。

在第一次反“圍剿”作戰中,中央紅軍全殲國民黨軍第十八師師部和2個旅,並繳獲了無線電台一部和俘獲10名無線電人員,經過宣傳教育,這10名無線電人員全部加入了紅軍隊伍。

據紅一軍團參謀處處長郭化若建議,毛澤東、朱德批准,1931年1月,紅一方面軍組建了無線電隊,隊長為王諍,政委馮文彬。全隊設無線電台、監護排、運輸排、炊事班,共100多人。就在這一年,14歲的張水發從福建連城老家參軍入伍,由於上過幾年私塾,是部隊中為數不多能夠識文斷字的戰士,當即就被選為譯電員。

1932年底,在中共福建省委工作的張水發被選調到中華蘇維埃國家保衛局通信學校無線電隊學習。結業後,被分配到中革軍委二局任譯電員,很快因業務能力出眾升任譯電組組長。

軍委二局是一個極機密極重要的部門,局長為曾希聖。

曾希聖畢業於黃埔軍校,軍委二局在他的領導下,與國民黨軍展開了沒有硝煙的戰爭——密碼戰,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據統計,從1931年至1933年8月1日, 軍委二局破譯國民黨軍的機密電報累計100多份;到1934年7月,累計破譯敵人密碼本400多本。

張水發剛到軍委二局時被安排給軍委二局電台台長王諍當勤務員。實際上是監視王諍工作。王諍原是國民黨技術人員,被俘後經過教育自願參加紅軍。在“考驗”階段,由張水發負責監視。王諍在工作中表現優異,張水發如實地向上級作了匯報。監視取消了,張水發成了譯電員。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第五次反 “圍剿”失利,被迫離開中央蘇區,向湘西作戰略轉移。

長征途中,張水發任軍委二局譯電組組長,隨第一縱隊行動。

萬里長征,行軍作戰,各部電文往來聯絡頻繁,無線電台必須隨時開機,譯電組工作極為繁重。

中革軍委對二局工作極為重視,第一縱隊司令員葉劍英親自抓這項工作。過湘江後,中革軍委第一、第二縱隊合編為軍委縱隊,劉伯承、陳雲分別任司令員、政委。此後,長征中的情報工作由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和劉伯承共同掌管。

據張水發將軍等長征老同志回憶:周恩來在長征中日夜操勞,行軍作戰,為了發電報、等電報,他常常要從後面趕上來。部隊一停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催促架設電台,與各軍團聯絡。然後是收集情況,開會研究,親自起草電文,等待電報發出。為了發報和收報,常常要等到深夜,往往坐在作戰室的凳子上就睡著了。參謀們常常催他:“周副主席,你先回去睡吧,我們保證發出去就是了。”他說:“你再給王諍打個電話,看電報發出去了沒有。”證實電報發出去了,他才回去睡覺,走前,他強調,什麼時候有來電或回電,必須立刻送去。

有一件事令張水發永遠也難以忘懷。中央紅軍到達貴州後,值班參謀王政柱、蕭明收到一份紅九軍團的回電。見周恩來睡得正香,叫了幾聲沒有回答,就不忍心打擾,直直地站到雞啼(5時許)才把他推醒。周恩來一看電報是凌晨3時來的,當即把兩人狠批一頓:“絕不能因為我周恩來一個人的休息影響軍機大事,你們這樣做,是絕對不允許的!”

張水發了解此事後,要求譯電組全體同志引以為戒,吸取教訓,絕不允許犯類似的錯誤。

四渡赤水期間,軍情如火,局勢險峻,可謂間不容髮。軍委二局在偵察敵情方面,立了大功。長征中掌管紅軍情報工作的劉伯承有個生動的比喻:“玻璃杯里押寶,看得一清二楚。”

軍委二局之所以“看得一清二楚”,就是因為掌握了國民黨軍隊最高機密——通信密碼,架設偵察電台偵聽。

國民黨蔣介石對此一無所知,他們在歷史上,常常低估了共產黨人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力量。即使紅軍內部,當時知悉內情的人,也不多。

1984 年6月,中國新聞出版社編輯出版了《廖公在人間》一書,其中披露:1933年秋,廖承志從上海來到紅四方面軍,帶去了中央給紅四方面軍的指示信和一本敵軍密碼譯法。當年紅四方面軍接待廖承志的傅鍾在上述一書中回憶:“那本密碼破譯法萬分寶貴,敵軍的兵力部署和行動企圖,我們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當一方面軍為了衝破敵人圍追堵截進行四渡赤水戰役時,情況極度緊張,常常難以架設電台,也多虧有了承志同志帶來的破譯法,才得以把我們的偵察電台截獲的敵軍情報,按中革軍委的指示,及時轉了過來。”

偵悉敵情,建立在架設偵察電台偵聽的基礎上。據長征途中搞偵聽工作的鐘夫翔回憶: “搞偵聽的有好幾個台,每台都抓住敵人一兩個軍,什麼時候都聽著它。那時敵人通報用密碼,通話用明碼,有時加點英文。

他們在通話中什麼都談,部隊行動到什麼地方,都互相告訴。這樣,我們起碼可以知道敵人的動向和駐地。另外,當時敵人使用的密碼也比較簡單,很容易破譯。”(穆欣著《隱蔽戰線統帥周恩來》)

偵察電台記錄下敵軍密電後,張水發率領的譯電組人員,即根據密碼破譯法迅速進行破譯。

“四渡赤水”期間,由於軍委二局配合默契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中央紅軍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2001年11月12日,《解放軍報》載文說:“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時,中央負責情報工作的周恩來、劉伯承、葉劍英、李克農和陳賡、曾希聖、王錚,他們對敵情了如指掌。紅軍之所以敢於在雲貴川湘幾個老軍閥防區內穿插往返,如魚得水,就是我們在龍雲、王家烈、劉湘、何鍵的內部安插了我們的人,並且我們破譯了他們的密碼。因此,我們掌握了戰爭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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