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張弓驚 畢業於寶雞文理學院英語言文學專業本科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職研究生學歷
英語言文學學士。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職研究生。現居北京。
曾供職於陝西華商報集團。任該集團所屬的《華商報》(西安)、《新文化報》（長春）、《華商晨報》(瀋陽)新聞中心主任、總編輯助理等職。
2001年主持了廣州日報報業集團《信息時報》（日報）的成功改版，任副社長、常務副總編輯。
2001年下半年到2002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中國社會工作協會《公益時報》總編輯。
2002年5月至2003年9月，任中國中信集團（北京）中信文化體育產業有限公司（中信傳媒集團）報業投資規劃組組長。
2003年至2004年任廈門元通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務副總裁，並任《生活新報》（昆明）執行社長。
2004年到2005年參與創建清華紫光集團紫光傳媒有限公司，任紫光傳媒公司投資委員會副主任。
2005年9月入股內蒙古太陽晨光傳媒有限公司，任總經理兼《內蒙古晨報》執行社長。並與投資夥伴一起參與北京等地多家傳媒項目的投資。
2009年，創建夠優（北京）諮詢有限公司（簡稱夠優機構）。
2013年6月任全國節能宣傳聯盟執行秘書長 。
張弓驚：品牌“公益傳播”概念全球範圍內較早系統闡述者和踐行者，公關傳播、品牌管理和公益事業專家。網舵傳媒（網舵（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簡稱）和夠優機構（夠優（北京）諮詢有限公司簡稱）創始人、總裁/CEO；全國節能宣傳聯盟執行秘書長。
歷任清華大學媒介管理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產業報告2005》（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中國傳媒產業報告2006》（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課題組成員。中國第一本《中國慈善捐贈發展藍皮書（2003-2007）》（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副主編。
自1994年以來，曾任華商報業集團《華商報》（西安）、《新文化報》（長春）、《華商晨報》（瀋陽）新聞中心主任、副總編輯等；廣州日報集團《信息時報》常務副總編輯兼副社長；《生活新報》（昆明）、《山西經濟日報》（太原）、《內蒙古晨報》（呼和浩特）執行社長等職位，這些報紙均為當地主流都市報。曾任《公益時報》總編輯，該報編制發布的中國慈善排行榜在國內影響巨大。豐富的媒體實際工作經驗，使得張先生非常熟悉輿論傳播規律；並在國內主流媒體擁有廣泛的人脈關係。
也有豐富的投資業務經歷。歷任中信文化傳媒公司（中信傳媒集團）報業投資小組組長；清華紫光集團紫光傳媒投資有限公司投資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對於投資和市場的豐富實踐經驗和深刻的思考理解，使得夠優機構在從事行銷傳播策劃時，能夠真正從客戶的需求入手，不事誇張務求實效，贏得了合作客戶的一致好評。
業餘研究致力財經類專欄寫作，是搜狐財經特約評論員、騰訊名博成員、網易財經部落格特邀撰稿人。其在搜狐、網易、騰訊等設立的部落格，點擊量都很大。新浪微博@張弓驚，擁有眾多的冬粉人群。愛好攝影、書法以及戶外活動。
夠優機構
夠優機構 夠優機構是張弓驚在2009年5月12日所創辦的一家公益傳媒機構，夠優機構是一家集於品牌公益傳播、政府宣傳活動、影視娛樂推廣、危機公關處理的公益傳媒機構。夠優機構能夠深刻理解品牌需求，還非常熟悉公益政策，擁有廣泛NGO關係平台，可以在全球媒體進行網路傳播。
夠優機構主張“廣告是風，公關是太陽，公益行銷傳播是春雨”，夠優機構認為“公益是維繫組織和品牌活力的根本原因”。每一個組織和品牌都需要公益的引擎，每一個組織和品牌都有相當的公益性，我們都需要找出組織的公益性並將之提升和豐富。
創業經歷
初入社會
張弓驚畢業之後長期從事傳媒管理和經營工作。曾供職於陝西華商報集團。2001年任中國唯一公益主題報紙《公益時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主管、中國社會工作協會主辦）總編輯；該報是中國慈善排行榜、中國明星慈善榜獨家編制單位。為中國都市報領域有獎新聞熱線、廋型報紙、媒體導入VIS系統等最先嘗試者。
後來張弓驚在工作的期間發現中國的各個事業領域，缺少的就是公益以及公益傳播，於是就開始萌動了創辦“夠優機構”的想法。
創業成功
到2009年，張弓驚成功的創立了致力於品牌品質研究和傳播策劃執行的專業機構：夠優機構。夠優機構對於新媒體生態環境下品牌社會價值和號召力關係的研究，對於中國公益事業體系和政策的熟悉，以及對於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網際網路）傳播規律的把握與掌控能力。5-12友成應急志願者長途演習、德國高端家電品牌德哥電器強行登入、中國最能堅持的公益項目推廣等一系列成功案例的完美執行，使夠優迅速在該領域成長成為一家極具成長性的機構。短時間內，該機構組建了覆蓋全國所有城市的電視、報刊、網際網路戰略合作網路。
媒體採訪
公益是原始碼
（原載《中國商人》雜誌）
記者：有了各種“富豪榜”，也有了“中國慈善排行榜”，我們還需要這樣一個“中國仁富榜”嗎？你們這張榜單和其他的兩個榜單有什麼不一樣？
張弓驚：在中國最先出現的是“富豪榜”，中國財富精英們第一次以群體的姿態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從財不外露到財富英雄，“富豪榜”的一小步，是中國人財富觀念的一大步。但是，僅僅以財富持有的多寡來編制榜單，必然會讓一些市場經濟中的“梟雄”活躍其中；這樣的富豪榜，因為上榜富豪多有落馬而成為“殺豬榜”就不足為怪了。
“中國慈善排行榜”是在中國公益事業飛速發展的情況下應運而生的。如果說，“富豪榜”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公眾對於財富的態度；那么，可以說，“中國慈善排行榜”則有效改變了公眾對於富豪們的印象：讓公眾能夠在被過多渲染的原始積累的“血腥”和鋪張奢靡的生活之外，看到了富豪們富有愛心和責任的另一個側面。
事實上，每年的“財富榜”和“慈善榜”發布一出爐，很多公眾都會把這兩個榜單做比較，看看富豪們的實際資產金額與其慈善支出是否匹配。“中國仁富榜”要做的事情，就是試圖把這種比較規範化，並創造出了一個“仁富指數”的概念。作為一種嘗試，尤其作為第一次，我們的工作還整體上來說比較粗糙；所以，我們希望得到公眾的理解。
記者：相信為了編制這樣的一張“中國仁富榜”你們一定花費了很大的人力和物力。在你們看來，編制這樣一張“中國仁富榜”，主要的意義是什麼？
張弓驚：製作“中國仁富榜”的想法一出來，我們就在業內的專家以及可能上榜的企業家內部進行了小範圍的徵求意見。對我們的思路，大家眾說不一；最後，經過團隊討論，我們還是選擇了做。我們崇尚行動；任何事情，沒有踏踏實實的行動，不去做，坐而論道最終沒有任何意義。團隊十幾個人整整3個月的艱苦勞動；不管結果優劣，我們盡力了，我們不後悔。
編制“中國仁富榜”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個走進富豪慈善家們內心的過程——這是我們開始從事這項工作之前所沒有意識到的。團隊里有以前從事過“中國慈善榜”編制工作的；但是，這一次，是一次全新的工作經歷。將“富豪榜”與“慈善榜”進行比較，讓我們感覺到：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個抽象的數據的排比，而面對的一位位境界高遠的思想者。
左手財富，是他們堅持不懈長期追求的結果；右手公益，也大多不是頭腦發熱一時衝動的作秀。突發橫財的暴發戶只能在財富榜上曇花一現；作秀式的公益活動會將其“仁富指數”降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對於人生的深入思考，讓他們在對於財富的追求和對於社會的回報之間，遊刃有餘並互相促進。將這種思想傳達給公眾，也是我們編制這個榜單的主要意義。
記者：為什麼說“仁富指數”就是富豪基業長青的原始碼？從能夠掌握的資料看，這樣的指數，在世界範圍內尚屬“首創”。你認為，這樣的指數有意義嗎？
張弓驚：任何人做任何事情是需要有源動力的。富豪們攫取第一桶金的時候，源動力可能就簡單到僅僅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但是，當財富積累到一定階段的時候，這樣的源動力絕對不足以支撐他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高強度的工作。“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激水三千里”，他們需要把自己的人生和一些永恆的事情相結合；於是幾乎不約而同地，他們選擇了公益事業。而公益事業，也將他們的人生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境界。
因為工作關係，我們經常會接觸到一些財富精英；我們被他們優越的物質生活炫目的同時（實際上，這些富豪們雖然形式上有優越的物質生活，但是，實際上超強度的工作讓他們難得享受），更對他們超強旺盛的工作精力、以及異常突出的人格魅力所驚訝不已。僅僅是對工作的熱愛終有枯竭的時候；對財富的欲望終有滿足的時候——一個能夠長期保持旺盛戰鬥力的人，必將是一個境界高遠的人。沒有高境界的支持，財富必如曇花一現。
“仁富指數”與其說是我們的首創，不如說，是很多富豪們心中早已有之的一種盤算。洛克菲勒在還沒有成為美國巨富的時候，他每給孩子3塊錢，就要求孩子把其中一塊錢捐出去。正在編制“仁富榜”的過程中，我們驚喜地得知，福建巨富陳發樹，將自己資產的45%拿出來成立基金會，專門用於公益。著名慈善家陳游標也宣布要將自己的資產的90%用於公益。“仁富指數”呼之欲出啊。
記者：“仁富指數”是不是越高越好？如果是，那就意味著一個富豪把自己所有的財富全部捐贈出來才算最好？如果不是，“仁富指數”到底多少合適？
張弓驚：“仁富指數”當然不是越高越好；就像我們不贊成一個人捐贈的越多越好一樣。公益事業不是一場競賽，而是一種境界。一個人在有生之年，要根據自己事業發展的狀況適當從事公益事業。即使離世的時候，也應該對自己的公益事業之外的事業有個妥善的交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公益事業的發展應該形成良性的互動，而不是互相排斥互不兼容。
很多在市場競爭環境中拼殺過來的財富精英，也把市場經濟的爭先恐後的精神帶到了公益領域。從促進公益事業的發展角度來看，這是好事情。但是，與結果導向的市場領域不一樣，公益是不但要把事情做正確，還要用正確的方法去做。公益領域是不容易的；因為是公益，所以會被更多的監督和審視，稍不留神，你可能會發現你已經四面楚歌。
前段時間人們對於曹德旺、陳發樹的質疑，就可以說明這一點。公益是一個全新的領域；能做好企業，不一定能夠做好公益事業。這也就是為什麼 “股神”巴菲特捐出的85%個人財富，要給予比爾·蓋茨夫婦的慈善基金會。簡單的捐款給窮人肯定不是最好的公益方式。做公益基金會是一種科學的方式，但是沒有專業的操作，結果只能事與願違。
記者：注意到“中國仁富榜”標註是“公益捐贈總額”，而不是簡單的“慈善捐贈總額”。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公益”和“慈善”有什麼不一樣嗎？
張弓驚：慈善，英文叫charity，主要是對具體的人而言的。上下之間是“慈”；左右之間是“善”。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直接針對具體的人，包括老少邊窮地區、弱勢群體以及處於急難之中的人，通過捐錢捐物等各種方式，去改善他們的處境，都屬於慈善的範疇。“希望工程”、“母親水窖”、“嫣然天使”等等，應該說，都屬於“慈善項目”。
公益，英文叫philanthropy，不一定針對直接的人；但對整體的人都有好處。比如，環境保護，保護動物，雖然看起來不是針對具體的某個人而做的活動，但是做好了卻能夠讓所有的人受益。現代的“公益”是包括“慈善”在內的。還有一些非盈利機構，他們的項目，不是為了某個特定人群的利益，而是為了人類社會更美好，都屬於公益。
應該看到，我們屬於“慈善”的項目很多；因為這類項目一般比較“煽情”，能夠博得捐贈者的支持，吸引大眾的眼球。這是可以理解的；這也是現代公益的起點。“授人以魚”是典型的慈善；“授人以漁”介乎慈善和公益之間；“徹底改變整個漁業現狀”，則是現代公益的落腳點。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呼喚更多的富豪能夠投身現代公益。
記者：你們這個榜的“財富持有總額”靠譜嗎？“公益捐贈總額”呢？為了保證這兩個數據最大程度的準確和可信，你們採取了哪些實際有效的措施？
張弓驚：我們認真查閱了各種機構在不同時間發布的各種“富豪榜”，發現這些榜單的有些數據差別很大。這些榜單的編制者也反覆說明，在中國，真正“落實”一個富豪的“財富持有總額”是多么的困難。實際上，在和一些富豪們聊天時，他們也在說，真正算清楚他們持有的財富總額，不同的財務工具得出的也不會一樣——除非全部出售，你很難定價。
“公益捐贈總額”可能還相對簡單一些；因為，這些捐贈很多是以現金形式出現的；大多數也是面向社會公開的。但是，這個簡單，也僅僅是相對簡單。捐贈接收機構的不同，捐贈形式的不同，有些機構會很及時地向民政部門報告，有些則不會，如此等等，都加重了我們統計準確的難度。我們只能說，我們盡力向我們能夠聯繫到的各方面核實了，我們希望能夠得出一個準確結論。
向上榜富豪們直接發傳真核實是我們能夠想到的最後一招。但是，對於這一招的結果，我們並不樂觀。因為我們是第一次排榜，很多富豪們對於“中國仁富榜”並不知曉，對於我們的思路還不了解。他們普遍很忙，對於年關鋪天蓋地的各種評獎早已厭倦。所以，對於我們的詢問，大多數置之不理就可以理解了。希望我們能夠做的更好。
記者：無須諱言，富人們的捐贈，有一些是為了沽名釣譽；甚至為了從某方面獲取更大利益的一種交換。作為專業的公益研究者，你們怎么看待這樣的現象？
張弓驚：說富豪們的捐贈是沽名釣譽還是輕的。利益交換；逃稅；甚至說富豪們捐贈是一種“贖罪”等等的都有。說實話，在公益領域深入多年，我們知道這種情況是有的，但絕對是少數。很多公眾在將這一種情況放大。我不同意這种放大。說句可能大多數人不愛聽的話，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們接觸到很多做公益的富豪，他們的境界其實蠻高的。
不管是富豪還是一般人，我們都是人；有人可以儘量試圖做聖人，但是誰也成不了真正的聖人。如果一個富豪做了很多公益的事情；作為受助方，作為倡導公益行為的政府或民間組織，給予他們一些榮譽，這本來是順利成章的事情。如果你連這點都不允許，是不是太苛刻了？至於贖罪，有用公益活動來把自己的“罪過”公之於眾的傻子嗎？
在一次有關公益的論壇上，有位公益組織的領導者，他說：“公益事業可以是名利場。你做企業，想見一些重要人物，很難；但是，你做公益的時候，就很容易。”他說的有道理。一個人境界的提高可以使他的交往圈子發生變化，這是事實；交往圈子的不一樣必然對他的事業產生更好的影響，這本來就是一個良性循環的過程。這樣的名利場，有何不可？
記者：“中國慈善排行榜”有企業捐贈排行；“中國仁富榜”中為什麼沒有設定“企業榜單”？在統計數據時，你們怎么區別企業捐贈和個人捐贈？
張弓驚：從現代企業制度來看，我們的企業，一般都是有限責任公司或者上市公司。有限責任公司一般都是好幾個股東組成的。上市公司更複雜，除過幾個主要投資者，還包括成千上萬的股民股東。捐贈行為，牽扯到資產所有權的變更；而且這種變更與兼併收購不一樣，沒有任何回報。所以，我們認為，企業捐贈應該通過全體股東、至少是大部分股東的同意。否則，可能損害其他投資者的利益；對於上市公司，就會損害股民利益。
我們是說，即使在一些應急情況下，以企業名義的捐贈，也需要通過一定的程式才能完成。當然，要相信其他投資者，在面對比如面對汶川大地震這樣的重大事件的時候，他們也會投下自己的贊成票。當然，我們也歡迎在一些企業起初成立的時候，就在自己的章程里寫清楚“收入的百分之多少用來捐贈，從事公益事業”；也歡迎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的時候，有一些捐贈行為。但是，這不應該是企業的主流；企業最重要的還是為股東創造價值。
所以，我們提倡更多的以股東名義的捐款。即使這個企業是你自己獨資的，如果要捐贈現金，也應該以股東的名義進行捐贈，從事公益事業；而不是直接從企業裡面拿錢捐贈。一起股份持有人將股份捐出，讓這些股份成為公益組織（一般是基金會）的一個長期收入，是一個比較科學的方法。“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生存的需要；個人捐贈才代表個人的一種境界，我們可以把這種境界叫做“仁”。
記者：“財富英雄”的出現在我們的時代是應該鼓勵的；無論如何，在帶動經濟發展中他們的作用無可替代。“仁富指數”排行會否讓這些人灰心於發展？
張弓驚：亞當·斯密有本書叫《道德情操論》。他在書里這樣說：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所以，我們認為：“財富英雄”的出現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但是，這些“財富英雄”如果一味只關注自己的財富的增長，那么，他們的財富也可能遲早會處在危險當中。
所以，我們反覆說，“仁富指數”是富豪基業長青的原始碼。一個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任何一個富豪，都不希望自己苦心經營的事業，在自己身後“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更不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經出現這樣那樣的危機——更重要的是，如果這樣那樣的危機不是應為自己的決策失誤或者管理不善，而是因為外界的動盪不安造成的，那將更讓他們痛苦。
當然，任何一個富豪，對於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都顯得是力不從心的。但是，和一般民眾相比，他們肯定具有更大的“改變世界”的能量。“仁富指數”是否會讓他們灰心於發展？絕對不會；相反，正因為有了更高的“改變世界”的目標，他們的事業將會裝上一個功率無與倫比的發動機。做一個偉大的組織才能成為一個“基業長青”的組織；而成為偉大的第一步就是：給自己設立一個偉大的使命。
記者：既然公益捐贈是個人自願的事情，那么，這么煞有介事推出“仁富指數”排行，是否會形成新一輪“逼捐”？讓那些“仁富指數”比較低的富豪尷尬？
張弓驚：我們反覆說，公益事業不是一場競賽，公益事業不僅要做正確的事情，而且要用正確的方法做。推出“仁富指數”，我們是為了倡導一種“境界”，提醒所有的富豪，在財富積累到一定階段、開始從事公益事業的時候，像對自己“賺錢”事業一樣，對自己的公益事業也應該有一個整體規劃。
“仁富指數”的高低，其實並不重要。有些企業家，正在處於高速成長的階段，他做的公益都比較零碎，所以他的仁富指數不一定非常高。但是，我們相信，一定時候他們會迎頭趕上的。各個富豪所面臨的事業、人生狀況各不一樣。無論如何，我們歡迎企業家將公益當作自己事業的戰略，自己人生的戰略。
讀者有可能對“仁富榜”的排名進行評論；我們也注意到，有一些平時比較著名的富豪，其在“仁富指數”比較低。如果這樣的指數出來，能夠促使他們，對自己未來所要從事的公益事業做一個整體規劃的話，也是我們所樂意看到的。我相信，有這些富豪們有計畫的加盟，公益事業會大發展。
記者：“中國仁富榜”與以往各種“財富榜”、“慈善榜”對上榜人群的年齡、企業等等的標註之外，多了一個“所屬商幫”欄。這樣做，是出於什麼考慮？
張弓驚：學術上有“地域決定論”的觀點。比如說山西，歷史上為什麼會出那么多成功的商人？普遍認為是那裡曾經地窮不養人，很多人只能出門經商。比如商業社會，為靠海的地方，祖輩靠海吃飯，每天出門與不確定激戰，像今天的出門做生意差不多，所以那裡商人就多。我們認為這有一定的道理。
商人的成長離不開環境。這些成長的環境，給他們以後對待財富、對待公益的態度上，必然留下活或多或少的痕跡。比如，我們看到，陳發樹、曹德旺，爭先恐後的要成立基金會，從事戰略性的公益活動。他們都是福建人。實際上，在很多地方，都有富裕後從事公益事業的傳統。
我希望這個傳統成為全體中國富豪的優良傳統。經過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商幫概念越來越強。這些商幫實際上也是“非盈利組織”，屬於公益組織範疇。他們在組織同一的富豪們互相交流、共同提升方面，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的介入，我們認為也一定會推動公益事業的發展。
記者：“中國仁富榜”以及“仁富指數”都是非常新的概念。你們有信心這些概念會像“財富榜”和“慈善榜”一樣被富豪和民眾都接受嗎？
張弓驚：我們倡導的是一個“戰略公益”的概念，即，讓富豪們將從事公益當做自己的事業、自己的人生的一個戰略性抉擇。我們反覆說，因為與其他各類榜單一樣的原因，我們榜單的數據可能有錯有漏，這點也可能成為被攻擊的對象。但是，我們希望榜單上的數據只是一個由頭，重要的是，把我們所倡導的“戰略公益”的觀念傳達出去。
之所叫“戰略公益”，絕對不是富豪捐贈支出的單向過程。“戰略公益”，是為富豪們的人生、事業建造一個能夠實現“基業長青”的引擎。事實上，在和很多富豪們交流過程中，我們知道：這樣的思路，很多富豪實際上已經有了，只不過有些還不是很清晰。我想，“仁富指數”的提出，可能會給他們一些啟發吧。
“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不想基業長青的富豪不是好富豪？”立志成為偉大的公司，才能成為基業長青的公司。對內管理，會讓員工們更有凝聚力；對外，會讓合作夥伴更有信心……對自己，也會讓自己在被疲累所困的時候，找到生命的意義，重新充滿活力和幹勁。實際上很多富豪就是這樣過來的。
記者：“中國仁富榜”會一年一年排下去嗎？接下來會有什麼不同？既然“仁富指數”是世界首創，你們是否有做“世界仁富榜”的打算？
張弓驚：“中國仁富榜”是一個嘗試。這樣的嘗試得失，還需要進一步的評估。我們希望這個嘗試是一個有益的嘗試，既能夠刺激富豪們從事公益的熱情，啟發他們更多的從事“戰略公益”而不是零敲碎打（當然，只要是公益行為，都應該歡迎）；也能夠，客觀上，促進中國公益事業的發展。
我們希望繼續發布“中國仁富榜”。有了這次的嘗試，接下來我們一定會做的更完善。榜單出來後，我們會和一些上榜的富豪聯繫，徵求他們的意見；我們也會廣泛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當然，廣大公眾的意見，對於我們也是非常重要的。對於這些意見的吸收，我們有信心把榜單做的更好。
是否做“世界仁富榜”我們要等候合適的時機。調查核實國內的富豪財富和捐贈情況，已經讓我們團隊精疲力竭。如果要做“世界仁富榜”，可能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當然，如果有相當的合作夥伴的加盟，在做好“中國仁富榜”的基礎上，嘗試“世界仁富榜”也是我們的夢想。
郭美美事件
（原載《中華工商時報》）
張弓驚：獨立學者。中國唯一公益專題類報紙《公益時報》前總編輯。《中國慈善捐贈發展藍皮書2003-2007》（中國社會出版社）副主編。全球品牌公益行銷專業機構夠優機構總裁。
“正是因為確立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市場經濟才得以順利實行。我國要發展公益事業，也必須承認社會財產的存在，並且保證社會財產屬於全社會，乃至全人類，誰也不能無緣無故將之據為己有——包括國家，包括捐贈者自己。
“可以毫無顧忌地說，公益組織是可以經營的，甚至是可以參與市場競爭的。唯一不一樣的是，公益組織不能為經營而經營，經營收益不能用來分紅。僅此而已。而且，我認為，這正是公益組織區別於企業的一個基本點。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信息溝通直接而迅捷，這使得面對社會熱點事件時，民意可以肆意的宣洩。然而，也正是由於充斥於耳目間的信息量過大，於是，一方面是熱點事件頻發，公眾注意力不斷轉移，另一方面，很多熱點晾涼之後仍擱在原地，有多少人還在關注？
雖然“郭美美事件”在一片喧鬧和問責聲中曾被掀到了最高潮，但是也逃不過被晾涼的宿命。這個過程中，有多少人拍著胸口暗自喘息，隨著公眾注意力的轉移而回復心安理得，又有多少人憤怒和譴責發泄完之後，只剩下一片心傷和無力。
不過，儘管心傷，儘管無力，但我們不能選擇遺忘，選擇自我欺瞞，只要我們還有思考的能力，那么，我們將會繼續前行，憑藉一己之力，探尋雖迷茫但終將被歷史撥開霧靄的前路。
所以，這一期的封面主題，我們對話張弓驚，深入淺出地研析中國公益事業目前存在的最大難題，即“承認社會財產的存在”。
中華工商時報：從汶川地震的公益事業井噴，到新近發生的一些公益機構備受質疑。應該說，從沒有哪個時代，公益事業受到這么廣泛的關注。您怎樣看待現狀？
張弓驚：公益事業發展壯大，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汶川地震、
玉樹地震這樣的大災大難，讓這種發展得到集中的展現。計畫經濟時代，政府操辦一切，也做了不少公益性質的事情。但是，就我理解，嚴格意義上講，凡是政府所作的，就不能叫做公益，因為政府收取納稅人的稅收，本身就有維護社會發展平衡的責任。
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個人可以名正言順地擁有資產，並可以通過成立企業組織讓其保值和增值；同時，也因為各種條件的差別導致諸如區域、群體發展的不平衡以及環境問題等突顯。這些問題政府當然責無旁貸，但是因為要對全體民眾負責，從而被要求絕對公平的政府，在很多情況下會顯得力不從心。
這種情況下，公益事業的發展水到渠成。
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多次提到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以及社會管理的問題，乃至民政部日前公布的《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指導綱要（2011－2015年）》的徵求意見稿，內容怎么樣暫且不說，實際上都說明了一個問題——我們國家，從上到下，越來越認識到了公益事業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好現象。
中華工商時報：我國需要大力發展公益事業，這似乎已經成為全社會的一個共識。在這個共識下，有關部門和現存公益組織都在努力。您認為公益事業的發展，存在的問題是什麼？
張弓驚：現實情況下，我國公益事業的發展和壯大，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很多人說是體制問題，公益組織登記不容易。於是，民政部也出台了有關政策，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登記不必另找婆婆，直接到民政部門登記即可。
放開登記，就萬事大吉了嗎？我認為不是，放開登記，最重要的一條其實是：承認社會財產的存在。
什麼是社會財產？我以前做過一個比喻，社會好像一張桌子的三條腿：政府、企業、非企業（社會組織，或者叫公益組織，或者叫NGO或NPO）。政府通過稅收等形式形成國有資產，或者叫全民資產；企業作為典型的私產，以為股東創造價值為目的。在這兩種資產之外，還應該有一種資產，我給其起了一個名字叫：社會財產。
社會財產，顧名思義，就是既不屬於國家，也不屬於企業的資產，屬於全社會、甚至可以說是屬於全人類的資產。這種資產，一般是通過捐贈以及公益組織自身通過各種方式保值增值得來的，只有管理者，即公益組織，而沒有所有者——也就是說，誰也不能無緣無故將它據為己有，包括國家、包括公益組織的管理者。
中華工商時報：您講的這個“社會財產”的概念怎么理解？在您看來，承認“社會財產”的存在，為什麼會顯得特別重要？承認“社會財產”，對於捐贈者和公益組織有什麼好處？
張弓驚：正是因為確立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市場經濟才得以順利實行。否則，你的財產隨時都有可能被國家或者其他機構拿走，誰還會願意去開辦企業創造源源不斷的價值？我國要發展公益事業，也必須承認社會財產的存在，並且保證：社會財產屬於全社會，誰也不能無緣無故將之據為己有——包括國家，包括捐贈者自己。
怎么理解社會財產？比如，比爾·蓋茨的微軟，其資產全部屬於私有財產。他捐贈成立了比爾和梅琳達基金會，那么，這個基金會的財產就屬於社會財產了。蓋茨和他的基金會的管理團隊，有在公益原則下的支配權，但是沒有所有權。這個基金會雖然註冊在美國，美國政府也不能隨便命令他們做什麼，即使美國發生巨大災難也不行。不但不行，一旦私人將財產捐獻出來成立公益組織，政府還應該給予相應的免稅政策。
當然，正因為是社會財產，政府也會出台嚴格的監督管理措施，以保證這筆錢首先支出必須在公益事業方面；其次，誰也不能將其據為己有。這實際上也是為什麼美國富人願意臨終前，將包括股票在內的資產捐贈出來設立基金會的原因——規避遺產稅以及保證基業長青。
中華工商時報：既然“社會財產”屬於社會，誰也不能無緣無故將它拿走。那么，“社會財產”是怎么被管理的呢？社會財產是怎樣實現保值和增值的呢？能用來經營嗎？
張弓驚：規避遺產稅好理解。直接繼承，稅率很高。捐贈出來，就好多了。保證基業長青的原理是這樣的：誰敢保證後代不出個敗家子？可是，一旦成立基金會，敗家子再敗，也不敢將基金會的資產賭博賭掉或者隨便賣掉據為己有。公益組織一般有“尊重捐贈人意願”這一條，所以後代可以作為捐贈者代表管理基金會，但必須保證做正事。否則，法不容情。
前段時間，公益組織能不能經營的問題被討論了很多。實際上，這本身是個偽命題。有人問我，我說：不讓經營，公益組織怎么能夠使資產保值增值、保持可持續發展？難道僅僅靠持續不斷募捐？
可以毫無顧忌地說，公益組織是可以經營的，甚至是可以參與市場競爭的。唯一不一樣的是：公益組織不能為經營而經營，經營收益不能用來分紅。僅此而已。而且，我認為，這正是公益組織區別於企業的一個基本點。
已經有企業家捐獻股份給公益組織了。這樣，公益組織就成為一個持股方——不讓持股方經營，不體現持股者的權利，要股份有什麼意義？當然，公益組織經營，一定不要去做商業冒險（在很多國家，對於公益組織的經營風險是有嚴格規定的）；但是，為了保值增值的經營沒有錯。
中華工商時報：既然是社會財產，捐贈者或者捐贈者的代表不能隨便將他拿走，國家也不能隨便將他拿走，這部分資產只能用於公益事業。那么，曾經有過的捐贈收入被國家安排的情況合理嗎？
張弓驚：包括保值增值，包括品牌的打造，其實都是一種經營。既然是經營，就必須有專業的人才。當然，從事公益行業，必須有高尚的，為公益事業獻身的精神。但是，你不能要求這些高素質的人領取低的不能再低的工資。當年，唐駿做陳發樹基金會的經理人，聲言只要1元年薪。我說：這不是個好榜樣；公益領袖都這樣學，公益事業就死了。
為什麼？公益要發展，公益組織就需要高素質的人才加盟。高素質的人，本身成長成本就很高。一個年薪12萬元的公益組織領導，能夠用1萬塊錢做成的效果，讓一個年薪1.2萬元的公益組織領導，花100萬元也不見得能夠乾的出來。哪個更好？這是顯而易見的。地震來了，大家一窩蜂捐款，可是款捐過來，要把好鋼能夠用在刀刃上，需要人才去做啊。
汶川、玉樹地震，最後國家出台政策讓捐款統一歸財政部門分配，公益組織頗有微詞。我與一些領導交流過，他們說：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他們是看到了公益組織的“人才匱乏”。我不敢苟同這樣的說法，但有一點：政府擁有的專家，肯定比公益組織多。我的問題是：這數百億的捐款，全部給公益組織自己去用，就10%甚至只有5%的管理費，夠嗎？
中華工商時報：民眾對於公益組織管理費以及操作方法的質疑，您認為原因是什麼？怎么才能讓公益組織名正言順地使用其管理費，領導人名正言順領取高工資，從而提高管理水平？
張弓驚：數百億管理費的10%，粗算之下是很多的。但是，抗震救災不是簡單點的發錢，會數數就行。做企業的想一想，做一件事情，我們的管理成本是多少？企業是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家應該比誰都精，他願意高新聘請好的經理人替他打理，就是為了提高效率，花小錢辦大事。公益組織呢？有些組織還信誓旦旦降到5%，我質疑其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
這是明擺著的事情。可是，大多數情況下，民眾不理解，他恨不得自己的捐款全部發到災民或者受捐者手裡去，公益組織不要留下一分錢管理費。擔心民眾不理解，或者公益組織真不理解，就信誓旦旦承諾極低的管理費，這其實是公益組織走向惡性循環的跡象。當然，用捐款去買瑪莎拉蒂或坐公務艙是不行的；適當高薪卻是高效率的保證。
民眾不理解，這本身是可以理解的。怎樣才能讓公眾理解？公益組織應該理直氣壯地站出來，說明公益機構運作的真相。公益組織怎樣才能理直氣壯地站出來？就是要做出真正的公益組織的樣子，真正成為NGO（非政府組織）和NPO（非盈利組織）。當然，這裡面有個國家的政策問題：承認社會財產的存在，讓公益組織有條件真正成為公益組織。
中國的商幫文化
（原載《中國商人》雜誌）
中國商人：戰時拼武力，和平年代拼經濟。商業時代，全球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商幫(商會組織)熱”。在《晉商之死》一書中，作者對以晉商為首的中國十大商幫的沉浮，對今天新興的商幫熱多有批評，你是否贊同作者的觀點？
張弓驚：都已經地球村了，哪裡還有什麼商幫啊？商業從來都是理智的遊戲，不管是同鄉還是同土，競爭是因為利益，合作也是因為利益，這樣才可能長久。否則，因為鄉情或者其他什麼因素或分或合，可以是一時的，很少能夠一世。這種類似“計畫經濟”的產物，遲早要垮台。聰明人可以一時用民族感情來“宣傳”，但是自己信以為真並且倚靠這種東西，那是掩耳盜鈴。
我不否認把出於同一地域的人，因為自然條件和人文傳統等等導致處事性格有些類似的商人說成“晉商”、“浙商”等等幫派；但是，這只是外人對他們籠統的觀感。當然，在他們內部，因為有唇亡齒寒的考慮，互相幫扶、互相激勵，都是有可能的，但是絕對不會構成幫派那樣的聯盟。事實也證明了，僅僅因為同鄉同土考慮而聯盟起來，不是商業，而是政治或者其他。
正常來看，如今的商幫熱是政府機構為了拉近與商業從業者的關係，而推動起來的一個名詞。在北京創業的山西人，你說屬於晉商還是京商？在上海創業的浙江人，你說屬於浙商還是滬商？……什麼時候，商人互相攀老鄉抱團取暖，那一定是經濟危機了，或者環境惡劣實在不得已。
商人就是商人，新舊都一樣
中國商人：新晉商、新浙商、新魯商等等，全國以“新XX”命名的地域性商幫有很多，而且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認同和支持。《晉商之死》中對這些命名提出質疑，您認為新興商幫是否有必要從命名上跟傳統的商幫作出區分？
張弓驚：單純為了做宣傳，怎么叫都可以。這些名字你不能多想，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約定俗成。當年叫新中國，因為有箇舊中國在那裡，萬惡的舊社會啊。叫新晉商、新浙商、新魯商之類，你不要多想，叫了就叫了啊。商人就是商人，新舊都一樣，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中國的商業思想起步很早，在明清時候實際上已經非常發達，很多中國企業都望塵莫及。
我去山西常家大院，當年他們的生意從武夷山做到恰克圖，員工數萬人。看見人家的管理，沒有電話，沒有電報，沒有ERP，有條不紊。院子裡立的孔子論語“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是典型的企業文化，有力、實用。對比我們很多企業的所謂企業文化，瞎編濫造，還乾巴巴，一點沒有號召力。甚至還有“頂身股”，類似今天的“期權”……這樣的弄法，如果沒有歷史強行阻斷，你難說不會產生中國的洛克菲勒。
我們總拿什麼新晉商、新浙商、新魯商說事，說說就說說吧。關鍵是我認為要真正研究老的晉商、浙商、魯商的成就。商業不是政治，講究實效。金融危機了，發現美國也不是什麼都行。台灣人在研究“中國式管理”，大陸的政府機構，與其搞一些新名詞急功近利，不如好好花點民脂民膏研究研究中國的商業思想。這是中國的財富，也是世界的財富，還能夠真正幫助這些“新X商”們解決他們現實的管理難題，給彼得·德魯克找點中國證據也好啊。
“這樣的人叫商人，是對古今中外全體商人的侮辱。”
中國商人：煤老闆究竟算不算“新晉商”在山西引發過爭議。你認為這種爭論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張弓驚：煤老闆是不是商人都成問題，還需要討論他們是否算“新晉商”嗎？按理，這樣說他們肯定是有委屈的，就像他們全體“被國有”他們有委屈一樣。錯不在他們。我不太了解煤炭行業。關鍵是，這個行業，這些人，之所以有資格從事這個行業，之所以能夠玩轉這個行業，有多少是純生意的成分？有多少是非生意的成分？從我這個局外人掌握的材料看，看不清。
2008年汶川地震，有種行為被罵成“豬”；結果有網友說，“不能這樣，說這種行為是豬，豬還不同意呢”。在中國，很多事情都被異化。荊州的那個駭人聽聞的打撈公司，一沒船隻，二沒員工，就是一空殼公司，還從來沒有交稅和年檢。可是人家就是有本事壟斷當地的撈屍權。有人落水，才臨時找來船工；要1萬5，給船工4000，剩下大部分歸自己。如果這樣的人叫商人，是對古今中外全體商人的侮辱。
當年出問題我們習慣於說由於中國一窮二白。後來出問題習慣於說是由於十年動亂。出問題我們習慣於說由於體制原因。煤老闆之所以名聲不好是因為體制原因。甚至，那個打撈公司的老闆也會說因為體制原因。我看都不是，我們是不是正正經經做生意就一定會垮台？我們是不是不乾傷天害理的事情就活不下去了？活著，哪怕窮些，沒有噩夢的生活，應該多么美好。
等價交換得來的金錢比什麼都乾淨
中國商人：《晉商之死》作者說，像“仁義道德之類每個人都必須具備的價值不再需要被強調了”，這個觀點引起了一些晉商網友的質疑。你認為企業和一些商業組織，應不應該把“仁義道德”之類的東西作為企業精神或者商幫精神的一部分？
張弓驚：我看不出有什麼道德比得上商業道德科學、合理和先進。很多年前在廣州，去商場買顆水果糖，售貨員給我說聲“謝謝”，才幾毛錢的事情，讓剛從內地來的我受寵若驚。廣東人講廣東話，可是如果你說國語，他馬上給你說國語，即使滿是粵味的國語，卻也表示他的真誠。我曾經和一些土著廣東人聊過，他們說“來的都是客嘛”。對於生意人，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潛在客戶。
等價交換讓人真正看到了平等。放棄了等價交換的基礎，空講“仁義禮智信”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教化，是聰明人對傻子的欺騙。《聖經》說，人蓋房子，不要蓋在沙灘上，要蓋在磐石上。在一個充滿特權的社會裡，大力提倡雷鋒精神是一種愚民政策，等價交換得來的金錢比什麼都乾淨。需要說明的是，我不反對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我反對的是拋棄平等基礎空講溫良恭儉讓。
在法治環境不很完善的情況下，商業的逐利本性，讓一些商人總是抵制不住尋求特權的誘惑。利用各種手段主動或被動與政治狼狽為奸，利用手中的資金優勢或某種其它優勢惡意消滅競爭，從而操縱市場形成壟斷利潤……凡此種種，都是在人為製造非等價交換，都是對商業精神的背叛，在我看來，都是在玩火。這絕對不是道德說教，這是商業生存法則。失去安全生產，利潤終將歸零。
你說“打到XX”，就只能代表你自己。
中國商人：《晉商之死》作者提出“打倒晉商”這樣的主張，有人說作者有文革情結。你如何評價這種爭議？
張弓驚：“打到晉商”是個片語，主語缺位，沒法評論。“打到XX”是典型的文革語言，當時“打到XX”的主語很清楚，就是“我們”打到xx；這個“我們”就是指被煽動或被裹挾起來的人民民眾。某個國家的總統，在被美國人抓住處決的前幾年，還很高調的在全國普選“全票”當選總統。這個“我們”相當於這個“全票”。我們應該沒有這個環境了，你說“打到XX”，就只能代表你自己。
既然代表你自己，而且只是嘴裡說說“打到”，過過嘴癮，無所謂。無論如何，我們已經進步了，進步到除過幾個有限的特殊名詞你不能在公眾場合喊叫、在網上發帖、寫文章發表、出書論述“打到”之外，你儘管說，沒有人管你。所以，說說就說說吧。至於誰有爭議，也可以反過來說“打到這個喊打到的人”。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正視、珍視這種進步。哪怕有點慢。
說作者有文革情結，除非作者以為自己在“為民請命”。說真的，中國的文人很多都有這種習慣性想法。“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曾經是多少中國文人的夢想。但是，我要說的是，文人首先是個人，應該首先在人的層面上思考問題，別擴大化。別想著代表誰，一個人，能夠做好自己：說自己真正想說的話，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就已經和聖人差不多了。打到誰？你配嗎！
官商勾結是對商業精神的反動
中國商人：《晉商之死》指出“晉商是黑社會”，我仔細讀過，發現作者說的現象其實在過去的“十大商幫”中都存在。一些網友也不理解，為什麼單單指出“晉商是黑社會”？你如何評價在商業活動中，其實在各個國家各個時代都會出現的“官商合作”以及商幫內外的其它潛規則？
張弓驚：我講個故事。大學時候，我同宿舍的一個好朋友，有一天不知道從哪個旮旯弄來本醫書(我們是英語系的)。天天看，看到腎炎這一章，講腎炎的這個特徵那個特徵，就吃驚地說：啊，弓驚啊，我好像是得了腎炎，怪不得老不舒服。看到了肺炎又覺得自己得了肺炎，不得了。最後看到了帕金森，又說自己是帕金森……結果，一本醫書上的病症，幾乎都得完了。
我們先給黑社會弄一個特徵，然後拿著這個特徵給商幫套，結果發現，特別像，就說這個商幫是黑社會。我說，如果你拿著這個特徵給其他組織套，甚至給世界上一些合法的政黨、合法的政府套，你會發現，他們也很像黑社會。我認為，是不是黑社會關鍵看他是不是有組織的不乾人事盡幹壞事，比如販毒、收保護費等等。偶爾為了生存出點歪招，當然不對，但是不能算是黑社會。
我是反對官商勾結的，前面已經講過，因為官商勾結是對商業精神的反動。但是，在一個官本位的社會，商人在自己的生存空間隨時都會受到擠壓的情況下，做小了不怕，做大了，投靠官僚幾乎成為必然的選擇。潛規則的存在是因為顯規則的失效。完全不投靠，眼下受傷的就是商人；完全投靠，最終受傷的還是商人。如此輪迴，直到商業真正成長壯大為一種精神。
說九毛九是表揚山西商人呢
中國商人：包括節約成本的意識，我接觸的溫商，在成本控制方面做得非常好，而作者在書中說“晉商都是九毛九”。有人認為是在妖魔化晉商，你認為作者是否公正，我們應如何看企業家的成本節約意識？
張弓驚：應該是九毛九就是九毛九，這是山西商人成熟的體現，我認為是表揚晉商呢。明明是九毛九，卻佯裝大度，說讓出去就讓出去，多半不是商人，而且多半都是窮人。為什麼呢？生意，不管是現代生意還是古代生意，都是從一分一厘精打細算中得來的。窮人為什麼窮？就是因為不在乎啊。不在乎一分的人，肯定成千上萬的時候也無法在乎，因為已經晚了。商業就是商業。
看過很多揮金如土的所謂“商人”，實際上不是真正的商人——他的利潤可能不是從純粹的商業交易中得來的。來得容易，去的就快。這樣的人什麼年代、什麼社會都有，但是千萬不要把他們叫做商人。實際上，我們應該鼓勵這些人大手大腳，讓這些人去胡吃海塞吧，讓這些人去瘋狂賭博吧：吐故納新，越快越好；他們一茬茬倒下去，才能顯出勤勞創業者的價值。
真正創業起家的商人，他知道財富的來之不易，他會比窮人更精打細算。有人告訴我，三天兩頭換新潮手機的白領，多半是打工族；公司一開業就在自己辦公室放上高檔茶具的創業者，多半會失敗。我看過許多勤儉節約的千萬富翁，簡單務實的億萬富翁，他們很讓我敬佩。中國人窮怕了，以為富人就應該大手大腳。問題是：很多富二代，我怕他們也這樣想。
對晉商挑釁式的調侃，削弱了這本書的思想性
中國商人：總體而論，你認為《晉商之死》是一本怎樣的書？
張弓驚：《晉商之死》應該是一本探討中國商業精神的書，從書名看應該是這樣，從目錄看也應該是這樣。實際上，這本書也用了大量篇幅探討商業精神。但是，我認為不夠。太多對於晉商挑釁式的調侃，削弱了這本書的思想性。本來可以成為一本對於中國原創商業精神研究的經典，結果走到半路就打住了。沒有辦法，太聰明的人都這樣。
說實在的，對於中國原創商業精神和實踐的挖掘，中國太欠缺了。余世維教授講“中國式管理”，太表面化，近乎一種表演——他是在做演講，演講可不是要演嘛。需要有人真的沉下心來做研究，告訴讀者中國式的管理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興盛，又是怎么衰落的。還原歷史原因的同時，更重要的是，還原那些企業自身的成敗得失的原因，站在真正企業管理的角度。
這方面，電視連續劇走在前面。每當我看這些文人們講的商業故事的時候，總是想起來小時候在陝西老家聽到的故事：兩個老農議論，毛主席在北京天天吃什麼呢？最後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毛主席肯定天天頓頓吃哨子面(關中的一種肉丁滷的麵條)。我並沒有偏激到認為我們老祖宗那點商業經驗有多高明；但是我認為：骨子裡的傳承無法改變。歷史有斷層，人性沒有。
夠優公益
夠優機構發布“夠優公益六原則”引起社會反響
1.你可以高調宣傳的你的公益行為，多高調都沒有關係；但你不可以作假，肆意誇大會讓人認為你是在欺世盜名。
說明：花10萬元做公益，花100萬元做宣傳，這樣的行為應該不應該被譴責？我們認為：只要他這10萬塊錢是真的做了公益了，這就夠了。至於人家花多少錢做宣傳，只要關於公益活動本身不要誇大，就不應該譴責。而且，那100萬元的宣傳，也有帶動其他機構參與公益的效果——這種行為在公益領域叫“倡導”，也算是公益活動的一種。
但是，不要以為你既然做了公益，誇大一點沒有什麼；實際上，你不僅在敗壞公益的風氣，甚至帶敗壞社會的風氣——有時候，公益組織為了得到捐助，也會默許這種行為甚至配合捐贈單位，誇大捐贈的數目等等。這種行為，對於捐贈者，是欺世盜名；對於公益組織，是飲鴆止渴。公益是為了社會的美好，我們這樣做，恰恰是破壞美好。
2.你可以接受別人的感激，卻不可以利用這種感激之情；因為這會玷污純真，將公益變成交易。
說明：有一則美國故事：一個馬戲團來鎮上演出。一位母親帶著孩子在視窗排隊買票。馬戲一張票3美元，可是母親只有5美元。她和孩子商量：孩子，媽媽給你說，我們買一張票，你自己去看，我在門口等你，因為媽媽的錢不夠。孩子哭著鬧著不行。後面排隊的人看見了，就偷偷在母女腳下扔了1美元，然後拍拍母親：大姐，您的錢掉了……母親不相信，但是後面的人言之鑿鑿：是你的，我看見從你的兜里掉出來的……
捐款，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建築物、邀請媒體採訪等等，這都是很好的向捐贈者表達感激的方式。這種感激之情的表達方式可以由受捐方自動提出，或者在受捐方能夠承受的範圍內協商安排，但是不能成為捐贈方大單方面要求。這種要求會將公益行為變成一場交易。公益行為其實不怕交易，“你負責給我捐款，我負責幫你出名”也行，只要你真真實實做公益；怕的是這種交易，玷污了受助方的純真的感激之情。
3.在多么龐大的公益行為背後，都請保持一顆謙卑的心；謙卑會為你的公益行為增色。
說明：任何情況下，受助方都處於弱勢的一方。保持謙卑，讓受助方不僅從物質方面得到幫助；也會讓他們從精神方面被你的氣度感染。高高在上的“施捨”，極容易扭曲受捐者的自尊心。用別人的自卑襯托自己的高尚，實際上是一種殘忍的行為。
4.你可以用公益活動帶動你的商業項目，但一定事先說明規則，事後履行承諾。
說明：公益活動帶動商業項目，商業項目再回報公益活動，這樣會形成一種良性循環。這其實是一種應該鼓勵的模式。但是，關鍵是：你必須事先向參與者說明規則，並且事後一定履行承諾。否則，遲早你會“偷雞不成反蝕把米”。
5.你可以諾而不捐，但一定及時說明原因；試圖矇混過關會讓你悔不當初。
說明：有時候你出於一時衝動答應捐款了，但是時候由於種種原因很難實現承諾。沒關係，這種情況，只要你說明白原因，不管是受捐者，還是社會公眾，大多數是能夠理解你的。但是，你千萬不要試圖矇混過關。特別是網際網路發達的今天，你更要注意。
6.實在無力做公益也不要緊，不是是組織還是個人，請做好本職工作；對於大多數人和組織，做好本職就是最大的公益。
說明：做公益不要衝動，不要打腫臉充胖子。不管是作為組織還是個人，只要你不做惡，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就是最大的公益。要么你專職從事公益，要么在做好本職的情況下從事力所能及的公益；否則，荒廢本職做公益其實是捨本逐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