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夏威夷時間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了美國夏威夷海軍基地珍珠港。次日，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
日軍偷襲珍珠港10小時後，又偷襲了菲律賓克拉克機場的美國遠東空軍基地，猝不及防的美國遠東空軍遭到嚴重損毀。12月22日，日軍第48師在呂宋島西岸的林加延灣登入，對美菲聯軍發動猛攻。24日，第16師7000人在呂宋島東南部的拉蒙灣登入。日軍兩個主力師團對駐守馬尼拉的美菲聯軍形成南北夾擊之勢。26日，麥克阿瑟命令美菲守軍放棄馬尼拉，退守巴丹半島預設陣地和克雷吉多島，準備長期抵抗。1942年1月2日，馬尼拉失守。1月9日，日軍開始進攻巴丹半島。
由於太平洋戰爭初期，美國高層決策給予大西洋——歐洲戰區優先權，因此在太平洋戰區的作戰計畫就是以有限的可用資源牽制住日本。這樣在菲作戰的美軍得不到人力和物資上的補給。士兵們不得不捉蛇、猴子或大蜥蜴充飢。此外，由於在熱帶叢林作戰，75%至80%的士兵都不同程度地患上瘧疾、腳氣、糙皮病、壞血病等疾病。但他們仍然堅持與日軍展開山地戰、叢林戰和陣地戰。
1942年3月11日，美菲聯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奉命離開菲律賓飛往澳大利亞就任西南太平洋戰區盟軍總司令。留守呂宋島的喬納森·溫萊特被提升為中將，負責
巴丹死亡行軍指揮美菲聯軍。同年4月3日，日軍再次發起總攻。9日，日軍突破美菲聯軍最後防線，巴丹半島失守。認為抵抗已經毫無意義的巴丹半島最高指揮官金將軍投降，7.5萬多名美菲聯軍官兵被日軍俘虜。
1942年5月6日，克雷吉多島也被日軍攻陷。溫萊特將軍向華盛頓發出了最後一封電報後，率1.5萬美菲盟軍投降。
太平洋戰爭初期，在巴丹半島投降的美菲聯軍戰俘在日本士兵的押運下，於1942年4月10日，從馬里韋萊斯機場東面兩英里的167號里程碑開始徒步行軍，前往120公里以外的奧德內爾集中營。途經卡白卡丙機場、巴丹機場、巴蘭加、貝德摩加城、盧包、奧蘭尼，到達邦邦省的聖費爾南多。在4月15日，從聖費爾南多乘貨車到達塔拉克省的卡帕斯鎮，從那裡步行11公里到達了奧德內爾戰俘營。
120公里的行軍對於一名軍人來說不算遠。然而對於連續幾個月沒有能源補給和食物供應仍堅持作戰的美菲聯軍而言，卻苦不堪言，他們整整行軍了6天。在這6天的行軍中，戰俘們遭到日軍肆意毆打、侮辱和屠殺，路邊隨處可見戰俘的屍體。這次行軍暴露了日軍滅絕人性的暴行，被稱為“巴丹死亡行軍”。
事件經過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爆發過一場異常殘酷的“巴丹血戰”，美軍被日軍擊敗，78000名美國和菲律賓士兵向日本投降，這些史實是能夠從歷史書上找到的。
但更為殘酷的是後來發生的事情：這些戰俘被逼冒著酷暑在菲律賓的叢林中步行65英里多的路程到達一個戰俘營，這稱得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
愛德華·金少將同日軍商討投降條件殘酷的事件，當年的倖存者將其稱為“巴丹半島死亡之旅”，共有15000名士兵倒斃在途中。
炎炎的烈日下，戰俘們口乾舌燥，拖著虛弱的身體步履蹣跚的前行著。他們不知道前面的路還有多遠，也不知道未來會是什麼。突然，漢克滑倒在路邊的灌木叢中，他試圖掙扎著起來，可是力不從心。幾個日本兵朝著漢克跑去，一個日本兵惡狠狠地朝著漢克虛弱的身體連軋了四五刀。鮮血從漢克的上衣里流出來，他掙扎著重新回到隊伍，可沒多久，失血過多的漢克再一次倒下，這一次他沒那么幸運，被日本兵開槍射殺了。
日軍並沒有按照國際公約對戰俘的規定來優待他們。就在行軍開始之前，日本菲律賓派遣軍司令官本間雅晴已經命令這些押解的日軍對任何不能堅持走到戰俘營的巴丹戰俘都要消滅掉。因此，日本兵對戰俘加倍折磨，哪還能隨意給他們水喝。
行軍開始的第三天，他們依舊沒有水和食物。巴丹半島上有很多的泉水和自流井，但日本人就是不讓戰俘們喝。日夜行軍，使得戰俘疲憊不堪，饑渴難忍。一個日本兵很奇怪他們為什麼要水喝。一次，他們經過一個水塘，兩頭水牛正在那裡打滾，水面上泛著綠色的泡沫，成群的蒼蠅在水面上飛舞。水本來很髒了，還滲入了海水，惡臭難聞的氣味兒撲面而來，讓人作嘔。一個菲律賓士兵跑到日本軍官那用手語請示是否可以喝水。得到準許後，他朝水塘跑去。接著另兩個人跟了過去，又有兩個人也跟了過去，然後第六個人也離隊了。當人對生命之源的渴望達到極限時，什麼樣的水他們都不在乎。可即便這樣，日軍也是不能容忍的。所有的日本衛兵都舉起了步槍，當那6個人跑到離水塘只有一兩公尺時，日本兵便開槍射擊，直到6個人都死了才停止。
幾乎每到一處水源，就會有踩踏事件發生，坦尼希望情況能變得好起來，但是沒有。高溫之下，人們極連線埠渴，遭受的苦難也就更多。一看到水，戰俘們依舊像發瘋一樣，越來越多的屍體倒在了井邊，有被踐踏而死的，也有被日本兵槍托和刺刀捅死的……[1]
單單在美國就有近百種專門回顧或者研究這項戰爭罪行的書籍，其中，以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終身榮譽教授列斯特·坦尼博士的《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最為著名，以下為該書片段。
饑渴產生幻覺
日本兵不允許我們帶水行軍，長時間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難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嚨刺痛，胳膊和腿不聽使喚。到了第三天，飢餓和口渴讓我做起了白日夢。我仿佛看到了過去吃過和喝過的所有好東西：夾著乾酪和洋蔥的漢堡包、奶昔、啤酒、可樂，饞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乾枯。
日本兵故意的。其實路邊並不是沒有水。有些看守會讓少數的戰俘去喝水，卻不讓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覺自己的舌頭變厚了，因為身邊有日本的車隊經過，車隊揚起的灰塵被我吸進嘴裡，黏在舌頭上，我的喉嚨快要被這些沙塵烤乾了。有一次，我看到路邊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觀察了好半天，確定附近沒有日本兵的時候，我和戰友弗蘭克快速衝到井邊。我們你一口，我一口，敞開肚皮喝水。我們儘快喝足，並把水壺裝滿，準備路上喝。
幾分鐘之內，有10—15個戰俘聚到了井邊。這引起了一個日本兵的注意，他跑過來嘲笑我們。這時，前面的5個人喝到了水，第6個人剛準備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舉起刺刀，對著他的脖子就是一刀。這個兄弟立即雙膝跪地、呼吸急促、臉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沒有喝上就死了，鮮血染紅了自流井。
兩小時後，我們經過了一個水牛洗澡的水塘。有一個大膽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勢問他，能不能讓他喝一點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揮手同意。
被日軍俘虜的巴丹地區盟軍士兵得到允許後，好幾十個人瘋狂地衝到水塘邊，也不管水牛還在裡面洗澡。有些人撥開綠色的泡沫，把水潑到自己身上，並喝下這種寄生著多種病菌的水。
幾分鐘之後，一個日本軍官跑過來大喊大叫。沒有人聽得懂他說的話，他也沒有打任何手勢，但是大家還是知趣地趕緊返回了隊伍。不久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這個滿臉堆笑的軍官，在戰俘的佇列周邊轉來轉去，他隨即命令日本兵檢查我們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跡的人都拉出來。日本軍官命令這些沾上水跡的人，在路邊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們開槍。
“高超的斬首技術”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個巴丹死亡行軍當中最慘無人道的罪行，當然還有一些暴行也可與之相提並論。日本兵讓我們的佇列暫時停下，等待後面的隊伍趕上來。等後面的隊伍趕上我們的時候，日本人命令我們站起來繼續前進，就在這時一個瘧疾非常嚴重的兄弟，發著高燒，人都燒糊塗了，想站起來，但是站不起來。日本兵走到他身邊，用槍托砸他的頭，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來身邊的兩個戰俘，讓他們在路邊挖坑，他準備把這個生病的兄弟活埋。這兩個戰俘開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時候，日本兵命令他們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裡，把他活埋了。這兩個戰俘搖著頭，說他們不能那樣做。
日本兵沒有發出任何警告，舉槍就把兩個挖坑的戰俘當中的大塊頭打死了。他又從我們的佇列里拉出兩個戰俘，命令他們再挖一個坑，把大塊頭也埋了。日本兵在路邊劃了一個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個戰俘埋在那裡”。這兩個戰俘又挖了第二個坑，他們把生病的戰俘和死去的戰俘分別放在坑裡，然後往他們身上鏟土。生病的戰俘還沒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時候，他悽厲地叫喊著。
從盧保出發的4—5英里的行軍極其殘酷。日本看守時不時地命令我們奔跑，他們的咆哮次數更多，聲音更大。幾分鐘之內，有不同的看守，毆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們。在這個路段，我們被要求以平常兩倍的步速行軍，日本兵換班頻繁，我們經常被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換班的看守。
我們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隊日本兵，看守命令我們停下來。我們看到這隊日本兵的前面跪著一個美國戰俘，戰俘後面站著一個日本軍官。日本軍官從劍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揮來揮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領。他讓這個美國戰俘順著他揮刀的方向移動膝蓋。熱身練習做完之後，他把武士刀高高舉起，急速揮下，日本士兵高呼“萬歲”，我們只聽到一聲悶響，美國戰俘就身首異處了。這個軍官緊跟著把戰俘的軀幹踢倒在地。這個軍官“乾淨利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斬首技術”。所有的日本士兵都開心地笑著走了。當我看到他的刀鋒下落的時候，我的心都揪緊了，渾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禱。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頭竟然是日軍的娛樂方式。
裝載死亡的“悶罐車”
聖費爾南多是我們在巴丹死亡行軍路途當中經過的最大的城鎮，它非常繁華，受到的戰爭破壞很小。日本兵把我們趕進火車站，讓我們休息。我們看到站內一列由老式車頭驅動的悶罐車。我們坐在鐵軌上等了一個小時，一輛破舊的悶罐車才咔咔地進站。
日本兵把我們趕進這輛小小的悶罐車。車廂很小，放在平時可以裝進10頭牲口，或者25—30個人，在日本兵的驅趕下，此刻每節車廂里塞進了80—100個人。我們只能輪流坐著，因為車廂里沒有足夠的空間，讓大家都坐下來，即使靠近車門的人把腿腳都伸到門外也不行。車廂中部實在太擁擠，有些兄弟呼吸不到新鮮空氣，窒息了。靠近車門，能呼吸到新鮮空氣的人是幸運的。我們摩肩接踵地站了5個小時，到達卡帕斯。卡帕斯在我們的最終目的地奧唐奈集中營附近。
我是幸運的人之一。我靠門邊坐著，雙腿懸空。我享受著新鮮的空氣，和風撲面，不必擔心日本兵會突然用刺刀捅我的後背。不擔心，真是一種享受。不久，我就為自己的鬆懈嘗到了苦頭。一個日本看守從我身邊經過，他揮舞著一根用作手杖的長竹竿。他用力地朝我打來，沒打到腳，打在了膝蓋上。我太意外了，疼得叫了起來—叫的什麼我記不清了，不過絕對不是恭維的話。他抓住車廂的門把，使勁地想把它關上，車門猛地撞到我的大腿上，疼極了。不過門最終還是沒有被關上，我大腿伸在外面，它不可能關得上。幸虧我的大腿讓門開了一個口子，我們才能呼吸到一點新鮮空氣，當火車開動的時候，一股很大的風吹進我們的車廂。
只有活著的人走下火車；我們得到指示，讓死去的兄弟留在了車廂內。有些人能跳下火車，有些人只能挪到門邊，然後慢慢地滑下來。我慢慢地跳出車廂，剛想邁步走路，就倒在了鐵軌上。我覺得我的瘦腿不聽大腦指揮了。一個看守認為我站得不夠快，就用槍托狠狠地招呼了我，我的背部、腿部和頸部遭受重擊。他對我做了一個威脅性的動作，用刺刀向我刺來，我知道不躲開就死定了，趕緊爬起來走了。
形容枯槁、衣衫襤褸的我們，下車後排成隊，半死不活地走著。我們的身體太骯髒了，上面沾染了各種各樣的液體，全都沒刮臉。在這條狹窄的永無止境的公路上，我們看到一些美麗高大的、果實纍纍的芒果樹，還有許多鬱鬱蔥蔥的綠色植物。我們不時能在路邊看到美軍戰俘的屍體，他們躺在綠樹底下，血流滿地，鮮血已經變成深棕色。[2]
事件結果
美菲聯軍投降後，投降人數約有78000人，這78000人成為日軍的戰俘後，開始遭日軍強索財物，並開始押解到62英里（約100公里）外的戰俘營，路程以徒步行軍為主，但整個行軍過程除了初期給予少許的食物外（根據倖存者表示，僅給一次高爾夫球大小的米飯），一路上不許戰俘再有任何飲食，凡是企圖找尋飲水與食物者，即被日軍以刺刀或開槍處決，同時也驅趕、阻止當地的菲律賓人給予戰俘食物與水，即便有若干僥倖者躲過日軍眼線而偷喝到幾口河水，也因河水已嚴重遭受污染（河中漂浮著屍體以及綠色泡沫、且氣溫達華氏100度），最後引發嚴重的腹瀉、嘔吐而死。
如此，經過強行不吃不喝的趕路行軍，最後雖抵達目標營地，但沿路上因饑渴而死（最初即是因飢餓無濟才選擇投降）及遭日軍刺死、槍殺者達15000人之多。
附帶一提的是，並非抵達戰俘營後就擺脫了死亡，由於日軍也在營地內虐待戰俘，包括拷打折磨、逼迫苦力勞務、刻意讓其挨餓等，如此在抵達營地的兩個月內又死去了約26000人。
後世紀念
行軍活動
那次死亡之旅過去45年後，一些新墨西哥州的陸軍後備軍官訓練隊軍官和學員決定用他們自己的方式紀念那段歷史，他們不是到處做報告和演講或是拍攝電影，而是重新體驗那次旅程，最後他們終於如願以償。
紀念“巴丹半島死亡之旅”旅行的第12年，他們從新墨西哥沙漠出發進行了26.2英里的紀念性旅行，紀念像漢彌爾頓那樣的英雄和那些犧牲的戰士。漢彌爾頓說：“我認為用紀念性行軍的方式紀念許多年前犧牲的戰士是最好的方式，我時常驚訝人們會那么熱情地關注和參與這樣的活動，不過那是一段令人永生難忘的歷史。我不認為我做了什麼勇敢的事情，我只不過是做了任何人在那個環境中都會做的事情而已。重要的是我活下來了。”
當陸軍中士布倫·科利斯第一次聽說有紀念“巴丹半島死亡之旅”的行軍活動時，他也想參加，想通過這樣的方式學習那段歷史。科利斯從美軍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的南方司令部所在地出發，試圖把那段歷史再現於生活，他說：“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們在那次死亡旅程中所承受的一切，我被他們的犧牲精神深深地感動了。”
對每一個參加活動的人來說也許各有各的理由和原因，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到達終點線。
作為一名女軍人，馬蒂內茲已經參加了兩次這種行軍活動。
她說：“我真的很喜歡有這么一個機會來紀念巴丹半島的士兵。”
口述歷史
韋爾頓·漢彌爾頓等，巴丹死亡行軍的倖存者，公開講述了這段至今仍令他們談之色變的痛苦經歷。
巴丹血戰
漢彌爾頓於1940年10月加入了美國陸軍航空兵部隊，之後不久他就登上了一艘軍艦
到菲律賓參加戰鬥，他成為美國最後一批赴菲律賓作戰的士兵之一。
那艘軍艦起航後僅僅過了18天，美國就加入了戰爭。漢彌爾頓和他所在的部隊——第34迫擊炮中隊被部署到馬尼拉郊外的尼科爾斯機場，不過他們只在那裡呆了9天。1941年11月29日，他們被告知帶上行李趕緊離開，他們匆忙趕到附近的德爾卡門，此時此刻災難已經降臨，珍珠港被日本人轟炸了，美國不得不加入戰爭。可是那時世界上絕大部分人的目光都盯著夏威夷時，漢彌爾頓和他的成千上萬的戰友卻在菲律賓為生存而浴血奮戰。
漢彌爾頓說：“日本的轟炸機對我們狂轟濫炸，那真是一場災難。我們的戰鬥機第一天升空，便都被日本人打下來了，然後他們又對地面上的飛機進行轟炸。沒有了空中力量，我們只好改成步兵。”地面部隊撤退到巴丹半島的海岸附近，他們在那裡試圖阻擊日本人，但戰鬥的代價相當高昂，由於支援和供給被切斷，士兵又病又餓，一個接一個地倒下了。漢彌爾頓回憶說：“我們的糧食完全斷絕了，只好把第26騎兵部隊的馬吃掉。”在巴丹半島上的美國和菲律賓士兵要么投降，要么全部死亡，他們別無選擇。經過了4個月的戰鬥後，巴丹半島部隊的司令官愛德華·金少將下令78000名美國和菲律賓軍人向日本人投降，那一天是1942年4月9日。
死亡之旅
但是投降後，更大的惡夢來臨了。巴丹血戰的另一個倖存者拉塞爾·格羅科特在他的傳記《一千二百天》中寫道：“投降的命令下達後，所有的人擠成一團等待著厄運的降臨，許多人竟然守著日本人哭了起來，美國軍人和菲律賓軍人都在哭。”
據格羅科特回憶，許多人開始逃跑，但他們被命令站住，日本人開始搜刮他們的財物，手錶、水壺、錢夾、戒指等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被搶走了。戰俘們被分成每300人一組，然後開始行軍。他們從馬里韋勒斯出發步行到聖費爾南多去，全程100公里（62英里），然後再步行10公里（6.2英里）到多奈爾兵營。這段行程對一名軍人來說稱不上漫長，可是在整個行程中，日本人不給他們任何食物和水。投降的美國士兵和菲律賓士兵本來就病得厲害，而且都餓得不行了，哪有力氣行軍！
漢彌爾頓回憶說，他在8天裡吃的唯一的食物就是一個像高爾夫球那么大小的米飯糰子，就竟然堅持了下來。巴丹半島另一個倖存者克拉倫斯·拉爾森在他的一本名為《漫長的回家之路》書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景，他寫道：“沒有食物倒還不是我們最大的痛苦，主要的問題是沒有水，大部分人都快渴死了。他們一路上拚命找水喝，許多人只要看見水就喝，也不管有多髒。旅途中有一個休息點正好在橋上，下面倒是有水，可是上面飄浮著綠色的泡沫，你根本看不見水，可是一些人也顧不得那么多了，跳下去便往水壺裡灌水，可是我沒有下去，因為裡面還飄著幾個士兵的屍體，看樣子在裡面有好幾天了，當時的氣溫有華氏100度，你可以想像那水的味道是什麼樣的。”
漢彌爾頓表示：“更可氣的是日本軍人，他們簡直就是玩死亡遊戲。對許多美國軍人和菲律賓軍人來說那樣的髒水也是他們的救命水，可是，日本人一看見有人去取水喝就用刺刀刺或者開槍射擊，許多人就因為一口髒水而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或是槍口下。即使你有幸逃過了日本人的刺刀和槍口，只要你喝了那裡的水也會在劫難逃，只不過死得稍慢一點，死得更痛苦一點罷了，因為河裡的水被嚴重污染，喝了會引發嚴重的腹瀉和嘔吐，你會慢慢倒下而掉隊，最後的結果還是死路一條。那可真是太恐怖了，我實在是一點力氣也沒有了，感覺再向前邁一步也是不可能的，可是我親眼看到有人被日軍開槍打死了，所以一下子好像有一個死亡天使站在我身後，推著我向前走。
生存信念
漢彌爾頓畢竟還有力氣向前走，但許多人早已筋疲力盡，真的一步都走不動了，於是一頭栽倒在地，再也爬不起來。在那段不長的旅程中，竟然有15000名美國和菲律賓士兵餓死、渴死、累死或是被日本殺死，在隨後的兩個月里，又有26000人死於戰俘營中！死了那么多人，漢彌爾頓居然不在其中。他說：“我發誓，一定要活下來。那么殘酷的旅程都挺過來了，怎么可以再死在監獄裡？”在他的噩夢結束之前，漢彌爾頓他們在那個監獄裡忍受了3年的苦難，他們被折磨、拷打，強制做苦力，而且經常挨餓，好多人就是在那個日本人的營地里餓死的。
突然有一天，就像他們匆匆來一樣，日本人又匆匆離去。漢彌爾頓說：“不知為什麼，那些日本軍隊突然悄悄地溜走了，而我們只剩下了1800人。我們聽說有美國人在那個島的另一端，就偷偷爬上一列火車跑到那裡。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我媽媽打電話，我告訴她我還活著，我馬上就回家。對我來說，那真是一個無限幸福的日子。”
回家新生
1945年10月，漢彌爾頓回到了家鄉，他滿身都是疾病：腳氣病、痢疾、壞血病……，醫生說他要康復可不容易，但是漢彌爾頓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和休養後居然奇蹟般地康復了，無論是在身體上還是在精神上他都恢復了健康。他與一個小時候青梅竹馬的姑娘結了婚，生了5個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