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延安時期的中央黨校，在黨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別是毛澤東主辦中央黨校後，其所開創的獨具特色的黨校辦學道路與經驗，在中國共產黨黨校發展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本書即是通過對這一歷史的客觀敘述和系統總結，探討了在毛澤東的親自指導下，中央黨校如何順利完成了保存骨幹、教育骨幹的任務，如何借鑑數千名幹部的集體智慧、完成了各歷史時期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如何實現全黨幹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的團結與統一。
作者簡介：
諶玉梅，女，湖南安化縣人。中共湖南省委黨校、湖南行政學院黨史教研部講師。畢業於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專業，獲法學博士學位。主要從事延安整風與社會主義革命史研究。在《中共黨史研究》、《南華大學學報》等國家級權威刊物和核心刊物發表學術論文10餘篇，並參與《湖南抗戰陣亡將士事略》、《新時期民眾工作方法讀本》等著作的撰寫。
羅平漢，男，湖南安化縣人。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獲得國家人事部等七部委“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主要從事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著有《土地改革運動史》、《農村人民公社史》、《“文革”前夜的中國》、《“大躍進”的發動》、《當代歷史問題札記》一至三集、《中國共產黨農村調查史》、《回看毛澤東》等。
目錄
第一章中央黨校的歷史沿革
一、初創階段的中央黨校
二、初到陝北的中央黨校
三、抗戰前期的中央黨校
四、鄧發任校長前期的中央黨校
第二章毛澤東主持下的中央黨校
一、毛澤東對中央黨校的三次改組
二、中央黨校的組織結構
三、中央黨校的教學改革
四、七大代表在中央黨校
第三章延安整風與中央黨校的地位
一、毛澤東為何要發動延安整風
二、延安整風的醞釀與高層整風
三、毛澤東領導整風運動的“大本營”
第四章改造思想：中央黨校的整頓三風
一、毛澤東號召整頓三風
二、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
三、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
四、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第五章純潔組織：中央黨校的審乾工作
一、審查幹部是一項常規性的工作
二、整風運動中的審乾工作
三、中央黨校的“搶救運動”
四、對中央黨校審乾工作的反思
第六章釐清歷史：中央黨校的路線教育
一、整風前期的路線學習
二、路線教育的深入發展階段
三、“山頭會議”的召開
第七章中央黨校的大生產運動
一、毛澤東號召“自己動手”
二、中央黨校的農業生產
三、中央黨校的工業性生產
四、中央黨校的商業及其他生產
第八章中央黨校的文娛生活
一、平劇的改造
二、秧歌劇的推廣
三、話劇的演出
結束語
附錄
參考資料
書摘
書摘一：毛澤東主辦下的中央黨校
1941年至1943年間，毛澤東曾先後三次對中央黨校進行改組。改組後的中央黨校，不論在辦學目的、方針，還是教學內容、方法等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每次改組，雖伴隨著黨校高層力量的重組，但中央黨校在革命事業中的政治地位卻一步步加強。
（一）第一次改組
毛澤東對中央黨校進行第一次改組，是在1941年底。194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曾下發的《關於辦理黨校的指示》曾明文規定：“為了培養更高級的幹部，各地黨的領導機關須有計畫的儘可能的派送縣級及縣級以上的幹部送中央黨校及馬列學院學習。”按此規定，中央黨校當時主要是辦理縣級班。但到1941年底，由毛澤東最後審查修改的《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對中央黨校的辦學目的作了重大調整。《決定》指出：“中央黨校為培養地委以上及團級以上具有相當獨立工作能力的黨的實際工作幹部及軍隊政治工作幹部的高級與中級學校。”據此決定，中央黨校進行了徹底改組。
中央黨校對黨校教育的目的、學生入校條件、學生來源、班次設定、學生待遇、修業年限、開學時間、學校組織機構等等，都做了詳細規定。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提出了中央黨校校訓“應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
經過改組後的中央黨校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學校辦學目的改為培養黨政高級幹部，縣級班和文化班都取消。其次，健全了學校組織結構，延長了學制。再次，學校班次設定方面由數字編班改為按文化程度編班。由於學員人數大為縮減，主要編為高級班和高級預備班，在此基礎上又為正科、預科。最後，教學方面更注重理論聯繫實際，大大加重了時事問題課程的比重。
（二）第二次改組
當時，中央黨校在課程設定方面，由柯柏年、范文瀾分別主講《西方史》與《中國通史》。但由於這兩門課離實際生活太遠、晦澀難懂，且柯柏年、范文瀾口音嚴重，所以在學員中廣泛引起不滿。鑒於此，也為了更好的推進整風運動，毛澤東在這年2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黨校課程要改造。現在黨校教中國古代史及西方史，離現實太遠。應首先進行反對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教育，總課題為黨的路線，研究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與幹部教育政策、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六大以來》。”最後，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黨校組織及教育方針的新決定》。
此即毛澤東對中央黨校的第二次改組。改組後的中央黨校，與以前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黨校直屬中央書記處並由毛澤東負責政治指導。黨校規格之高，沒有任何哪所學校能比上。其次，成立新的管理委員會，由鄧發、彭真、林彪三人組成。從這時開始，鄧發雖名義上還掛著黨校校長頭銜，但僅負責主持校務會議，實際上已不太起作用。由於林彪並未到校，因此黨校日後的許多日常工作，事實上都是在彭真領導下進行的。再次，黨校在教學內容上廢除了原有課程，只學黨的路線。最後，擴大了學校規模。不僅將軍事學院高級班歸併黨校，還要求延安各機關學校高級幹部(包括高級學習組)以300至400人為限參加黨校學習。其中意義，只為整風。由彭真、陸定一負責出版的《學習報》，就是為了指導黨校整風運動而辦的。
顯然，這次改組就是為了推進中央黨校的整風運動。由此也不難看出，中央黨校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地位與作用。
（三）第三次改組
中央黨校的第三次改組，是1943年3月。當時中共中央為了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決定對中央機構進行調整與精簡。這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推定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並決定他為書記處主席。《決定》規定：“在中央政治局及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與組織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毛澤東任宣傳委員會書記，劉少奇任組織委員會書記。並決定：中央黨校由宣傳委員會管理，由“毛澤東同志兼任校長，彭真同志任副校長”，“在華北華中大批黨政民幹部來延後，中央黨校應開辦第二期。”此即中央黨校的第三次改組。
中央黨校決定開辦第二期，主要是因為1943年1月1日，中共中央曾作出《關於徵調敵後大批幹部來陝甘寧邊區保留培養的決定》。《決定》指出：“估計到敵後形勢與將來的反攻，我們必須有最大的決心抽調一大批幹部來延保留與學習。”當然，將各地幹部納入中央黨校學習，更重要的是為了推進整風、統一全黨。
經此改組後，中央黨校校長由毛澤東親自兼任。毛澤東這一校長職務，一直延續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彭真也由教育長升為副校長，具體貫徹落實毛澤東的整風精神。改組後的另一個重大變化，就是中央黨校開辦了第二期，從而迅速地壯大了學校規模。
書摘二：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
整頓三風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這主要是因為，學風問題“是第一個重要的問題”。當然，這裡的三風整頓也並非截然分開的，只是不同時期各有側重。關於什麼是學風問題，毛澤東指出：“所謂學風，不但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的學風。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主觀主義的毛病。”
（一）中央黨校第一期學風整頓
這裡的第一期，是相對於1943年中央黨校所開辦的第二期而言的。中央黨校的第一期學風整頓，是從1942年4月開始的，至7月初基本結束。總的來看，這一期學風整頓主要經歷了檔案學習、自我檢查與反省、考試三個階段。當時除一些輔導性報告外，學員們主要採取自學的方法。從黨校學員於光漢的《關於自學的方法》一文來看，要求達到“眼到、心到、手到、口到”。
按毛澤東的指示，在學習檔案時黨校領導十分注重學員們對檔案精神與實質的領會。彭真還專門撰寫了《領會二十二個檔案的精神與實質》、《怎樣學習二十二個檔案》等文，發表在《解放日報》。這兩篇文章從為什麼要領會檔案的精神與實質，到怎樣領會檔案的精神與實質，相輔相成。
在領會檔案精神與實質的基礎上，學風整頓進入第二階段，即對照檔案來檢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歷史階段。當時有一個形象的說法，叫做：“自己鑽檔案，又用檔案來鑽自己”。“把檔案中的道理當做尺碼來量一量自己，當做天秤來稱一稱自己，當做鏡子來照一照自己。”這樣，就避免了空對空地泛泛議論。
以學員劉俊秀為例，他就對照檔案對自己進行了詳細的檢查和自我批評。從1926年他“當村農民協會主席以來，思想上有哪種進步，還存在著哪些非無產階級意識？工作上有些什麼成績，又有哪些缺點和錯誤？在執行黨的路線方面正確與否？對於這些問題，他一一認真地作了回顧與反省。”並用幾個月的時間，“寫出了一篇六七萬字的思想總結”。在思想總結中，他指出：“作為一個農民，我能參加革命，加入共產黨，並且一直堅持革命，是經過了反覆思想鬥爭的，正是由於黨的教育、鬥爭的鍛鍊，我才一步一步地闖了過來。可見，革命者必須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只有這樣，才能有堅定的立場、堅強的鬥志，才能在任何險惡的條件下不動搖、不叛變、不投降，才能堅持革命，直到心臟停止跳動為止。”
學員曹里懷，他是毛澤東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的老部下。對照檔案，他也進行了深刻地自我反省，其筆記還選登於《解放日報》。文稱：“我讀了反主觀主義檔案之後，自己作了初步的自我檢討，深覺得自己的主要毛病之一，是在日常工作中解決和處理問題不細心，草率從事，不深刻，不徹底，在工作中遭遇的問題不深思熟慮，不深加調查研究，似乎胸有成竹，單憑經驗，腦子一想，眉頭一皺，萬事大吉，馬上輕易做出肯定結論。其次是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還未除掉，愛面子，接受別人的批評和教育的程度很不夠，總以為自己的東西是對的，別人的總是不對，覺得自己還有點經驗，還有些能力，而事實上經驗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這種主觀主義經驗主義的傾向確是濃厚的存在著。”最後提出：“這種古怪的作風，這些嚴重的缺點，應該在這次整風中和今後的學習工作中，用‘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加以痛改。”
學員梁華，他是1940年底進入中央黨校參加學習的。在整頓學風階段，他對照檔案，寫出了《四川職工運動中的主觀主義》一文。在批評四川工人運動的主觀主義錯誤時，他聯繫自己，對自己的錯誤思想和行為也進行了反省。在寫到1927年重慶“三三一”慘案後，重慶市工會有的人看不到政治形勢的逆轉，不了解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不講鬥爭策略，犯了盲動錯誤時，他就坦率地承認：我就是其中一個。
在這一階段，中央黨校學員還根據季米特洛夫提出的挑選幹部四大標準來衡量檢查自己，並寫出個人思想總結。如郭述申（後任三部主任），他就寫了題為《讀季米特洛夫論幹部四條標準的反省》的總結材料。毛澤東閱後，還於“1942年8月25日親筆批文給予肯定與鼓勵，並對文章中的錯字和標點符號都作了改正。”
曾任一部一支書記的王從吾，也對照檔案，寫下了思想總結。以第一條標準為例，即是否對黨、對工人階級事業無限忠心的問題，王從吾就總結道：“我從1927年入黨到現在15年的鬥爭過程中，除一年半的監獄生活外，一直是在黨的指導下工作。在工作中雖未得到多少成績，自信對於黨、對於工作階級事業的忠心是有的。這表現在參加與領導1927年到1930年濮內滑農民反地主豪紳的鬥爭，立三路線時的地方暴動，九一八前後濮內滑農民的反苛捐雜稅鬥爭，學生反日運動，1932年冀魯豫邊的鹽民大鬥爭，1933年濮滑邊的災民分糧吃大戶，以後參加領導各地組織游擊隊進行收槍分糧等鬥爭，直到1936年被捕，抗戰後從監獄出來參加數年的抗日游擊戰爭，經過了勝利與嚴重失敗，從未為失敗所嚇倒或消極悲觀起來不敢再乾，在嚴重的白色恐怖與異常惡劣的生活條件下，一直堅持下來了。在法庭監獄中雖經過敵人的嚴刑拷打、威逼利誘與非人的監獄生活，從未危害過黨的組織及政治影響，從未表示悲觀動搖、埋怨過黨。”
但是否這樣就意味對黨、對工人階級的事業有了無限忠心呢？非無產階級思想與行動就完全沒有了呢？王從吾指出：“嚴格檢討起來，直到今天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和行動還未完全肅清，無限忠心還未能完全做到。表現在小資產階級的個人思想不斷發作：有時在困難環境下幻想安逸生活，不願天天跑，如立三路線後到1931年初想到城內當一個國小教員來維持生活；有時工作積極性差，如1932年縣委討論濮滑游擊戰，自己無故不到；有時不能虛心接受旁人意見，對在某些方面不如自己的人，就有些看不起人家；對別人進步方面不虛心學習；名譽地位思想還未清除；作工作報告時，有時還不能實事求是，擴大好的或壞的一面；長期不注意學習、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特別在一年半的監獄中沒有好好學習，限制了自己的進步和黨與革命工作的發展。對於黨、對於工人事業，所以還未做到無限忠心”。怎么辦呢？他總結得出：“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徹底肅清一切不正確傾向，只有好好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才能鍛鍊成對黨對工人階級無限忠心的革命戰士。”
總之，在毛澤東的親自指導下，中央黨校的整風在聯繫實際方面是做得比較好的。6月8日，《解放日報》對黨校整風進行報導時指出：“該校整風研究之特點：能在研究檔案中密切聯繫到本身實際工作經驗。因該校同學均為鬥爭經驗豐富之幹部，故無論在討論會中，在筆記中，都能以高度的自我批評精神，根據檔案之精神與實質反省本身工作，最近更根據季米特洛夫同志《論幹部政策與幹部教育政策》之挑選幹部四大標準，逐條反省，此種理論與實際聯繫之精神殊堪效取。又該校對整風研究領導能經常深入了解下層，研究情況及時予以總結。”
到6月22日，中央黨校的第一期學風整頓基本結束。按照“四三”決定的相關規定，中央黨校舉行了一次考試，時間為6月23日至7月4日。學校要求全體學員及參加學習的工作人員，除重病或公務請假不在校外，全部都得參加此次考試。文化程度低不能執筆的學員，採取口授方式，由文化教員代筆。考試期間，除星期天外，一律停止會客，實行封閉式管理。
考試題目經毛澤東修改審定後，下發至全體學員。考題為：“（一）什麼是黨的學風中的教條主義？你所見到的最嚴重的表現有哪些？你自己在學習和工作中曾否犯過教條主義錯誤？如果犯過，表現在哪些方面？已經改正過了多少？今後將如何改正或預防？（二）什麼是黨的學風中的經驗主義？（以下同第一條試題）（三）你聽了或讀了毛澤東同志《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和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以後，你對過去黨內的教育與學習，反省的結果如何？有些什麼意見？對於你自己的學習和工作檢查和結果如何？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學習或工作？（四）你接到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以後，怎樣根據它來檢查並改造或準備改造你的工作？”“考試前，教務處曾令各支部按照季米特洛夫所定‘挑選幹部標準’寫成反省筆記，此項筆記，亦將作為此次考試的成績之一。”
關於此次考試，王從吾完整地保存了他的答題底稿。“在考試底稿中，他聯繫在直南、直魯豫革命鬥爭的實際，分析了‘左’傾路線造成的危害，檢查了自己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思想，並提出在鬥爭中如何克服錯誤思想的意見。”
（二）中央黨校第二期學風整頓
中央黨校的第二期學風整頓，比第一期開展得好。總體來看，這期的整頓三風，不僅持續時間長，討論的問題也更為寬廣。特別是在學風整頓時期，這一特點更為顯著。因黨校一部和三部（原中央研究院）已參加過第一期的學風整頓，所以第二期學風整頓的重心在二部、四部、五部和六部。
黨校二部和四部是1943年春夏之際成立的。1943年8月8日，黨校二部舉行開學典禮時，毛澤東還出席作了重要講話。講話指出，中國共產黨要辦兩件事，要換兩回朝。“第一，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改變為民主主義社會，即新民主主義社會。”“第二，共產黨還要辦一件事，還要換一個朝，就是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社會。”他還說，現在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將來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我們說的兩個革命。我們黨成立二十二年了，經歷了三個革命時期，但還沒有造就好，我們黨還不統一，水平也還低。如果我們的黨更統一了，水平更高了，那末可以斷定，中國革命就不是像今天這個樣子。二十二年的歷史已經過去了，我們要從今天做起。我們辦黨校，就是要使我們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論水平提高一步，使我們黨更加統一。中國的社會經濟情況使得我們黨里有很多的“劇團”，說得粗一點就是有好多“戲班子”。在一個班子裡，不論是唱主角的，唱配角的，跑龍套的，他們都是很親熱的，並且有個原則：我這個班子可以批評你那個班子，但是你那個班子不可以批評我這個班子。這就叫宗派主義。我們黨內有兩種宗派主義，一種是教條主義的宗派主義，搬洋教條，誇誇其談；還有一種是經驗主義的宗派主義。我們在山頭上鬥爭的時間很長了，十年內戰時期共患難，現在又有六年抗戰，這便結成了班子，各個班子的活動是不統一的，而且水平較低。但是我們的任務很艱巨，要進行兩個革命，都要在我們手裡完成。我們要把政治水平和理論水平提高，使我們黨更統一，不結班子，結成一個大黨。每一個人都能夠不怕犧牲，能夠無限忠心，能夠聯繫民眾，能夠獨立工作，能夠遵守紀律，團結一致地堅決地向敵人鬥爭。我們這一輩子就幹這兩個革命。
1944年2月，西北局黨校併入中央黨校後，成為黨校第五部。1944年10月後，原西北局黨校二區學員（指從華北、華東等敵後根據地來的文化程度較高的學員）從五部劃出，成為黨校第六部。儘管這些學員入學有先有後，但無一例外的參加了整頓三風的學習。
1943年7月23日，黨校二部、四部剛成立不久，學校就召開了由二、四部全體學員參加的整風動員大會。彭真在動員報告中指出：“整風是解決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矛盾。要聯繫實際，不聯繫實際，那二十二個檔案就成教條了。聯繫實際，就是聯繫歷史，聯繫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聯繫今天黨內的情況，今天黨內工作實際。如果不能聯繫實際，不聯繫到黨的歷史，不聯繫自己的歷史，不聯繫到黨的政策，以及各方面的情況，這個風就整不好。整風中聯繫歷史實際，一要聯繫個人的歷史，一要聯繫黨的歷史。”“整風學習的方法，就是自我批評，檢討自己，一個人沒有自我批評就不能進步。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把我們身上的缺點毛病提出來，把它改掉，使我們成為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堅強的黨的幹部。要實事求是地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樣才能改造我們的作風，改造我們的思想方法。”
同年8月，毛澤東在二部開學典禮上也指出：“現在大家在一個學校里學習，要有一個一致的意見、統一的思想，要達到一個統一的目的。否則，有人要學經濟學，有人要學哲學，有人想看小說，有人想學外國文，那末，我們的學校就不好辦，也辦不好。我們全黨要統一，學校里的學習和各種活動也要統一，要有一致的意見。今天開學，我主要地來做這樣一個宣傳。”並繼而指出：“在黨校的兩年中，你們要參加整頓三風、審查幹部，學習黨的歷史和馬、恩、列、斯的著作。”“你們參加整風以後，一隻眼睛就亮了；參加審查幹部以後，另一隻眼睛也亮了。兩隻眼睛都亮了，還有什麼革命不可能勝利呢？”
但總體來看，中央黨校的第二期學風整頓是從1943年10月開始的。這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央黨校正處於審乾的高潮階段，因此二、四部學員入校後首先都進行了坦白運動。10月初，才開始整風學習。首先是學習學風檔案，但收穫不大。究其原因，是因為剛經過“搶救運動”的高壓，學員們普遍放不開，不敢大膽說話。因此討論的問題，一般是從檔案到檔案，鑽研條文、詞句的現象普遍存在。
為此，彭真於12月專門去黨校二部談了整風學習的問題。他指出：“沒有充分的民主，整風是學不好的。民主與集中並不是矛盾的，一個問題有不同的意見，能夠展開民主的討論，最後得到一致意見的集中。”進而強調：“有不同的意見可以爭論，如不要他講，我們怎樣了解他的思想？必須經過發揚民主。錯誤的思想只有經過放才能糾正。”
為推動整風學習，彭真還用比喻來說明學風問題的重要性。據二部有關學員回憶：“他用毛驢過河的例子，說明什麼是經驗主義。第一次毛驢馱上鹽過河，到了河中間，他臥在水裡，鹽被水溶化了，減輕了份量。第二次它馱上棉花過河，又臥到水裡，棉花被水浸濕，份量加重了。他又用秀才跳水溝的例子說明什麼是教條主義：一位秀才想跨過一條水溝，就問旁邊的農民。農民說，這很容易，一跳就過來了。秀才按照自己的理解，並起雙腳一跳，掉進水溝了。秀才生氣地質問農民為什麼騙他，農民說，叫你跳，並沒有說並起雙腳。秀才抱怨農民用辭不當，說書本上明明寫著，‘雙足曰跳，單足曰躍’，你如果讓我躍過來，我就不會掉在溝里了。彭真同志批評主觀主義好比橫著竹竿進城門，進不去。”
經彭真的有力倡導和一段時間的醞釀後，學員們的熱情被廣泛調動起來。1944年3月底開始，黨校二部和四部召開了全部性的民主討論大會，後來發展成全校性的活動。此次大會共開了40多天，各部皆有學員參加，經常參加的是二部、四部和一部。大會採取自由報名、自由發言的方式，願講什麼就講什麼，也無須領導審批發言內容，大會也不設記錄。在其影響下，當時剛併入中央黨校的西北局黨校，也於4月初召開了全部討論大會。此後，學校又舉行過多次全部辯論會、全校辯論會。
關於這段歷史，張鼎丞後來回憶：“為了啟發自覺，黨校在整風運動中還認真貫徹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最廣泛地發揚了民主，號召大家打破一切顧慮，暢所欲言，有啥說啥，不管正確與否都可以講。而且允許提出不同的意見，允許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允許對過去的結論作重新的估價。這就使得黨校的整風運動，成為一個十分活躍的民主運動。大家發表的意見，內容十分豐富，有關於個人的思想、工作、歷史方面的情況和意見，有關於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工作方面的情況和意見，也有關於黨的歷史方面的情況和看法。”
如二部十三支，有位學員“在小組會上談了自己對抗日統一戰線的認識，認為‘一切經過抗日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統一戰線’這個口號是對的，在建設抗日民主根據地中是起了作用的。”對此，有同志當即提出嚴厲批駁，“認為這是投降主義的觀點，實質上是向國民黨投降，服從蔣介石，不利於抗日，不利於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設。”圍繞這一問題，後來還召開了支部大會，大家爭相發言。
在這次大會上，有些學員還對中央領導人和某些負責幹部進行指名道姓地提問。如一位學員在發言中提出：“毛澤東同志有沒有主觀主義？”對此，學校並沒有批評，張鼎丞還引導大家：“一看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鬥爭的實踐，二看他有關的文章和講話。通過觀察和比較，是否有主觀主義，自然會得出正確的答案。他號召大家進一步發揚民主，深入學習檔案，分清是非，提高認識，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由此來看，當時的中央黨校確實形成了知無不言、言者無罪的民主氣氛。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也講到：“黨校去年有人說我是官僚主義，這也使我下決心到黨校去多接近一些人。”
為加強對第二期整風學習的領導，1944年6月8日彭真在中央黨校支部書記聯席會上提出：“有的支部的同志由於誇誇其談，大家認為他不正派，就不再擁護他，有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評，反而得到大家擁護。這是值得學習的經驗。黨的領導者作自我批評，不會喪失威信。共產黨是民主集中制的黨，沒有民主不行，沒有集中也不行。我們的口號是：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首先是自我批評。”
同年7月18日、19日，在黨校二部、四部學風整頓行將結束之際，彭真又在全校大會上發表了總結性講話。他指出：“黨校第二部、第四部的大會開了很久，整頓學風階段快結束了，今天就來研究如何結束。”針對大會中暴露出的許多問題，他提出要貫徹毛澤東“治病救人”的方法，“我們要不傷害一個同志，不打擊一個同志。我們要採取民眾路線，大家都站在黨的立場上，以客觀、全面、本質地看問題的觀點與方法來解決問題，來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並指出：“批評自我批評有多種形式，如開大會、小組會、支部會，寫反省日記，出牆報，個別談心等。”
根據上述指示，各部的學風整頓開始轉入批評與自我批評階段。初期，著重於批評別人，特別是各支負責人員所受批評更多。後在學校引導下，各部領導和支委幹部帶頭進行自我批評，才將學風整頓引入自我批評的軌道。
如黨校二部的副主任安子文，就對照檔案進行了嚴格地自我剖析。據《安子文傳略》所載，安子文“不止一次地向幹部和學員介紹自己的革命經歷和工作過程中的缺點和失誤，以便大家能更好地對他進行幫助。”
經此自我檢查與反省後，第二期學風整頓進入總結階段。怎樣進行學風總結呢？當時很多學員要求用第一期整頓學風的方法，即學校出題大家作答的考試方法。但考慮到這樣會把大家限制在一種形式里，故學校決定由每個學員結合自身情況作一篇思想總結。
為幫助大家作好學風總結，黨校二部先後3次召開過全部大會，由反省較好的學員作學風總結髮言並介紹相關經驗。延安中央黨校整風運動編寫組編的《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一集）一書，就收錄了竇尚初、張百春、謝今古3人1944年8月在二部大會上的學風總結髮言。此外，二部還專門出了牆報，登載了十幾篇較好的學風總結草稿。
為執行毛澤東“放下包袱和開動機器”的指示，二部絕大部分學員都作了深刻的自我檢查與反省。在思想總結過程中，“大部分同學都是想了寫，寫了又想，又修改，修改了三五遍的很多，有的修改了13遍。在總結期間，由於用腦子過度，頭痛、失眠、減少飯量，面色發黃，以及舊病復發等現象是相當普遍的。”有位學員在考慮如何總結時，“把劉子久同志的信看了11遍，想學劉子久同志的寫法，但又感到這個辦法很難檢討出自己的全部思想。想來想去，總是拿不定主意，於是拿起毛主席的《<農村調查>序言》來研究，覺得還是由典型著手，由近及遠，較為合適。但怎樣才算典型？自己的典型在那裡？就又考慮起來。首先考慮到他和別人爭論問題時好發脾氣，為什麼發脾氣？發脾氣是一種什麼思想？一連串的‘為什麼’追問下去，最後認為發脾氣是自以為是、以力服人的思想。他就從這一個問題想起，又反覆研究彭副校長關於立場、觀點、方法的報告，總結出自己的全部思想。他的總結曾修改了8次才完成。由於用腦過度，晚間失眠，午睡遺精。”到9月13日止，黨校二部“學風總結已經寫好的有84%，交了卷子的有50%，沒有寫好的，正在埋頭苦幹，繼續想，繼續寫；已經寫好尚未交卷的，是準備重新修改”。
延安時期中央黨校為推動學風總結，1944年9月3日黨校五部副主任強曉初向全部學員作了題為《學風與個人思想總結》的報告。不久，五部還請竇尚初、謝今古兩人作了經驗總結報告。此後，五部展開了學風總結的反省高潮。在學風總結中，五部“有14個同志就坦白地講出自己過去曾經參加黨外派別及封建組織，有3個同志講出自己過去曾向敵人自首，有60個同志講出自己過去在思想上曾發生動搖、悲觀失望想退伍，71個同志講出自己是有家庭觀念，地域觀念，有29個同志講出自己有宗派主義的現象，有42個同志講出曾經貪污腐化，有14個同志講出曾經被捕，還有的講出自己過去入黨的動機不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