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弗里德里希·列斯納(Fr-iedrich Lessner,1825—1910)，十九世紀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馬克思恩格斯的親密戰友和忠實助手。共產主義者同盟成員,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 列斯納以崇高的自我犧牲精神,為革命事業獻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整個生命。出生於魏瑪附近的一個小鎮。14歲做學徒，做過多種工作，1846年參加漢堡工人教育協會，接受了魏特林的思想，1847年到倫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馬克思的忠實擁護者和學生，1848年革命失敗後，到美因茲工作，後在紐倫堡被捕，1856年才出獄，1864年當選為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投入了反對蒲魯東和巴枯寧的鬥爭，後支持恩格斯創建第二國際的計畫，並參加了該項工作。
人物生平
1825年2月27日,列斯納出生在德國魏瑪南面不遠一個名叫勃蘭肯海恩的小地方。他的父親是一名下級軍官，在列斯納年幼的時候就死去了。列斯納的繼父為人暴虐，對他很嚴厲。因此列斯納的母親不得不把他送到鄉下一個遠親家裡寄養。列斯納在那裡度過了自己的童年。
由於經濟原因和家庭糾紛，列斯納只斷斷續續念了幾年書，14歲就到魏瑪去當裁縫學徒。4年學徒期滿後，列斯納成為一名裁縫幫工，依照德國手工工匠的傳統，開始遊歷各地尋找工作。當時德國的手工業已經受到大工業生產的排擠，動盪不定，而且還存在著嚴重的行會習氣，尋找工作比較困難。列斯納走遍了耶拿、布勒斯勞、柏林、梅克倫堡等地，只能偶爾得到臨時性工作。他在到達漢堡以後，才在一家成衣作坊找到了固定工作，在這裡住了將近3年。
列斯納在遊歷中親身的困苦經歷和對各地勞動人民貧困生活的廣泛了解，使他對現實生活產生了許多疑問。這對他後來走上革命道路是有幫助的。漢堡時期是列斯納一生中的第一個重要轉折點。1846年底,他在這裡參加了漢堡工人教育協會，接受了威廉·魏特林的平均共產主義思想,開始積極投入工人運動。
漢堡工人教育協會是正義者同盟盟員、細木工瑪爾田斯於1845年1月創立的。協會的大部分成員是手工工人，正義者同盟盟員。由於這個原因，協會受到當時在正義者同盟內部流行一時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蒲魯東主義和魏特林主義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魏特林主義。列斯納曾經回憶說:“在工人教育協會中大家都認為威廉·魏特林是了不起的。他成了我們崇拜的對象。”協會活動的內容主要是討論什麼是貴族政治、民主制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反映了“極其模糊，極不明確”的革命思想。
漢堡工人教育協會和魏特林的思想給列斯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漢堡工人教育協會中的討論和魏特林著的《和諧與自由的保證》一書引起了我的觀點革命化，大大地擴展了我的眼界，這是對我政治上發展起決定作用的一個時期。”從此以後,列斯納懷著為人類解放事業而奮鬥的決心走上了新的征途。1847年4月是列斯納到魏瑪服兵役的期限。但是他決心同大陸上一切往事訣別，不顧政府當局的追究，毅然離開德國，登上一艘去英國的輪船。列斯納曾經自豪地說:“我從專制政體的士兵變成了一名革命的士兵!”
弗里德里希·列斯納4月初,列斯納帶著瑪爾田斯的介紹信抵達倫敦。他受到倫敦工人教育協會和正義者同盟盟員的熱情接待,順利地找到了工作,並且成為協會和同盟的成員。列斯納在倫敦只居住了一年多,但這一時期的革命活動卻使他從一個方向不明的熱情的革命者轉變為一個有堅定信念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倫敦時期是列斯納一生中的第二個轉折點,也是最重要的轉折點。
倫敦工人教育協會跟漢堡工人教育協會不同。這裡有正義者同盟的著名領導人和活動家卡爾·沙佩爾、亨利希·鮑威爾和約瑟夫·莫爾。這裡的大多數盟員已經初步認識到魏特林主義、蒲魯東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錯誤，並且表示願意接受馬克思主義。同時，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於1847年春天應正義者同盟領導人的邀請加入了同盟，並且開始了改組同盟的工作。列斯納對他初到英國的情況作了如下的記述：“幾天以後我找到了工作，就開始定期到協會去並且入了會。我還被吸收參加了正義者同盟；當時這個同盟正在改組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倫敦，魏特林的影響顯然小得多，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聲則已居於首位了。”
列斯納在倫敦的革命活動中逐步清除了魏特林的思想影響，接受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列斯納讀到的第一部科學社會主義著作是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部書是使他“最初接受工人運動這一概念的一本書”。1847年夏天召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和同盟拒絕空想社會主義者卡貝移民村計畫的決定都使列斯納受到了劇烈的震動。用列斯納的話來說，這“表明當時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決定性影響之下具有思想的共產主義者駁斥了一切烏托邦的企圖。”
使列斯納的觀點完成徹底轉變的是1847年11月29日到12月8日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進行了10天的熱烈討論，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共產主義原則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列斯納不是代表，沒有參加大會，但是他了解會議的內容,而且期待著討論的結果。從那時起,列斯納成為馬克思、恩格斯的忠實擁護者和學生。1848年初,列斯納為《共產黨宣言》的付印做過工作,並且為此感到驕傲。
列斯納第一次會見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1847年底。這次會見所獲得的深刻印象使他銘記終生。列斯納寫道:“當我看到馬克思的時候，我立刻就感到這位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偉大和巨大優點。我開始深信，在這樣的領袖的領導下工人運動必然會取得勝利。”
1848年革命爆發以後，列斯納已經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堅定擁護者在活動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 “1848—1849年的革命風暴時期,我是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一個為生產資料公有化和為全人類的兄弟合作而熱心奮鬥的戰士度過的。”列斯納堅守崗位,為革命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列斯納在聽到巴黎二月革命和德國三月革命的訊息後十分興奮,迫切要求立即回到德國,投身革命運動。但是,他一時籌不到路費,直到1848年7月才得以成行。留居英國期間,列斯納同其他盟員一道積極參加了憲章運動。他出席了憲章派的所有重大會議,並在4月10日的民眾遊行中走在隊伍的前列。
7月,列斯納到達科倫。因為他曾經拒絕服兵役，在德國不能使用原來的姓名，他設法托人在漢堡弄到一份署名弗里德里希·卡斯滕斯的證件，就用這個名字在德國開展活動。他在科倫工人聯合會和民主協會中十分活躍，並很快就成為科倫工人聯合會委員會的成員，他的名字從1848年11月6日起開始出現在委員會的會議記錄里。1849年初,列斯納被選為工人聯合會新章程起草委員會和聯合財務監察委員會的成員，後來又當選為聯合會一個分部的主席。他還是《新萊茵報》的推銷員和宣傳員,經常在工作時間向工人們朗讀那些令人“感到興奮鼓舞”的文章。
列斯納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要求,在農民中開展工作並取得顯著成績。在馬克思、恩格斯被反動政府驅出普魯士以後，列斯納堅守崗位，繼續在農民中開展工作,並曾為巴登起義隊伍準備武器彈藥。
弗里德里希·列斯納1848年革命失敗後，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德國各地的組織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新形勢下的中心任務是參加各種民眾性的工人組織,把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形成一支統一的革命力量。1850年2月，列斯納遵照馬克思的指示離開科倫到威斯巴登，進行恢復和改組當地同盟組織的工作。他的工作引起當地政府的恐慌。6月18日，列斯納被勒令離開威斯巴登去到美因茲。他在美因茲繼續進行自己的工作。他說:“我在美因茲的任務就是使該地同盟支部的活動重新活躍起來，並且爭取工人為我們的目的進行鬥爭。”
列斯納在美因茲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成效。美因茲的同盟支部又恢復了活動，常常在城裡秘密地張貼和散發傳單。在美因茲還成立了一個工人聯合會。列斯納就是這個聯合會的主席。1850年10月，列斯納作為美因茲的代表出席了共產主義者同盟法蘭克福區域代表大會，並受大會委託以特使身份去紐倫堡；改組當地的同盟支部。1851年6月18日，列斯納在成衣作坊工作時被捕。
列斯納的被捕是普魯士警察當局精心策劃的科倫審判案的一部分。這是普魯士政府迫害共產主義者同盟的一個大陰謀。警察當局為了從列斯納身上找到“罪證”，對他進行了肉體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殘,連續監禁達5年之久。列斯納英勇地經受了這一切，表現了一個共產主義者的高尚情操。他驕傲地說:“我當時年輕而愉快，只意識到我既然是一個無產者,所作所為就應當象一個無產者。”
列斯納被列入科倫審判案的“罪犯名單”。他被控告的罪狀有三條：一是散發唆使“叛國”的著作；二是冒名頂替；三是和共產主義者同盟相勾結，企圖推翻普魯士國家制度。政府當局把列斯納投入美因茲監獄，關進20人一間的牢房，1851年8月又把他轉到單人牢房，加緊對他的監視。8月25日，科倫警察局長舒耳茨親自到美因茲監獄，採用軟硬兼施的手法，企圖迫使列斯納供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活動情況。但是，他遭到了列斯納的嚴詞拒絕，最後只得無可奈何地離開了監獄。
1852年6月28日，列斯納服刑期滿，但就在出獄的前一天，普魯士警察當局把他解往科倫繼續審訊。列斯納在憲兵的押送下戴著沉重的手銬腳鏈徒步行走9天才抵達科倫，途中受盡折磨,兩隻手腕都磨出了血。而當列斯納提出抗議的時候，總不免要遭到一頓毒打。
1852年10月4日,開始了臭名昭著的科倫審判案，審訊一直延續到11月12日。法庭以莫須有的罪名宣判列斯納3年徒刑。他先後被監禁在格勞登茲堡和季爾別爾堡，一直到1856年1月27日才獲釋。無論在嚴厲的審訊期間和痛苦的囚禁中，列斯納都堅貞不屈，始終忠於自己的信念。列斯納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我經受過各種各樣的困苦……但是有這樣一個思想鼓舞和支持我，那就是，我是為正義的事業而受苦的”。
1856年5月，列斯納到達倫敦,開始了新的生活。在倫敦,他和其他革命家一道，根據馬克思的建議認真充實自己的知識。他經常到大學去聽赫胥黎、丁鐸爾、霍夫曼等名教授的講課。
1864年9月28日，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成立。第一國際是比共產主義者同盟更為成熟，更為廣泛的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組織。它的成立標誌著國際工人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列斯納是第一國際的著名活動家之一。根據馬克思的提議，1864年11月1日，列斯納當選為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他在第一國際整個活動時期都是馬克思的忠實助手，在一系列原則問題上堅決擁護馬克思的立場。
在對待英國工聯問題上，列斯納曾經協助馬克思、恩格斯爭取工聯倫敦委員會加入第一國際。他出席了這個委員會1864年12月19日會議，並發言說明同第一國際合作的必要性。列斯納還受總委員會的委託在許多工人會社中進行工作,同工人一起參加了爭取選舉改革的鬥爭。他多次作為總委員會的代表出席選舉改革運動領導機構的會議。
在對待愛爾蘭問題上，列斯納堅決維護馬克思的立場,全力支持愛爾蘭的民族運動。他在總委員會辯論愛爾蘭問題的過程中，多次發言,強調愛爾蘭人爭取民族權利的正義性。他認為,愛爾蘭人有權“起義反對那些把他們從他們的國家排擠出去的人”。
列斯納還積極投入了反對蒲魯東主義和巴枯寧主義的鬥爭。他出席了1867年的洛桑代表大會，1868年的布魯塞爾代表大會、1869年的巴塞爾代表大會和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會。他在洛桑大會上堅持把原則問題列入議程，並在討論所有制問題時駁斥了蒲魯東主義者土地私有的觀點。在布魯塞爾代表大會上，對所有重要問題都發表了意見，堅持將土地所有制問題付諸表決。大會最後通過了廢除土地私有制的決議，沉重地打擊了蒲魯東主義。列斯納反對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和分裂國際的活動。他曾經寫信給巴枯寧告誡他不要在國際內部組織新的黨派。
在巴黎公社期間，列斯納熱情宣傳巴黎公社的偉大創舉，組織聲援公社的活動。公社失敗後,他協助馬克思積極組織流亡社員的救助工作。
第一國際解散以後，列斯納一直在英國進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活動。他注意觀察各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堅決反對一切機會主義。列斯納曾經給《社會民主黨人》報寫文章，批判法國的可能派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某些領導人。列斯納全力支持恩格斯創建第二國際的計畫，後來他還作為代表參加了第二國際的布魯塞爾大會(1891年)和蘇黎世大會(1893年)。
列斯納屬於少數能夠活到二十世紀的第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他曾經懷著悲痛的心情同自己的導師馬克思、恩格斯訣別，並為捍衛他們的事業而繼續戰鬥。他親眼看到了國際工人運動的蓬勃開展，為此感到十分欣慰。他在1891年回顧第一國際布魯塞爾大會以後所發生的變化時說:“近25年來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取得了偉大的成就。我覺得，這些年代所作的一切和為此而蒙受的一切損失都得到了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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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斯納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作為普通的共產主義戰士度過的。他默默無聲地承擔著平凡而又艱巨的工作。只要革命需要,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去做那些瑣碎的工作而從不考慮個人的得失和威望。他的紮實作風和對待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永遠是人們學習的榜樣。 1910年2月1日，列斯納逝世,享年85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