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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黃 霖
這是晴川的第三部專著。他的第一部專著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擴展而成的《命相、占卜、讖應與中國古代小說》,第二部是《房中文化與中國古代小說》,如今第三部《巫文化視野中的中國古代小說》是博士後流動站工作的成果,接著從事的是《民間秘密宗教與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很清楚,他一路搞來,是偏重於“秘密文化”與中國古代小說關係的研究。為此,他曾寫信給我說:“幾年來,我所做的課題都非學界主流,自己常以‘野狐禪’自嘲。”但我深以為他“野”得好。做學問最容易得名與取利的是趨炎附勢與媚俗於時。所謂“主流”也者,大半是這類貨色。但學問的真價值不在於重複,而在於創新;不在於逐大流,而在於有自我。假如能“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儘管自己走的是“獨木橋”,就止人家去擠“陽關道”吧!
我之所以欣賞他的這類研究,或許與我自己對這方面的興趣也有關係。五午前在東京,有朋友曾半帶玩笑地介紹我說:“他是搞最正經的學問,也搞最不正經的學問。”他所指的“正經”與“不正經”究竟指什麼?我沒有迫問,但我確實嚮往能有一種“兩耳不問校內事,一心唯讀奇異書”的境界。在我問學的道路上,就曾經為一個怪傑金聖歎和一部奇書《金瓶梅》顛倒過。這一奇一怪,現在看來也沒有什麼不正經,但曾經也被列入“不正經”之列的。至於命相卜巫之類,自幼耳聞目睹,頗感好奇。早在我十三四歲讀國中的時候,就與小朋友一起爭論過面相這玩意兒究竟當唯物地去審察,還是以唯心的心態去看?並好不容易從一個同學的家中弄到一本相書來偷偷地琢磨了一陣子。直到1986年,在日本群馬的一次小說討論會上,聽到東北大學小川陽一教授真的將命相卜巫之類同《金瓶梅》等小說聯繫起來的講演時,使我茅塞大開。但回到國內,當時要在圖書館找一本《玉匣記》、《麻衣相法》之類的書還十分困難,好在不久在地攤上到處擺滿了這類書籍,並零星地讀到了如陳東有先生寫的《(金瓶梅詞話)相面斷語考辨》一類文章了。不過,一時間還鮮有人真正認真、全面地來研究這類問題,所以當2000年讀到晴川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小說與命相學研究》時,感到十分驚奇。他的這篇論文,詳細、系統地論述了中國古代命相術的發展過程及命相學對古代小說創作思想、藝術構思的影響,並對兩者關係之所以成立的思想基礎與社會原因作了探討,使我大開眼界。因此,當他申請來復旦博士後流動站工作時,我舉雙手贊成。
目下這本《巫文化視野中的中國古代小說》就是他在半教學、半研究的情況下完成的出站報告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關於巫文化,海內外已有若干專著;巫文化與戲劇、詩歌、繪畫、雕塑的關係,時人也有一些研究;就是對巫文化與中國古代小說的關係,學界還未充分重視。晴川他不畏艱難,披荊斬棘,從形成基本的理念,到蒐集浩瀚的材料,一步一個腳印地開拓前進。從本書中可以看到,他對中國古代的巫、巫術和巫文化的本質有深刻的認識,對於中國古代小說中的巫文化的材料收羅得十分豐富,在分析過程中又能較好地運用人類學、民俗學、主題學及原型分析的方法,從而在論述巫術思維對古代小說創作思維的影響、巫術小說的結構類型和解讀古代小說中的巫術內容時,不能不使人感到有論有據,且論多原創,據極豐贍,精完神足,血肉飽滿。這就不難理解他的這份博士後出站報竹一下子就被專家組評定為優秀之作了。這也堅定了我對他的這類“野狐禪”研究的總體看法:很有特色,很有開拓,很有價值,很有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