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
“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的概念提出之後，並沒有立刻出現一股對它的研究熱潮，很重要的原因是學者們質疑它的真實存在性 。鄭家昊的博士論文以“論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的興起”為題，在社會治理的意義上對20世紀60年代以來東西方國家發展過程中的政府職能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圖繪了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興起的歷程。以博士論文為基礎修改而成的獨著《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的興起》和發表的論文《社會複雜性條件下政府社會管理職能的引導型定位》、《論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從政府職能出發理解中國道路——兼論中國特色的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等對“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做了進一步研究。
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是在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追趕西方已開發國家、實現經濟騰飛過程中出現的，它既能保證社會的相對獨立與自主，又能較好地發揮政府作為社會總體利益代表者的作用。它的出現體現了亞洲新興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家們的智慧。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在開始致力於實現工業化、市場化時，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已經被封存在歷史之中，同時，凱恩斯主義的局限逐漸顯現，而且這些國家和地區必須在很短的時期內走完已開發國家在幾百年里所走過的路程，所以，政府職能必須充分體現出其主動性和能動性，政府需要站在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的潮頭加以引導 。
特徵
如果在社會治理的意義上對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進行理論描述，可以概括為：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是一種面向後工業社會的、自覺的、旨在通過推動服務型政府建設而引導社會實現科學發展的一種全新的政府職能模式 。因此，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具有三方面特徵：
第一，歷史屬性：面向後工業社會。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雖然在中國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但是尚處於實踐形態的初級階段，需要我們去呵護，而最好的呵護就是對它進行理論描述、引導它自我完善和科學發展。毫無疑問，這種“初級階段”狀態將是開啟我們對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進行理論研究的“星星之火”，不過，“初級階段”的過渡性通常意味著基本特徵未能彰顯。因此，當我們對現有的“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進行描述和分析時，一種狐疑的心情會油然而生。有時，這種對“他者”的狐疑甚至會演變成對自己的質疑，在學術研究中表現為“不自信”。因而，當我們在對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進行研究時，首先需要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尚處於“初級實踐形態”，它的完整面目將會體現在促進中國實現後工業化的進程之中，屆時它將以靈活性和主動性去應對後工業社會所帶來的一切不確定的風險。也就是說，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是屬於後工業社會的，是一種面向後工業社會的政府職能模式。雖然產生於後發展國家解決工業化問題的過程中，但是，它將在解決後工業化進程的課題中逐漸走向成熟，並將最終成為人類在後工業社會的政府職能“典型”模式。
第二，實然特性：自覺而非自然。當前，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的基本特徵尚未完全展現出來，不過，這不妨礙對它的實然特徵的考察。作為一種全新的政府職能模式，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在本質上是一種“自覺”的模式，這區別於保護型和干預型政府職能模式的“自然”屬性。這一結論可以通過對這三種模式的形成過程和實踐特性的比較中獲得證實。首先，就產生的歷程而言，保護型和干預型政府職能模式是一種自然而然地產生，而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則是一種自覺的形成。其次，基於自覺形成的歷程，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具備了區別於保護型和干預型政府職能模式的一些屬性，如：行動主動性、戰略規劃性、智慧監管性和靈活適應性 。
第三，理想追求：推動服務型政府建設。如果從“主體-功能”角度對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和服務型政府建設進行考察，可以發現，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在主體上應當歸屬於服務型政府，是服務型政府的功能體現。因而，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的實踐行為最終都應當落腳在推動服務型政府建設上。尤其是，當作為理念的服務型政府建設迫切需要轉換為具體的建設實踐時，實踐形態的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將是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突破口。因為，就當前的服務型建設實踐而言，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是連線“服務型政府”理念和現實實踐的唯一橋樑。從這個角度上講，服務型政府建設也將因為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的推動而具有現實可操作性和實現的可能性。而且，一旦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將“推動服務型政府建設”作為目標的時候，將有利於克服因其“自覺性”而帶來的主觀性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