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生涯
在自己的國土上流浪----1918 年冬，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統治下的奧匈帝 國與義大利簽署了停戰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在奧地利境內宣告結束。失敗後的絕望情緒籠罩著這個昔日無比輝煌的中歐帝國，處在惡劣條件下的奧地利國民人人自危，一時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在位於第聶伯河畔的下奧州小鎮聖安德烈・沃頓，國小教師瓦爾特・瓦爾德海姆剛剛從義大利前線死裡逃生，卻又不得不開始為他的新生兒的身體擔心。他的兒子庫爾特・約瑟夫出生在這年的12 月21 日，時間恰好是在聖誕節之前四天。他太瘦小了，全家人都發愁他能不能活下來。
庫爾特在國家前途暗淡的氣氛中度過了童年。他家的祖先是捷克人，原姓瓦茲拉維克，“瓦爾德海姆”一姓是父親後來為了便於立足而根據德語改的。祖父是鐵匠，早年經營一家為郵遞馬車安裝馬蹄鐵的小企業，後來由於郵車越來越少，家裡賴以維持生計的支柱不復存在了。父親是祖父11 個子女中的一個，他決定靠自己的力量擺脫貧困。後來，他通過努力做了教師。母親約瑟芬是聖安德烈・沃頓鎮鎮長的女兒，外祖父在當時尚屬富裕農民，但他在戰爭中患上了心臟病而無法再事農桑，於是只得賣掉地產以供生活之需。
由於收入有限，瓦爾德海姆家的生活十分清貧。庫爾特是長子，下有一弟一妹。父親對三個孩子的教育極為重視，為了使孩子們受到最好的教育，他樂於付出一切代價。庫爾特上了離家很遠的克洛斯特新堡文科中學，他每天五點鐘就要起床，乘上45 分鐘的火車去學校，在車上吃一個黃油麵包當做早餐。每天，在上學路上，他都要對著一家糕點店的櫥窗站上好久，默默地注視著裡面的甜食。這情景有一次被父親的一個朋友看到了，於是他得以美美地飽餐了一頓。後來，他回憶說：“我那時簡直是一直在挨餓，同樣，許多奧地利人也很少真正吃飽過。”艱苦的早年生活磨鍊了他的意志，令他受益終生。
20 年代中期以後，國家社會主義分子開始登上政治舞台。1931 年， 12歲的庫爾特第一次聽說有一個叫國家社會主義的組織。這股勢力很快由德國蔓延到奧地利，他們宣傳奧地利應與德國合併成一個國家，並在奧地利政治生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那時，有許多奧地利人希望與德國合併，但庫爾特的父親堅定地擁護國家獨立，成為納粹的堅決反對者。在父親的影響下，庫爾特15 歲的時候便對政治產生了濃厚興趣，小小年紀就樹立了將來做一名外交官的志向。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把自己未來的學習方向確定為語言和法律。
1936 年奧地利重新開始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同年，庫爾特高中畢業，他愛好騎馬，於是就志願加入了奧地利龍騎兵部隊服役，一年以後退役。退役後，他進入被譽為外交官搖籃的維也納外交學院學習，同時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律。
就在他剛剛成年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1938 年3 月12 日德國軍隊開進奧地利，奧地利被希特勒德國吞併。納粹展開了對反對者的大肆搜捕，庫爾特的父親被捕入獄，一家人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庫爾特只得靠課餘為人教授希臘語和拉丁語來補貼家用。 1939 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結束了在維也納外交學院兩年的學習，並參加了候補官員考試。
同年，庫爾特被征入納粹德軍。他被分配到駐上奧州一個師團的第45偵察分隊，這支裝備精良的機械化部隊由騎兵連、腳踏車連和機車連組成，行軍時常常要領先步兵部隊四十公里，負責探測敵軍方位，有時甚至要把敵軍火力引向自己。在這種危險的情況下，沒有人知道自己能否看到明天早上的太陽，開小差者不計其數。
1941 年春，就在德軍進攻蘇聯之前不久，這支部隊開赴東部前線。在1941年冬天的一次戰役中，庫爾特被榴彈碎片擊中了腳部。由於部隊被敵軍圍困了好多天，他的傷口感染了。後來，給他做手術的醫生說：“小伙子，再耽誤一天你的腳就保不住了。”他只得被遣返回家。
父親已獲得了自由，但仍不時受到秘密警察的傳喚與審訊。為了避免再受打擾，瓦爾德海姆舉家遷往維也納邊上的巴登。幾個月後，庫爾特的傷好了，但他被醫生鑑定為不宜再上前線。他便提出了休假學習的申請，申請出乎意料地被批准了，於是他於1942 年重進維也納大學繼續未竟學業，師從在世界上享有很高聲譽的國際法學家阿爾費雷德・菲爾德勞斯・德勞斯貝爾格教授。他的博士論文被教授定為《康斯坦丁・弗蘭茨的帝國思想分析》，康斯坦丁・弗蘭茨是德國俾斯麥時期的外交家和政治學家，為了撰寫論文，庫爾特成了維也納大學圖書館的常客，他閱讀了弗蘭茨的大量著作，終於出色地完成了論文。教授給他發來了賀電：“論文通過了，祝賀你！” 1944 年他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
學業有成的同時，甜蜜的愛情也結出了豐碩的果實。1944 年8 月，他與伊莉莎白・里切爾（愛稱茜茜）結合，這是這段時期令他感到最幸福的事情了。伊莉莎白的祖上有許多人擔任過奧匈帝國官員，其父也曾在一戰中任軍官，帝國崩潰後一直在私營經濟領域做事。兩人於一年前相識於維也納大學，伊莉莎白也在那裡學習法律。庫爾特和茜茜這對新婚夫婦決定去做蜜月旅行，不料，火車還未駛出維也納就響起了防空警報，鐵路停運了，於是他們就在擁擠的防空洞中度過了新婚之夜。 1945 年，長女麗澤洛特出世，庫爾特默默地為她祈禱，但願新生的一代不再經受戰爭的摧殘。
學習假期滿之後，庫爾特再次被召歸隊，戰爭結束前他駐紮在義大利的的里雅斯特。德軍在義大利投降時，他費盡周折逃脫了被俘的命運，重歸故土與妻子團聚。處在戰爭尾聲的奧地利，滿目瘡痍，食品緊缺。庫爾特一家三口決定回巴登與父母親一起生活。這真是一次難忘的旅行：他們乘上了一列人與貨物、家禽和小動物混雜的悶罐子車，茜茜得了流感躺在稻草上，庫爾特靠在蘋果箱上，麗澤洛特不停地啼哭，他們成了在自己的國土上流浪的難民。當他們最終到達巴登時，與父母重逢的喜悅很快又被寒冬即臨而房壞窗破的現狀沖淡了。然而可怕的戰爭畢竟結束了，眼前出現了未來的曙光。
走上仕途
與奧地利祖國一道向前---由於在外交學院的知識積累，瓦爾德海姆毫不費力地 通過了外交部的人員考試。1945 年11 月他接到外交部通知，他被錄取了。這是一個他夢寐以求而且自信能夠勝任的理想職位，因為他擁有一名成功的外交官所需要的一切條件：法學博士學位，外交學院的畢業證書和多門外國語知識。於是，這位已經做了父親的26 歲年輕人躇躊滿志地踏進了外交部的大門，並由此步入了政壇。在做了幾個月的下屬工作之後，瓦爾德海姆被提拔為外交部長卡爾・格魯伯的秘書。第一次被派往國外是在1948 年，他去奧地利駐巴黎大使館做了一秘，這對他來說是一次很好的職業學習機會。在資金緊張，人員短缺的情況下，使館每個人都要承擔一系列的繁重工作。身為一秘的瓦爾德海姆常常要在大使不在時行使代辦的職權，這也進一步豐富了他的職業經驗。 1951年，他奉召返回維也納之後不久，年紀輕輕的他就被任命為外交部人事部門領導，這項工作責任重大，吃力不討好，但卻是外交部的一個要職。
此時的奧地利，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馬歇爾計畫正在發揮效應，經濟開始復甦，人們對未來重又充滿了信心。只是，奧地利仍在同盟國占領之下，同英法美蘇四國之間關於簽定條約的談判已進行數年而無結果。
1953 年，同盟國外交部長會議在柏林召開，奧地利代表第一次以平等夥伴的身份參加會議，東西方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緩和。但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仍堅持要在德國問題解決之後，再考慮奧地利問題。 1954 年，聯邦德國在西歐聯盟規定的條件下加入了北約，即西方軍事聯盟，國際形勢發生了根本改變，莫洛托夫認為繼續拖延奧地利問題已無必要。新上台的赫魯雪夫更進一步加速了問題的解決。奧地利與同盟國之間就簽定條約的前提達成了一致：在條約簽定和同盟國軍隊撤離後，奧地利應當像瑞士那樣保持永久中立。中立政策意味著一方面不參加任何軍事聯盟，另一方面不允許任何外國軍隊進入本國境內。瓦爾德海姆參加了起草奧地利永久中立國家條約的談判工作。
終於， 1955 年5 月15 日，奧地利迎來了偉大的歷史時刻，外交部長哈洛德・菲格爾代表奧地利與同盟國簽署了《重建獨立和民主的奧地利國家條約》，條約於1955 年7 月27 日生效。同年10 月25 日，最後一名同盟國士兵撤離了奧地利被占領區，這標誌著奧地利最終脫離了同盟國的控制走向獨立。不久，國民議會通過了永久中立法，宣布不參加任何軍事同盟，不允許在其領土上設立外國軍事基地。條約的簽定和中立政策的確立揭開了奧地利歷史上新的一頁，國內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都獲得了可靠的保證。
隨著奧地利向新的歷史時期邁進，瓦爾德海姆在仕途上也迎來了令他欣喜的重大轉折。 1955 年7 月，他被任命為奧地利常駐聯合國觀察員。幾個月後，奧地利被接納為聯合國成員國。 12 月，瓦爾德海姆率領奧地利代表團在各成員國代表的掌聲之中入坐聯合國全體會議大廳，這一情景令他感動不已，永久難忘。 1956 年至1960 年，他出任駐加拿大大使，同時負有提高奧地利代表團在一年一度的聯合國大會中地位的使命。 1960 年到1964年間，他重返維也納，先任奧地利外交部西方政治司司長，後改任政務室主任。 1964 年，他再次回到紐約，擔任奧地利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直至1968年。
80 年代，外交官的作用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二戰後出現的新情況向他們提出了新的挑戰，要求他們不但要有政治才能，而且必須對海底和太空的和平利用等諸多發展迅速的技術問題有所涉獵。同時，發展迅速的傳媒業對世界輿論的影響越來越大，這又要求他們擁有超越職業領域的廣泛經驗，公開亮相和處理實務的嫻熟技巧。瓦爾德海姆的博學和靈活使他在擔任奧地利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期間被選為聯合國和平利用太空委員會主席，後來還當選為設在維也納的國際原子能機構安全委員會主席。在工作之餘，他閱讀了大量的專業書籍和資料，以便對有關問題做進一步的了解和研究。1968 年1 月初的一天，身為聯合國和平利用太空委員會主席的瓦爾德海姆正在宴請委員會的成員之時，人民黨主席、奧地利總理約瑟夫・克勞斯給他打來了電話。總理向他提供了外交部長的職位，經過短暫的考慮，他接受了這一職位。他當時認為，自己肯定是到達仕途的頂點了，殊不知這僅僅是一個中間站。
外長生涯
走出南蒂羅爾問題的死胡同1968 年1 月19 日，瓦爾德海姆宣誓就任外交部長。幾個月後，他就不得不面對一次嚴峻的考驗了。1968 年8 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政府推行“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政策，這一政策招致了蘇聯領導人和東歐集團部分領導人的反對，於是，華沙條約集團的軍隊進駐了捷克斯洛伐克。由於捷克斯洛伐克是奧地利的北方鄰國，因而這一軍事行動在奧地利引起了極大反響，公眾輿論倒向了杜布切克政府一邊，反對蘇聯的介入，中立政策與“思想自由”之間的矛盾一時無法調和。奧地利政府只得謹慎從事，在公眾輿論壓力和遵守中立政策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在艱難的處境下，瓦爾德海姆的努力有效地維持了這兩者之間的平衡。當蘇聯飛機侵犯奧地利領空時，瓦爾德海姆提出抗議，蘇聯駐維也納大使不得不表示了歉意。
在瓦爾德海姆擔任外交部長期間，最迫在眉睫的任務是解決困擾意、奧兩國多年，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南蒂羅爾問題。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擁有25 萬居民的南蒂羅爾被協約國判給了義大利。奧地利提出的歸還南蒂羅爾的請求在1945 年遭到了同盟國的反對。 1960 年，當時的奧地利外長克賴斯基將這一問題提交聯合國處理。聯合國大會作出決議，決定通過談判作出令雙方滿意的解決。這一決議的通過使得南蒂羅爾問題國際化了。
瓦爾德海姆任外長後，決定進行新的嘗試，將這一問題從死胡同中拉出來。經過認真細緻的談判，他與義大利外長阿爾多・莫羅共同起草了一份協定，協定中承認了南蒂羅爾自治並規劃了具體的操作日程。儘管在實際運行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難，但瓦爾德海姆取得的成果是不可否認的，他不僅保證了南蒂羅爾地區德語居民的生存狀況，更促進了意、奧兩國關係的正常化。
此外，任外長期間，瓦爾德海姆在宣揚奧地利的中立立場上也功不可沒，他通過靈活運用外交手腕，使蘇聯對奧地利與聯邦德國在政治和經濟上走得太近的疑慮一掃而光，並促成了由蘇聯創議的歐洲安全會議在維也納召開，還陪同總統弗蘭茨・約納斯訪問了莫斯科。
1970 年4 月的國民議會大選之後，人民黨失去了多數地位，社會民主黨上台執政。未獲絕對多數的社民黨主席布魯諾・克賴斯基在與人民黨聯合失敗後，組成了社民黨少數政府並出任總理。克賴斯基政府向瓦爾德海姆提供了兩個十分誘人的職位：駐倫敦或莫斯科大使，並表示，如果他願意，可以重返紐約乾他的老本行。聯合國的政治舞台對瓦爾德海姆太有吸引力了，他也相信自己具有乾好這一工作的能力。他認為，像奧地利這樣的小國只有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而不是將其活動僅限於雙邊關係的範圍之內，方能在世界組織中贏得更好的機會。於是，他重返紐約，再次出任奧地利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在接受了紐約的外交使命之後，一段時間裡他仍對國內政治有所涉獵。1971 年是奧地利的總統選舉之年。這年秋天，瓦爾德海姆被人民黨推舉為總統候選人，參加角逐。作出參加選舉的決定對他來說並不輕鬆，因為競爭對手是他任外長時經常陪同出訪的現任總統弗蘭茲・約納斯，他對約納斯評價甚高。瓦爾德海姆不屬於任何政黨，因而立場超然，為奧地利國民所敬仰。
但此次他卻戰績不佳，敗在了作為社民黨候選人的約納斯手上。即便在失敗的情況下，瓦爾德海姆仍不忘讚美對手，這是他的一大美德。約納斯為人的正直與誠懇令他心服口服，多年以後他還一直深深懷念這位總統。
世界管家
競選之爭一樁與生日俱來的好運。當瓦爾法海姆1971 年由維也納回到紐約時 ，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已在任將近十年了。由於健康不佳，他決定不再競選連任。於是，一批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躍躍欲試，要做這個緬甸籍秘書長的接班人。聯合國憲章規定的選舉程式十分複雜。真正的決定權其實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即英國、法國、美國，蘇聯和中國手中，這五個國家所擁有的一票否決權將在選舉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竟選開始時，瓦爾德海姆感覺自己像是“一匹黑馬”，並沒有多大的取勝機會。西方國家對瓦爾德海姆比較支持，蘇聯的態度對他也比較有利，只有中國表示了與此相反的意見，認為此前已有賴伊和哈馬舍爾德兩位歐洲人擔任過聯合國秘書長，因而此次不宜再選歐洲人。兩輪投票過後，只有瓦爾德海姆和芬蘭駐聯合國代表馬克斯・雅克布森有望獲得最後的勝利。此時的情況是，蘇聯堅決反對雅克布森，而瓦爾德海姆要想完成心愿，就必須贏得中國的支持。奧地利政府這時成了瓦爾德海姆強有力的後盾。奧地利駐中國大使漢斯・塔爾貝爾格小心翼翼地向中國政府表示了奧地利希望瓦爾德海姆當選及渴求中國支持的願望，他得體的舉止和謹慎的言語給周恩來總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政府的態度轉變使得選舉形勢轉而有利於瓦爾德海姆，並最終給他帶來了好運。
1971 年12 月21 日，恰恰是在瓦爾德海姆生日的那一天，聯合國安全理事會15 個成員國舉行投票選舉，在11 票贊成、1 票反對、3 票棄權的情況下，舉薦他為聯合國秘書長。當這一切發生時，故事的主人公卻遠離現場，在紐約中心公園悠閒地散步。他一回到奧地利代表團駐地，就從一個喜氣洋洋的年輕同事那裡得知安理會剛剛作出了決定。
1972 年1 月的一個晴朗的早晨，瓦爾德海姆第一次帶著新的使命，步入了紐約那幢容納了聯合國政治和組織心臟的摩天大樓的第三十八層，走廊盡頭的房間正在靜靜等待著他，他將在這裡開始完全嶄新的工作，度過以後長達十年的聯合國秘書長生涯。
重實踐不重理論。聯合國對於瓦爾德海姆來說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他已經在這裡工作多年，知道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那道鴻溝有多深多闊，也知道籠罩在聯合國頭上的那道光環經過過去25 年的運轉已漸漸褪去了迷人的色彩，更知道這個國際組織正被思想的狂熱、民族主義的對抗、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辯論以及經濟和社會問題層層包圍，它常常顯得疲憊乏力、徒勞無功。在接管聯合國工作的時候，瓦爾德海姆的頭腦是清醒的。
老布希那時是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團長，他有一次開玩笑說，應當就瓦爾德海姆的當選向他表示同情，而不是什麼祝賀。這裡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小插曲能夠表現布希的幽默： 1973 年的聖誕節，瓦爾德海姆在堆放聖誕禮物的桌子上發現了一個寫有自己名字的黃色小箱子，箱子裡面是一個袖珍工具盒，裝有各式各樣幹家務用的小工具。最令他吃驚的還是布希附在禮物中的祝語：“聖誕並新年快樂――我希望，這些工具能夠對你解決世界問題有所幫助。”瓦爾德海姆生來不擅長家務活兒，這些工具此後果然在這方面幫了他不少忙。至於解決世界問題，則要靠他自己的不懈努力了。
在上任的最初日子裡，瓦爾德海姆一直在想，如何才能通過自己的個人行為最大程度地為解決世界問題作出貢獻呢？他認為至關重要的應是在履行秘書長職權時，儘可能地與各國維持良好的工作關係。另外，他確信，政治問題不是藉助於政治學理論，而是要通過對話和不倦的尋求利益平衡點方能解決。由此出發，他認為，有必要對聯合國大會乃至安理會的工作方法作些改動，其中首要的一點就是要簡化聯合國日程安排，但他的這些改革構想卻不幸碰了壁。
1972 年慕尼黑舉辦奧運會期間，以色列運動員被謀殺，瓦爾德海姆針對國際恐怖活動的蔓延，提議採取對付措施，但在眾多阿拉伯國家的反對下，反恐怖問題雖年復一年地列在聯合國大會的日程上，卻不見有任何實際行動。直到1977 年，在聯邦德國的提議下，聯合國才就客機被劫持的相應防制措施作出了決議。1983 年，韓國部長在緬甸被謀殺，這才促使聯合國批准了一些國際反恐怖行動的具體措施。
在公眾眼裡，聯合國秘書長面對的是一些沒完沒了、令人頭疼的具體工作。事實上，他的工作領域遠不止於此，還包括經濟、社會政策、文化和人道主義援助等諸多領域的問題。秘書長下屬有近1.4 萬名工作人員，他們來自世界上的159 個國家，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教育背景，這就要求秘書長在處理聯合國事務時，不單要有政治堅定性，還要有外交靈活性、豐富的國際知識和不俗的管理才能。瓦爾德海姆曾在奧地利外交部擔任過人事部門領導和外交部長，因而在這方面積累了一些經驗。為了加強聯合國與各國的聯繫，他認為使聯合國秘書處不斷吸收新鮮血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於是，他通過小心謹慎的說服工作，完成了人員的新陳代謝。
1972 年瓦爾德海姆當選時，正值聯合國陷於財政危機之中不能自拔。為了保證聯合國的支付能力，使之進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把首要目標確定為消除聯合國所欠的6500 萬美元的債務。通過與各國周鏇並嚴格控制和管理聯合國秘書處的工作人員，他成功地緩解了聯合國的債務危機。
瓦爾德海姆當選時，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朝著聯合國這一世界政治舞台邁進的關鍵時刻。1971 年末，聯合國驅逐了台灣的代表，終於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瓦爾德海姆在此前評論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越來越令人不可思議了：一個僅控制了1600 萬人口、位於中國大陸邊緣的島上政府，竟試圖代表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十億中國人講話。關於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問題的爭論已耗費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更令人不能滿意的是，有人就此問題將不現實的陰影投注在聯合國工作之上。”瓦爾德海姆對中國向聯合國邁進時表現出的謹慎務實的態度很有好感，他以極大的興趣關注著事態的發展，並盡力給中國以幫助。當中國政府進入聯合國時，他同意台灣代表全部從聯合國撤出，聯合國出版物從此不再提及台灣。
一件最為得意之作。1973 年10 月開始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對於瓦爾德海姆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自1947 年以來，他的每一個前任都深深感受到，肩膀上阿以衝突這付擔子無比沉重。但真正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還是在埃及總統穆罕默德・安瓦爾・薩達特出人意料地對蘇伊士運河發動進攻之後。突破了以色列人的防線，在美國全力支持下，以色列軍隊發動了反攻，包圍了埃及第三軍團2萬人，當蘇聯迅速準備派出傘兵增援埃及時，人們不禁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在家門口了。可怕的世界戰爭之所以沒有成為現實，其中聯合國的功勞不可埋沒，它在48 小時內以閃電速度向前線派出了一支維和部隊，隔離了雙方的軍隊，撲滅了大戰的火星。這也是令瓦爾德海姆最為得意的一件事情。
黎以危機一場非同尋常的挑戰。中東地區一觸即發的不穩定局勢早已成了聯合國的負擔，先是1973 年的十月之戰，緊接著又是日趨緊張的黎巴嫩局勢。黎巴嫩是一個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們和平共處的國家，但自1975年以來，卻成了上演戰爭悲劇的舞台，1978 年3 月，巴勒斯坦游擊隊襲擊了以色列，有38 名以色列公民不幸喪生。以色列軍隊於14 日夜大舉入侵黎巴嫩，占領了黎巴嫩5300 平方公里的土地。3 月19 日，聯合國安理會在425 號決議中，要求以色列尊重黎巴嫩在國際公認的邊界內的領土完整、主權和政治獨立，並要求以色列軍隊撤離黎巴嫩。同時，安理會還決定組織一支聯合國臨時部隊，由奧地利、荷蘭、伊朗、
法國、加拿大等國組成，負責重建這一地區的和平。這支部隊不僅要與對立雙方打交道，還要對付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武裝民兵組織之間的衝突。在黎巴嫩危機期間，瓦爾德海姆一直與交戰國的國家元首及政府首腦保持著個人聯繫。 1978 年4 月，聯合國維和部隊到達黎巴嫩後，瓦爾德海姆來到了戰爭前線，與黎巴嫩總統薩基斯、巴解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進行了會談。6 月13 日，在聯合國的壓力下，以色列軍隊撤離了黎巴嫩南部。
――“一匹不肯飲水的馬”。自從1964 年聯合國第一次向賽普勒斯派駐維和部隊以來，它就對這裡負 有了特別責任。居住在賽普勒斯島上的希臘族人和土耳其族人之間的衝突無休無止，只有聯合國才有能力為他們架起和解的橋樑。
1960 年獨立的賽普勒斯共和國成立。根據賽普勒斯獨立前分別同英、希、土簽訂的協定，賽普勒斯的獨立由這三國保證。建國後不久，這座錯綜複雜的共和國大廈就開始坍塌了。 1963 年末和1964 年初，國內的希臘族人和土耳其族人之間爆發了戰爭，並牽涉到希臘和土耳其政府。戰爭結果是，土耳其族人離開了中央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民族組織。聯合國安理會作出決定，組建聯合國駐賽普勒斯維和部隊，並賦予它以下使命：阻止戰火復燃。到1972 年瓦爾德海姆接替秘書長職位時，派副秘書長，阿根廷外交家羅貝托・圭爾前往
賽普勒斯。圭爾回來匯報說，情況雖有一些進展，但土耳其族人要求地方自治，希臘族人則擔心國家分裂，這兩者之間的鴻溝還是無法逾越。隨著希臘國內發生軍事政變，希臘政權由軍人政府把持，希土兩族人的矛盾更加尖銳。1972 年1 月，當賽普勒斯共和國總統馬卡里奧斯從捷克斯洛伐克引進武器之後，島上的局勢愈發緊張。聯合國經過長時間的討論與磋商，在3 月決定，將總統的武器送進倉庫保管。1974 年7 月，馬卡里奧斯指責希臘軍事政權企圖陰謀顛覆塞浦路斯政府，並妄想謀殺他本人。7 月15 日，一批主張與希臘合併的軍官發動了反政府軍事政變，馬卡里奧斯政府被推翻了，在希臘軍政權控制賽普勒斯政府後，7 月20 日凌晨，土耳其政府以保護塞浦路斯土族人為名，派軍隊兵分海、空兩路，向賽普勒斯北岸發起了大規模的登入行動，並占領了基里尼亞周圍地區。瓦爾德海姆呼籲交戰雙方立即停火，從島上居民的利益出發，與聯合國維和部隊進行合作。那段時間裡，聯合國無意之中成了賽普勒斯這個“孤兒”的監護人。
十年的時間裡，瓦爾德海姆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努力為解決塞浦路斯問題尋求一條出路，但結果卻令人失望。他不得不承認，到他離任的時候，賽普勒斯的狀況與他開始工作時並沒有什麼兩樣。他只能這樣為自己解釋：“當對立雙方根本不準備和解時，聯合國秘書長的權力不會比理智的聲音影響更大。聯合國是唯一有能力將對立雙方拉向談判桌的機構，但是，人們可以把馬牽引到水邊，卻無法強迫它去喝水。”
――任期內始終面臨的難題。聯合國成立以來，有一百多個國家獲得了獨立，它們加入了聯合國，改變了這個國際組織內部的結構組成和力量對比。1945 年只有4 個獨立的非洲國家，到1970 年已經上升到42個。在瓦爾德海姆任期內，又有9 個非洲國家加入了聯合國，其中包括原為葡萄牙殖民地、 1980 年獲得獨立的辛巴威。80 年代，歐洲國家對非洲的殖民統治已經成為過去。只有在非洲大陸的南端遺留下來了兩個大問題：納米比亞的獨立和南非的種族隔離問題。
1974 年7 月，葡萄牙通過了新憲法，對葡屬非洲殖民地的地位作了修改。應新總統斯皮諾拉將軍的邀請，瓦爾德海姆前來里斯本訪問。他趁此機會與葡萄牙領導人就起草將其殖民地移交給非洲獨立運動的行動計畫問題進行了探討。葡萄牙人表現出了非常合作的態度，他們採納了瓦爾德海姆的建議，就行動計畫達成了一致，承認了所有殖民地的獨立和自決權。1974 年9 月7日，葡萄牙與莫三比克解放組織的代表簽署了協定，規定第二年的6 月份將自主權交還莫三比克。莫三比克新當選總統對瓦爾德海姆在簽署協定方面所作的工作以及他在里斯本為莫三比克爭取到的利益表示十分感謝，瓦爾德海姆則把這一成就歸結為葡萄牙人的合作態度。
在非洲其他的葡屬殖民地，特別是安哥拉，情況就非常難辦了。那裡形成了三個不同的解放運動組織，它們是：得到大多數非洲國家、非洲統一組織和蘇聯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在薩伊、剛果支持下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得到南非及西方支持的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當葡萄牙軍隊開始撤軍的時候，這三個組織之間的關係惡化了，葡萄牙政府不知道該把權力移交給誰。 1975 年1 月，葡萄牙與這三個組織簽定協定，承認他們是安哥拉人民的合法代表，在保持國家不分裂的情況下組成過渡政府並舉行選舉，葡萄牙軍隊將在一年之內撤離。但不久以後，三個解放組織之間便爆發了內戰。1975 年8 月，葡萄牙人告訴瓦爾德海姆，不久前的協定已經失去效用了，他們建議，由聯合國接過對安哥拉的控制權。瓦爾德海姆仔細閱讀
了有關憲法條款後得出結論，沒有聯合國大會及安理會的許可，聯合國不能行使這種權力，而鑒於以前聯合國捲入剛果危機後的教訓，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是不會同意再去作這樣的冒險的。隨後，美國、南非、蘇聯、古巴紛紛捲入安哥拉衝突之中，安哥拉戰亂國際化了。最後，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組織在古巴軍隊幫助和蘇聯支持下接管了政府。
南非的狀況仍然沒有什麼改觀，這裡仍是強大、富裕、頑固的白人少數派的統治堡壘。瓦爾德海姆當選秘書長時，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已對此問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由於西方大國不準備直接採取強更手段，因而對南非當權者沒有產生絲毫影響，種族隔離狀況似乎已經成了一個無法解決的痼疾。聯合國認為，解決這一問題唯一可行的辦法便是：向比勒陀利亞施加壓力，1973 年初，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壓制和懲處種族隔離犯罪的國際公約，1974 年，聯合國又採取了一項頗有爭議的措施，在公證委員會的幫助下將南非排除在聯合國大會之外，1977 年，安理會召集了一次反種族隔離世界大會，決定對南非實行強制性武器禁運， 1981 年，在瓦爾德海姆的任期接近尾聲時，聯合國大會又將這一年定為制裁南非國際行動年。所有這些行動和措施雖然沒有在反對種族隔離之戰中產生任何實際效用，但聯合國日積月累的不懈努力已使得國際社會將注意力逐漸轉到了這一問題上。
有一段時間，瓦爾德海姆與納米比亞問題的聯繫十分密切。儘管1966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撤銷了南非的席位，但納米比亞仍被南非占領。 1972 年3 月，瓦爾德海姆訪問了南非。南非總理約翰・福斯特表示：“如果聯合國秘書長是為探討黑人自治的問題而來，那么他能夠找到談話夥伴，因為這符合我們的政策。但如果他來當南非統一組織中激進分子的傳聲筒，那么這無疑是浪費時間。”南非政府的這種態度明顯預示著，會談將不會有結果。瓦爾德海姆還不顧自身安危，秘密來到了納米比亞首都溫得和克，下塌一家不知名的小旅館，在飛機場的一間候機室里與20 多個部族的代表進行了會談。他們中有不少人是從邊遠地區專程趕來拜會聯合國秘書長的，其態度之誠懇令瓦爾德海姆深深感動。南非最終接受了前瑞士駐維也納大使阿爾弗雷德・埃舍爾，同意由他作為聯合國特別代表前往納米比亞。而他自己卻由於對非洲問題缺乏了解，竟鬼使神差地同意了南非的構想，在納米比亞開始行使自主權之前先實行地區自治，這實際上與南非政府實行的種族家園政策別無二致。埃舍爾的這一作法顯然走向了聯合國初衷的反面，事情到了這一步，聯合國內部反響極大。失望的非洲統一組織指責聯合國是一隻“沒牙的叭喇狗”，要求立即停止與南非的談判。以後的幾年情況仍沒有好轉。在非洲問題上令他聊以自慰的是，通過積極工作，他將辛巴威引上了獨立之路。
――一次對勇氣和外交技巧的考驗。1979 年最後一天的夜裡，瓦爾德海姆帶領一個由身邊工作人員組成的小型代表團從紐約出發了。兩個月前的11 月4 日，伊朗首都德黑蘭的革命學生沖入美國駐伊朗大使館，逮捕了使館工作人員和職員總計54 人，並將這些人當作人質扣押在使館裡。國際法上規定，外交人員的豁免權和外交使館的治外法權是不容侵犯的，因而，這次行動是對國際法的一次公然違背。
當時的伊朗，正處在伊斯蘭革命的狂熱氣氛之中，前國王巴列維已經逃離伊朗，政權由宗教領袖霍梅尼把持。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已身患重病，正在開羅、美國和巴拿馬輪流避難。多年來他一直是美國忠實的盟友，現在美國既不準備將這位被罷黜的君王引渡給伊朗革命政府，又不同意將他的銀行存款歸還伊朗，而以上兩條正是伊朗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標。鑒於美國的這種態度，此次學生衝擊美國大使館和綁架外交人員事件便是伊朗旨在迫使美國答應自己要求的一次強制性措施。
美國向安理會提出要求，確保伊朗釋放人質並交還美國使館。在這種情況下，瓦爾德海姆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要親往德黑蘭，探尋伊朗真正的權力中心，以期就人質問題與伊朗達成協定，為解決這場危機作出努力。瓦爾德海姆一行先由紐約飛抵巴黎，在機場旅館里過了一夜，他們的心情就如同冬天的夜晚，憂鬱而迷茫。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通過電話預祝他們一路順風。1980 年元旦的那一天，瓦爾德海姆一行的飛機降落在德黑蘭附近的梅拉巴德機場。伊朗外長高特布扎德前來迎接，他的表情看起來十分不安，最為引人注意的是，外長將衣領敞開著，沒有系領帶，這種裝束在當時的伊朗是支持革命的標誌。在進城的路上，高特布扎德告訴瓦爾德海姆，德黑蘭的局勢很不穩定，這實在不是一個訪問的好時機，“我們在公開場合必須避免給人造成您是為了釋放人質前來談判的印象。我請求您跟別人說，您這次帶來的是一個考察團，而不是為了什麼人質。我們將向您展示巴列維政權的殘暴，伊朗秘密警察的滔天罪行，以及伊朗人民所遭受的苦難。鑒於形勢的高度緊張和人民的極度敏感，再加上美國大使館裡好戰的伊朗學生，我們必須格外小心。”德黑蘭的大街上隨處可見激奮的人群，不時還會傳來槍聲。瓦爾德海姆下塌的希爾頓酒店戒備森嚴，他1978 年來訪時與巴列維握手的照片赫然報上，伊朗人把他當成了美國人的一隻延長了的手臂，當成了巴列維的幫凶，學生們甚至斷然拒絕他與人質見面。
伊朗政府為瓦爾德海姆安排了兩次活動：到伊朗革命烈士公墓敬獻花圈和參觀以前的軍官俱樂部。當瓦爾德海姆乘坐的直升飛機靠近公墓時，已經有成千上萬的人在等待著他的到來。飛機降落後，他們坐上了汽車，駛向幾百米之外的目的地。但是，還沒走多遠，人們就一窩蜂似地衝過來圍住了汽車。有人爬上車頂用拳頭狠砸，還有人透過窗玻璃用變形的臉對著他們怒目而視。這真是一幕令人難以想像的混亂場面。瓦爾德海姆企圖下車，安撫一下人群的情緒，但身邊的保鏢又把他壓回了汽車后座。看起來是沒有希望逃脫這場災難了。多虧伊朗司機技術高超，駕車突破重圍，在公墓和飛機場之間瘋狂地賓士，才讓他回到了直升飛機上。憤怒的人群在後面追逐，試圖阻止飛機起飛，但在人群到達之前，飛機剛好上了夭。好玄哪，差一點就身陷其中，再也回不了紐約和維也納了。
逃離機場後，瓦爾德海姆立即返回伊朗外交部，伊朗革命委員會仍然堅持原來的立場，在國際調查委員會組成之前決不釋放人質。但在高特布扎德幫助下，瓦爾德海姆還是與人質中的三位美國外交官見了面。下一步行動計畫是參觀德黑蘭的前軍人俱樂部。瓦爾德海姆進入一間快要擠破了的大廳，來到一個臨時搭就的看台前。他看到，看台上有許多缺胳膊少腿或是眼盲的殘疾人，有大人也有孩子。這些人拄著拐杖，坐著輪椅依次登上看台，向人們展示他們殘缺的肢體，訴說他們在生理及精神上的痛苦。就在從軍人俱樂部回來的那天晚上，高特布扎德終於為瓦爾德海姆安排了一次同伊朗革命委員會成員的會面。有人用車載著他和隨行人員穿過夜幕中的德黑蘭市區，來到一個黑漆漆的大院門口。一隊荷槍實彈的壯漢來到他們面前，簇擁著他們穿過了大門。裡面的建築物一片漆黑，看上去像是一座廢棄不用的堡壘。他們被移交給一隊革命政府的士兵，袖珍電筒照亮了前面的道路，有人甚至用電光直射他們的臉。對於一個受成員國正式邀請來訪的聯合國秘書長來說，這無論如何是一樁令人難堪的事情。經過重重審查，眼前終於燈光大亮，瓦爾德海姆認了出來，這原來是他兩年前在完全不同的待遇下曾經來過的參議院大樓。伊朗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就在他的面前。瓦爾德海姆等人被指令坐在下首的一張小桌子前，像是法庭上的被告。 會談並沒有帶來什麼令瓦爾德海姆高興的結果。瓦爾德海姆想拜會霍梅尼的要求也遭到了拒絕。鑒於伊朗政府無可挽回的態度，瓦爾德海姆一行於第二天失望地離開了德黑蘭。當然，他本來也沒有奢望乘坐滿載人質的飛機凱鏇而歸。在德黑蘭短短的三天時間裡，他也不由得發出感嘆，秘書長的職權是多么的有限！背負著沉重的政治和道德責任，但卻不擁有行政許可權，他可依賴的只有外交技巧和信念的力量。看來，只有在受到各成員國政府的尊重和重視時，秘書長的努力、聯合國的憲章和國際法的準則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
――任期內最後的特別困擾。在任期的最後兩年，特別困擾瓦爾德海姆的是阿富汗問題。自60 年代以來，阿富汗政局一直動盪不安。1973 年，查希爾王朝前首相達烏德發動政變，成立了阿富汗共和國。 1978 年，親蘇聯的人民民主黨軍官再次發動政變，推翻達烏德政府，成立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國，從此開始了蘇聯對阿富汗的控制。由於人民民主黨內部出現分裂與對抗，阿富汗局勢更加動盪，國內反政府武裝異常活躍。蘇聯試圖鞏固喀布爾人民民主黨政權的所有努力都未能奏效。
1979 年12 月的最後一個星期，隨著阿富汗內部權力之爭達到高潮，蘇聯出動空軍和陸軍大舉入侵阿富汗。在蘇聯的人民民主黨領導人卡爾邁勒回到阿富汗，被扶上總統的位子。從此，蘇聯對阿富汗實行全面軍事占領。蘇聯的侵略行動激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與密切關注，也在聯合國一些小成員國中引起了恐慌，他們擔心，有朝一日也會有超級大國進占自己的國土。 1980 年1 月7 日，聯合國安理會試圖呼籲所有外國勢力退出阿富汗，以便使阿富汗人民建立自己擁戴的政府，但這一議案在蘇聯的否決下沒有通過。 1 月10 日至14 日，聯合國大會召開了第六次緊急特別會議，以104 票贊同、18 票反對、 18 票棄權通過了一項與安理會議案內容相同的議案。議案要求，所有國家都應尊重阿富汗的不結盟國家性質，不得介入其內部事務，
而應立即採取人道主義救助措施，使難民儘快回歸故土。瓦爾德海姆曾考慮，以聯合國或聯合國與國際紅十字會的共同名義派代表團前往喀布爾，但這也不會有什麼直接結果，因為決定權在莫斯科而不在喀布爾。在1980 年11 月20 日的一項新決議中，聯合國大會授權他指派一名特別代表，在莫斯科和喀布爾之間斡鏇。瓦爾德海姆很快選定了副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隨著國際社會的壓力增大、阿富汗國內反侵略戰爭的發展以及蘇聯國內經濟的日益不堪重負，蘇聯終於決定同意邊打邊談，授意喀布爾政權出面談判。在與安德烈・葛羅米柯的會談過程中，瓦爾德海姆爭得了蘇聯方面的同意，在秘書長私人代表的參與下，開始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之間的談判。
此外，在越南入侵高棉的問題上，瓦爾德海姆也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和積極的斡鏇活動。他曾親臨河內和曼谷，之後又派出特別代表，為高棉問題通往最終解決之路作出了貢獻。
1973年2月，他在正式訪問南亞次大陸期間，同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的政府討論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戰爭所造成的問題，以及克服戰爭後果的方法和途徑。他還視察聯合國孟加拉國救濟行動，這是在聯合國主持下規模最大一項救濟行動。
1974年2、3月間，秘書長訪問了非洲蘇丹----薩赫勒地區的一些國家，當時聯合國在該地區展開一項重大的救濟行動，援助長期旱災的災民。
秘書長還主持聯合國召開的許多重要國際會議的開幕式，並在會議上致詞。其中包括第三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1972年4月，聖地亞哥）、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1972年6月，斯德哥爾摩）、第三 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1974年6月，加拉加斯）、世界人口會議（1974年8月，布加勒斯特）和世界糧食會議（1974年11月，羅馬）。
秘書長參加安全理事會離開總部到非洲（1972年1月，亞的斯亞貝巴）和拉丁美洲（1973年3月，巴拿馬）舉行的會議。
他曾出席非洲統一組織（非統組織）在拉巴特（1972年6月，非統組織十周年紀念）、亞的斯亞貝巴（1973年5月）和摩加迪沙（1974年6月）舉行的會議，並在會上致詞。他也曾在華盛頓向美洲國家組織（美洲組織）講話（1972年3月）。
1973年2月，秘書長參加巴黎的越南問題國際會議；同年12月，他主持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的第一階段。
1973年7月，瓦爾德海姆先生在赫爾辛基向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講話。
秘書長曾應個別政府的邀請，正式訪問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中東和歐洲的若干國家。
1982年1月27日，為表彰瓦爾德海姆對聯合國所做出的貢獻而授予他“聯合國和平獎”。
――告別“硬裝的體面”托馬斯・傑菲遜在做了八年的美國總統之後，曾經用“硬裝的體面”這樣的話來描述總統這一職位。在聯合國秘書長職位上呆了十年的瓦爾德海姆對此深有同感。因為這兩個職務在有些方面極為相像：兩者的工作都受到法律和政策的限制，而這種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會導致失敗。瓦爾德海姆認為，
聯合國秘書長所擁有的許可權其實還不及一個小國的政府首腦，他沒有絕對的權力，又沒有足夠的物質來源，但仍須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為解除國際緊張局勢、維持世界和平作出努力。
當1981 年來臨的時候，需要瓦爾德海姆作出重大決定的時刻也不可避免地到來了。是急流勇退，還是爭取再度連任，從而創下秘書長歷史上任期最長的記錄呢？回顧十年來的秘書長工作，浮現在瓦爾德海姆腦海中的是一連串的挫折和失望。但無論如何，他畢竟成功地維持住了地球上每個國家對聯合國這一國際組織的信任。63 歲的瓦爾德海姆，身體依然強健，個人的學識和閱歷都處在人生的頂峰，且擁有大多數成員國的支持。於是，在秋季的聯合國大會上，他宣布了自己競選第三任的決定。但他的競選連任遭到了中國代表團的反對。雖然在幾輪投票中他的成績都不錯，但由於中國的態度無可挽回，他便於12 月初決定放棄競選。此次雖未達成心愿，但瓦爾德海姆並無遺憾之感。在每一輪投票中他的支持率均高於其他任何一位候選人，他把這看作是聯合國對他十年來工作的一種肯定和補償，因而內心十分平靜和滿足。在該年度聯合國大會的最後一次會議上，所有代表都從座位上站起來，以熱烈的掌聲向瓦爾德海姆告別。這一動人的場景令他久久難忘。
十年來，瓦爾德海姆的身體和神經都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如今這一切均已成為過去，他渴望和夫人過一段寧靜鬆弛的日子。他應邀去華盛頓的喬治頓大學作了主講國際關係的客座教授，此外，他還在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和南卡羅來納州的柴普爾―希爾大學任教。這種教學實踐使他與年輕人建立了密切聯繫，同時也使他有時間整理在聯合國十年間積累的豐富個人資料。他的自傳《在世界政治的玻璃宮殿中》的草稿已經完成了。
重回祖國
小世界裡的巨人1984 年，在紐約度過了17 年難忘的歲月之後，瓦爾德海姆回到了魂牽夢繞的祖國奧地利。闊別已久的維也納此時已由一個處在世界政治邊緣的大都市變成了一個國際事務中心。這是一個可使瓦爾德海姆繼續發揮他的國際外交經驗的理想之地。1982 年，有人向瓦爾德海姆建議，成立一個由各國前國家及政府首腦組成的國際委員會。這就是媒體所稱的“指點世界政治的智者委員會”。
1983 年11 月，這個“國際行動委員會”在維也納成立了，成員盡攬世界各國的前政壇巨星，瓦爾德海姆被推舉為主席，他擔任這個職位一直到1985 年11 月。委員會的目的在於：為那一時代的三大主題即和平、安
――埋藏已久的蕭牆之禍1985 年11 月，奧地利人民黨第二次將瓦爾德海姆推舉為總統候選人。正當他躇躊滿志，準備向政治生涯中繼聯合國秘書長之後的第二個高峰進發時，萬萬沒有想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歷史問題在國內外掀起了軒然大波。
1986 年3 月，奧地利發行量很大的《側面》周刊中有一篇報導稱，瓦爾德海姆在維也納大學讀書時曾加入了納粹學生聯合會，入伍後又參加了納粹沖鋒隊騎兵旅。3 月4 日，美國《紐約時報》引用世界猶太人大會的材料，認為瓦爾德海姆曾參加過納粹黨衛軍褐衫隊，他所在的納粹軍隊1942 年在南斯拉夫進行過圍剿和屠殺，把眾多的希臘猶太人投入了集中營。這些報導當即遭到了瓦爾德海姆的否認，他表示自己根本就沒有參加過1942 年的巴爾幹戰役，因為他早在1941 年春就因傷退役了。後來事件的發展表明，他如此作出否認實在不是一項明智之舉。《紐約時報》就此反駁說，他當時並未退役，而是在納粹E 集團軍司令勞爾的領導下在巴爾幹作戰，參加了南斯拉夫的柯薩拉山大屠殺。存在聯邦德國軍事檔案館的E 集團軍的行動日誌表明，瓦爾德海姆於1943～1944 年間曾經為軍方起草情報簡報。世界猶太人大會在美國檔案館發現，一份在波士尼亞執行掃蕩任務的檔案上也有瓦爾德海姆的簽名，並由此證明，他在當時並不是普通翻譯官，而是執行秘密警察任務的情報官。南斯拉夫的一家報紙還刊出一份1947 年的政府檔案，稱貝爾格勒戰犯委員會曾以“謀殺、虐殺、射擊人質和縱火燒毀平民區”的罪名要求引渡瓦爾德海姆。此外，世界猶太人大會還編輯了一本名為《瓦爾德海姆納粹史》的小冊子。美國藉助陸軍部檔案稱，瓦爾德海姆由於參與了大屠殺，曾被美國陸軍列入被通緝的納粹德國軍官名單。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表示，如果瓦爾德海姆當選奧地利總統，將不允許他進入美國。情況對瓦爾德海姆十分不利。不料，美國這一表示明顯染上了干涉奧地利內政的嫌疑，反而刺激了奧地利人的逆反心理。他們認為，二戰時候所有的奧地利青年都被納粹徵召入伍，到處作戰，因而沒有必要單單指責瓦爾德海姆一人。1986 年6 月，瓦爾德海姆最終以53.9%的得票率戰勝了社會黨候選人、前衛生部長庫爾特・施泰雷爾，當選為由人民直接選出的奧地利第二共和國第八任聯邦總統，任期6 年。
然而，他的歷史問題並沒有因為這一勝利而被人們遺忘。國內外對此問題的爭論仍沸沸揚揚。他生平處境最為困難的時期隨即來臨了。美國法務部於1987 年4 月27 日宣布將他列入“監視名單”，不允許他以私人身份入境。瓦爾德海姆本人、奧地利政府和人民對此感到震驚和不可理解。在美國影響下，西歐各國領導人與他斷絕了往來，不邀請他前往訪問，也不到奧地利來訪問。整個西方世界對他十分冷淡，瓦爾德海姆成了不受歡迎的“孤獨老人”。
上任前兩年的時間裡，他只出訪過梵蒂岡、巴基斯坦和約旦。愛爾蘭總統1986 年初訪問奧地利時曾邀請奧總統回訪，在瓦爾德海姆上台後卻撤銷了邀請，西班牙首相1987 年也婉辭了奧地利的訪問邀請。只有聯邦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作出驚人之舉，於1987 年8 月來到奧地利總統夏季官邪，拜會了瓦爾德海姆，從而成了自美國宣布禁止其入境以來第一位與之會晤的西方領導人。
為了擺脫這種尷尬局面，瓦爾德海姆主動建議奧地利政府對自己的歷史進行調查，並表示，如果歷史學家們能證明他與殺害猶太人有關，他將引咎辭職。於是，受奧地利政府委託， 1987 年9 月，瑞士、聯邦德國、英國、比利時、希臘、以色列的六位著名歷史學家就瓦爾德海姆的歷史問題組成了國際歷史學家調查委員會。
1988 年1 月29 日，聯邦德國《明鏡周刊》公布了一份1942 年7 月22 日的電報複印件，這是花巨資從南斯拉夫歷史學家普倫察那裡購來的。電報內容是，中尉瓦爾德海姆要求，把4224 名南斯拉夫人驅逐出他們自己的國家。《明鏡》稱，這些人中有許多後來死在了納粹集中營中。調查委員會對這一報導極為重視，經過認真調查，又經南斯拉夫專家委員會查證，他們證實，這份電報純屬偽造。可見，國際社會對瓦爾德海姆的指責並非絕對證據確鑿，混水摸魚者也大有人在。
2 月8 日，委員會向奧地利政府提交了關於瓦爾德海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歷史問題的長達202 頁的調查報告，終於使這個爭論了兩年的問題有了初步結論。結論認為，經過5 個多月的調查，沒有發現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駐巴爾幹地區希特勒某兵團司令部中尉、情報聯絡官庫爾特・瓦爾德海姆直接參與戰犯罪行的證據，沒有查到瓦爾德海姆參加納粹黨的證據，因此，不能將他定為戰犯和納粹分子。
調查結果證實了瓦爾德海姆的清白，他對此感到十分欣慰。但關於他歷史問題的爭論仍未結束，國內各派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鬥爭。這一事件也給奧地利的國際形象帶來了不利影響，瓦爾德海姆作為總統的聲譽也嚴重下降。輿論認為，瓦爾德海姆已經信譽掃地，不能繼續對外代表奧地利的國家形象了。維也納街頭不斷出現要求他下台的示威遊行，公眾對他的支持率大幅度下降。瓦爾德海姆日益陷入了困境。
“要沒有我的妻子和兒女，我真不知該如何打發這艱難的日日夜夜”，70 歲的瓦爾德海姆心力交瘁、痛苦不堪。但他一直堅持認為，自己是無辜的，雖然自己參加過希特勒軍隊，但從未殺過人，也從未下令殺過人，自己決不是納粹戰犯。他終於承認，自己的錯誤只是從未談起過1942～1945 年間在巴爾幹地區任德軍中尉軍官的歷史。
奧地利總統雖然沒有實權，但憲法規定，政府無權解除總統的職務，而總統卻有權解散政府。在憲法保護下，瓦爾德海姆抵制住了國內外要求他下台的呼聲，堅決拒絕辭職。
瓦爾德海姆在任期間，就修改奧地利《國家條約》中某些約束奧地利主權的條款作了一些工作。他還一再重申，奧地利在始終不渝地堅持其永久中立政策的同時，將繼續努力爭取加入歐共體，把這作為奧地利外交政策的一項特別任務。此外，他還表示，奧地利將為進一步緩和南北矛盾作出努力，增加對開發中國家的援助。但是，由於他任職期間一直受到自身歷史問題的困擾，被這一問題耗去了大部分精力，所以，在處理國事、行使職權之時就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47 年風雨任憑說。1991 年6 月，瓦爾德海姆表示自己將不會參加下屆總統選舉。 1992年7 月8 日，任期已滿的瓦爾德海姆將總統職權正式移交給新當選的托馬斯・克萊斯蒂爾，從此告別了政治舞台，告別了他47 年來集輝煌和屈辱於一身的政治生涯。73 歲的瓦爾德海姆心潮起伏，他在告別演說中說道：“回顧過去，在巨大的壓力和種種傷人的攻擊下，我未能隨時找出適當的言辭，來描述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感受，描述我這一代的命運以及祖國的命運，描述那個時期罪惡的深重，我對此實在感到十分遺憾。”客觀來看，瓦爾德海姆期滿離任也意味著奧地利從此結束了被國際社會孤立的狀況。離任後的瓦爾德海姆擔任了奧地利的聯合國協會主席，還曾應中國聯合國協會的邀請，於1994 年4 月來中國訪問。瓦爾德海姆夫婦生有一子二女。在繁忙的外交工作之餘，他喜歡聽古典音樂，還愛好游泳等戶外活動。他於政務之外還多有著述，主要著作有《在世界政治的玻璃宮殿中》、《奧地利的道路》、《奧地利的榜樣》、《和平的挑戰》等。
人物評價
“對庫爾特・瓦爾德海姆先生在第一任任內為聯合國作出的踏實的專誠的服務，表示讚賞，任命庫爾特・瓦爾德海姆先生連任聯合國秘書長……”這是連任任命書的原文，也是對庫爾特・瓦爾德海姆工作的肯定和評價。在瓦爾德海姆任職期間，聯合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避免了超級大國間的武裝衝突和地區性衝突，並為非洲的非殖民主義化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使瓦爾德海姆先生引以為自豪的成就要算是在1973年的中東戰爭中，他及時派遣了一支維持和平部隊。
瓦爾德海姆深深體會到自身責任的重大，常常忘我的工作。他不僅要周鏇各國之間，為處理各種政治事務、緩解各種矛盾與衝突而東奔西走，而且要掌管聯合國秘書處分布在各個機構中的一萬多名工作人員的任命，負責主持這一龐大的國際機構的正常運行。很顯然，只這其中之一便足以使人忙得不可開交。從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來就一直在那裡工作的聯合國副秘書長厄克特說：“從有用而不是熱烈氣氛的角度來說，瓦爾德海姆先生可稱為最好的秘書長。”這位博學多謀、富於創見的英國人認為，瓦爾德海姆成就了所有其他的秘書長所沒有能成就的事情；他幾乎與每個人都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他能夠使人們以理智的建設性精神走到一塊，然後幫助他們尋求共同利益。
但由於“納粹參軍事件”的影響，晚年的瓦爾德海姆從沒離開過奧地利半步，不少媒體將他比作“維也納最孤獨的老人”。美國政府1987年還將他列入“監控名單”，禁止他入境，直至今日。但是2005年9月去世的納粹獵人維森塔爾曾表示，並無證據表明瓦爾德海姆曾犯下戰爭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