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寺[高平市崇明寺]](/img/3/341/nBnauM3X0ITM1YjN5AjN5ATO1UTM1QDN5MjM5ADMwAjMwUzLwYzLxE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崇明寺[高平市崇明寺]")
建築結構
該寺座北面南，兩進院，創建於北宋開寶四年（971），歷代屢有修葺。現存建築有山門、中佛殿、後殿、鐘鼓樓及東西配殿、兩廡等。中殿為宋代早期建築，後殿為明代建築，其餘建築為清代遺物。中佛殿，居院內中央，雄健古樸，穩重壯觀。據寺內現存宋淳化二年（991）碑文記載，創建於宋《營造法式》頒行之前的北宋開寶年間。殿身面闊三間，進深六椽，單檐九脊頂，筒板布瓦蓋頂，上施琉璃吻獸。該殿在許多地方沿襲唐制，柱頭無普柏杭。斗拱七鋪作，雙抄雙下昂，昂為批竹式，昂尾壓在四椽袱下皮。補間斗拱五鋪作，雙抄偷心造，下部無櫨斗和直斗與唐代建築五台山佛光寺東大殿一致。殿內梁架徹上露明造，使用的一對“斷梁”，結構奇特，是民間匠師獨特的創造，這在建築史上具有較高的實踐意義。斷梁是利用兩根直徑、長短相等的短梁對接成，“斷梁”正中縫下，用順袱來承托，兩端架於前後檐柱斗拱後尾上，並將尾蓋重力平衡到前後檐柱之上，這一建築特點是古代匠師因材設計：小村大用的獨特創舉。三間殿宇，七鋪作斗拱，出檐之深遠，又超過了五代時期的建築平遙鎮國寺萬佛殿，其建築風格當屬古制。崇明寺中佛殿在建築風格上沿襲唐風，並且結構獨特，可謂我國古代建築中一枝獨放的奇花，具有很高的建築藝術價值。
相關記載
道光《修武縣誌·金石志》記載有兩通關於崇明石的古碑，一通為至正十年（1350年）元代禮部郎中張琬撰的《五里源崇明寺碑》（以下簡稱張琬碑），一通為嘉靖十三年（1534年）明代禮部侍郎何瑭撰的《重修五里源崇明寺碑》（以下簡稱何瑭碑），張琬碑雲“茲寺，大禪師稠公之所創”，何瑭碑雲“屯西南有崇明寺，蓋禪師稠公之所建也”，兩碑都認為此寺的創建者為稠禪師。稠禪師，稠禪師（510～585），名慧，北朝魏齊間鄴（今河北臨漳縣西）人。他是我國歷史上最早有文獻記載的佛門著名武僧和少林寺二祖。北齊天寶七年（557年），稠禪師奉文宣帝旨意，在太行山一帶沿山建寺二十多所，在天門山腰首建大護國仁王寺，即今天的百家岩寺。又據張琬碑，其篆額有“百岩崇明寺碑，大護國仁王寺下院”，則知五里源崇明寺為百家岩寺的下院，其建寺年代也當在北齊天寶年間。據此推算，崇明寺已有1450多年的歷史。
崇明寺建成後，因其位於縣城和百家岩正中，且是縣城去百家岩的必經之處，因此無論善男信女還是文人騷客，慕名前往百家岩的，無不先到崇明寺或先禮佛，或作小憩，又因這裡風景絕佳，由此崇明寺之名大噪，遂成一處名剎兼名勝。張琬碑稱其“負太行而揖嵩少，東連乎蘇門、百泉之幽勝，西接乎濟水、盤谷之清雅，風氣淳淑，民物繁伙，加以水竹之明秀，村落之旁午，稻塍蔬圃，雞犬相聞，故高人勝士聯鏕並駕，游詠不乏，盛境振名於懷衛”，贊其為“實中土之傑區，空門之福地”，而何瑭碑則記其“北負太行，東連百泉，西去海蟾宮裡許，宮之前有泉湧出，下流寺側，蓋寧城之勝地也”。
崇明寺代有修葺，有明確記載的有：至正年間，住持僧因資、因全重修。因資俗姓霍氏，河內人，出家於河內天聖院；因全，俗姓師氏，清華人，為因資師弟，因資圓寂後繼任本寺住持。此次重修，由當時的翰林文字同知兼國史院編修官奉議大夫禮部郎中張琬為之作記。明代成化年間，僧官祥俊及其弟子妙淳、妙慶重修，由當時的河南按察使楊徽為之作記；嘉靖二年（1523年），由當地耆老杭鑒及其子杭彪州捐銀一百兩及當地信士共同資助，本寺住持廣堅、清應等主持重修，歷時兩年半，於嘉靖四年十月完工，重建雷音殿五間、伽藍殿三間、東西方丈六間。此次重修，由當時的禮部右侍郎何瑭為之作記。另據道光《修武縣誌·寺觀附》記載，百家岩寺曾一度傾廢，其僧眾皆居於五里源之崇明寺，由此可見當時崇明寺規模之盛。但至道光年間，雖然該寺頗具“花木竹柏之勝”，但已牆垣頹敗，寺僧寥落無存。其後有無重修，不得而知。2001年，五里源村有心之士根據當地老年人的回憶，繪製了民國時期的崇明寺示意圖，閱圖可知，當年的崇明寺有山門一間，東西廊廡各五間，中佛殿三間，大佛殿五間，中佛殿東南有鐘樓一座，大佛殿東側有觀音殿一間，觀音殿還有地下室，另有東西配殿各五間，最後為僧房十一間。當地百姓傳說，廟中大殿樑上雖然長年無人打掃，卻從無積塵，也無本寺一奇。
據現在主持募修的五里源信徒郝小具說，此寺在日偽時期被徹底拆除，用於修建本村炮樓和碉堡。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國家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建設，五里源公社在原崇明寺的廢址上興建了公社衛生院，原來寺院的碑刻也散落各處。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宗教政策得到落實，當地善男信女開始籌劃重建崇明寺。九十年代後期，信眾集資購買了鄉衛生院後院作為安神之所，原碑刻文物也逐漸被找回，其中就有著名的唐代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和北宋魯遷之詩碣。
相關說明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的來歷
據道光《修武縣誌·金石志》，五里源崇明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為唐代碑刻，但既未錄幢文，又無註明雕刻時間。在郝小具的指認下，我一一找到了幢首、幢身、幢座進行辨認。幢首高約60公分，直徑約80公分，周圍雕有佛教人物，線條流暢，造型精美。幢身為八面柱形，每面寬約30公分，幢身高約1.4米，直徑約80公分。八面皆鐫文字，分經序和經文兩個部分。幢座為正方形，邊長約1.2米，高約20公分，中有八面微槽，與幢身正好吻合。在幢身上的文字中，我未能找到雕刻時間，但有五里源信士撰寫的材料記載此幢造於唐代武則天時代的垂拱三年（687年），只是不知其本，不敢妄下定論。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只有唐代才有，且縣誌有載，此幢為唐時之物當確信無疑。
經幢正文分兩個部分，其經序記述的是唐儀鳳元年（676年），印度婆羅門僧人佛陀波利得遇文殊菩薩點化，西渡取經。歷經艱辛，費時六載，終於永淳二年（682年）從印度取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帶回西京，並譯成中文，此後此經迅速流布民間。關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的由來，是釋迦牟尼為解救善住天子即將面臨短命壽終，受畜身、地獄等苦難而說的。某日夜晚，善住天子在享受和諸天遊園等種種歡娛之後，忽然聽到他即將遭受許多苦難的預告，包括他即將在七天之後壽盡命終，死後的境遇極為悽慘：先是受七返畜生身和地獄之苦，其後雖然得以脫離地獄，生為人身，不過，卻是生在貧賤之家，而且一出生就是無眼的殘疾之身。善住天子聽了，大為驚怖，於是向天帝釋求救。然而，天帝釋並無解救之法，乃轉而求助於釋迦牟尼。釋迦牟尼應帝釋之請求，便教以解救之道，即是“佛頂尊勝陀羅尼”。天帝釋將此陀羅尼及其受持之法，傳授善住天子。善住天子依法受持此陀羅尼六日六夜，不僅逃過死難，還得以遠離一切惡道之苦，住菩提道，並獲延年增壽。又據劉淑芬所撰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尊勝經幢的建立》一文，此經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兼濟生靈與亡者，尤其特彆強調“尊勝陀羅尼”的破地獄功能。從此經中釋迦牟尼說“尊勝陀羅尼”的兩個別稱，便可知曉。此經又名為《淨除一切惡道佛頂尊勝陀羅尼》和《吉祥能淨一切惡道》，可知此陀羅尼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淨除一切惡道——包括地獄、畜牲和餓鬼。而在唐代，地獄觀念在社會上廣泛流傳，鐫刻此經的經幢其功能就是滅罪度亡、破地獄門，兼及祛病延壽、禳災祈福，乃至鎮護土地、保境安民等，唐人因信仰、尊奉此經而廣植經幢。佛教特有石柱建築經幢即是由此而來。
無論就佛教史、社會史或藝術史研究而言，經幢都有其獨特的重要性。以佛教史來說，迄今的研究大都從眾多經典的翻譯，來看佛教的發展；至於漢譯經典真正流傳的情況，由於資料的缺乏，則難以追查。在這方面，經幢提供了一部經典——《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從漢譯過程到其流傳——包括在地域上的廣度，以及深入社會各個階層，很完整的流布個案。此外，集佛教資料大成的《大藏經》和史籍中，絕大多數是偏重居住在城市裡上層階級的僧人和俗人的記載，而罕見關於平民和鄉村佛教的資料；由於建立尊勝經幢者涵括了貴族、官僚和平民百姓，它同時流行於城市和鄉村，所以經幢上的題記，可以補充《大藏經》和史籍中對於鄉村和平民方面記載的不足。以社會史而言，經幢是研究社會心態史一種絕好的資料。在數以千計被譯成漢文的經典中，僅有少數經典為多數信徒所敬信而廣為流傳，而某一部經典之所以廣為人們崇奉，除了經典本身的內容外，也必有某些和其時社會相呼應的成分。特別是從五代以後，當時人建立經幢的目的已經和唐代有若干質方面的變化，正是觀察社會思潮流變一個很好的例子。
修武縣博物館館長楊天亮先生說，如果此幢確係唐代之物，那么此幢就是現在發現的本縣最早石刻。即便在碑刻如林的百家岩，也大多為明清碑刻，宋代石刻已經非常少見，更遑談唐代石刻了，著名的杜鴻漸《重修百家岩寺碑》早在清代就已無存，其碑文也只能見於史料。因此，五里源崇明寺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是修武縣境內惟一保存完好的唐代石刻，其文物價值自是不言而喻。
魯千之詩碣及歷代文人吟詠
心情稍寬難如舊，勝跡依然日日新。鶴怨猿驚嗟往事，再來山色似迎人。元符戊寅春崇明寺魯千之。延昌寺僧賜紫僧道準立石。當年匹馬度荒村，青眼相逢是此君。重到故鄉歸興動，一竿風月以何人。宣和辛丑初春京畿提型劉師忠題。珎重東平入鳳城，錦箋雙羽蹙南征。馬蹄不懼攔關雪，一駕須騎萬里逞。狀元李士祥。
魯千之，北宋時詩人，文獻中存詩僅此一首。元符為宋哲宗年號，元符戊寅即元符元年（1098年）。雖然立石落款不是本地之人，為陝西銅川延昌寺的賜紫僧（賜紫即朝廷對得道或有德高僧的一種嘉獎恩寵）道準，但又有“崇明寺魯千之”之名，因此為魯千之特地來游此寺而作。道準或是陪同，或是此寺的掛單僧人，或是受派而來的本寺的住持，似乎後者的可能性更大。另百家岩的崇寧四年（1105年）《百家岩寺僧智深經幢銘》有智深弟子道英之名，年代、名號與道準相近，兩人應是同時代同輩分的僧人。此碣為草書，筆力遒勁，且最後題名“魯”字之下“千之”二字相連綴，如花押狀，頗能令人臨摹玩賞。
劉詩忠的落款時間為宣和辛丑初春，宣和為宋徽宗年號，宣和辛丑即宣和三年（1121年），晚於魯詩16年。劉師忠的官職為京畿提刑，提刑即提點刑獄公事，設於各路，主管所屬各州的司法、刑獄和監察，兼管農桑，其官署稱“憲司”。除各路外，北宋在京畿地區設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掌京畿地區縣鎮刑獄、治安、場務（考場）、河渠。仔細體味該詩，據其“重到故鄉歸興動”之句，劉師忠或為五里源一帶或本縣之人，但史志不載，只能存疑。此詩也有風致，但惜書法一般。
從魯詩和劉詩來看，可知五里源崇明寺在宋時已是一地名勝。另外，宋代石刻除二人詩碣外，舊志還記有《崇明寺大佛殿功德記》，但又雲當時已經佚失，只有錢大昕的《天一閣碑目》記載，此碑為元符庚辰（即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李潛撰書。
最後一詩，雖然署名為狀元李士祥，但既無時間也無籍貫，上網收搜一無所獲，實為憾事。又據其“馬蹄不懼攔關雪，一駕須騎萬里逞”，倒很符合狀元及第後“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心態。此詩縣誌不載，則推測李士祥為道光之後的清末之人。此為我此次重訪崇明寺的意外收穫。
魯詩石刻幾乎占去石碣一半，劉詩和李詩合占一半，後二詩皆為楷書，字型也明顯小於魯詩。
此外，道光《修武縣誌》載有明末本縣人王賓王的《讀書崇明寺》，其詩云：“梵宮綠蔭圍，境靜客來稀。怪石侵枯樹，春禽噪夕暉。開窗趣翠入，卷幔放雲飛。到寺才三日，翛然與世違。”王賓王，字太之，號句湖，生性孝友敦睦，購書萬卷，著有《浮園集》、《句湖集》、《水明樓集》等詩文集，舊志另外儲存有其所撰的民間故事《異鳥記》，中崇禎己卯科（1639年）副榜，為本縣名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