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史實
1974年，岡納·繆爾達爾與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Fdiedrich Von Hayek）同獲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的該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此項殊榮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在貨幣和經濟波動理論中的先驅工作，並且因為他們對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相互依賴關係的深刻分析。”其中，繆爾達爾“把他的大多數研究工作指問最寬廣意義上的經濟問題，特別是美國黑人問題和開發中國家的貧困問題”，他還“尋求把經濟分析聯繫到社會的、人口的和制度的條件”。他對經濟學所作出的種種開拓性貢獻，使他無愧於這種榮譽。繆爾達爾
於1898年12月6日出生在瑞典達拉那省古斯塔夫斯教區一個農莊。他幼年的生活是在鄉間度過的，他一生主張平均主義，信奉清教倫理，都與他的農村生活背景有著較深的聯繫。繆爾達爾的先輩是芬蘭移民。他的父親卡爾·阿道夫是鐵路建築公司職員，母親是家庭主婦。1918年，繆爾達爾進入斯德哥兒摩大學學習法律，1923年在該校畢業後從事律師業務，同繼續研讀經濟學，在1927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擔任母校自費學生的政治經濟學講師。1924年10月8日他與才華出眾的阿兒瓦·繆爾達爾（Alva. Myrdal）結婚。（阿爾瓦曾在聯合國科學文化組織任高職，並曾任瑞典駐印度大使和瑞典教育部部長，1982年獲諾貝爾和平獎），他們婚後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從1925年到1929年，他曾前往德國和英國留學。1929年-1930年，繆爾達爾獲得了洛克菲勒獎學金，前往美國留學。在美期間，他利用大量業餘時間到各地進行旅遊。1929年8月到達紐約市，此時美國經濟恰恰開始處於極為動盪的一年。1929年-1933年大危機即將到來，而他則是預言這場大危的幾個經濟學家之一。之後，他回到瑞士，擔任日內瓦國家研究院研究生院的副教授。第二年，他又重返斯德哥爾摩擔任代理教授。1933年則成為該校政治經濟學與財政學教授。這是繆爾達爾理論研究的第一個階段。該階段的研究尚屬於新古典主義傳統，研究純粹理論問題。作為瑞典學派的創建者之一，他繼承了魏克塞爾的傳統，對一般動態均衡理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相關著作
在1931年發表的著名的《貨幣均衡論》（1939年英文版）一書中，他修正、補充和發展了魏克塞爾的貨幣理論。早在30年代初，就論證了國家運用財政政策調節干預經濟對消除失業和經濟波動的重要作用。瑞典皇家科學院所指出的繆爾達爾在貨幣和經濟波動理論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在這一時期。該階段比較重要的論著還有：《經濟變動中的價格形成問題》（1927年）、《經濟理論發展中的政治因素》（1930年）、《1830-1930年間的瑞典生活費用》（1933年）、《財政政策的經濟後果》（1934年）、《人口問題的危機》（1934年，與其夫人合著）。繆爾達爾還積極從事各種社會政治活動
除教學和科學研究外，繆爾達爾還積極從事各種社會政治活動。1934年，他作為社會民主黨成員被選人參議院，1935年任下院議員。他與妻子阿爾瓦共同開創了現代人口政策。1938年，紐約卡耐基公司委託他指導美國黑人問題的研究。其成果《美國的兩難處境：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於1944年出版。該書出版後被數次重印，並被認為是這一領域的代表著作，是研究美國種族問題的必備參考書。隨著他參與社會活動的不斷增多，其學術研究的範圍也在逐步改變。繆爾達爾的研究出現了方向性的轉變
從40年代開始，繆爾達爾的研究出現了方向性的轉變。他逐漸離開了曾從事的瑞典學派的研究和分析方法，從強調經濟變數的數量關係及其均衡條件，轉向社會經濟關係的結構分析。他對經濟、社會、制度、政治、文化等現象的內在依賴性的精闢分析正是在這個階段的研究中體現出來的。他不再研究純粹理論問題，而是從結構或制度上去研究社會經濟問題，尤其是社會平等問題，他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去研究開發中國家的貧困和社會改革問題。這種轉變的主要原因是，30年代初期，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對瑞典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社會不平等加劇。繆爾達爾非常關注社會的變化，從1934年《人口問題的危機》一書中他就初次提出了實現均等化社會改革的一些主張，而40年代以後，這種主張平等的思想得到了巨大發展。隨著他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的廣泛，他的研究也從已開發國家的社會平等問題逐步發展到研究開發中國家的均等化的改革問題，以及已開發國家與不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平等問題。1942年，當他回到瑞典以後再次投身政治活動並又重新當選參議員，擔任瑞典銀行董事會董事及戰時計畫委員會主席，主持政府的計畫工作，並作為戰後的商業部長，致力於引導瑞典恢復在歐洲的貿易和金融關係。1947年任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長。1957年受二十世紀基金會委託，對南亞和東南亞11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問題進行了長達10年的研究，研究成果即是其聞名於世的著作《亞洲的戲劇：對一些國家貧困問題的研究》（1968年）。1967年他又回到瑞典，被任命為斯德哥爾摩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在同一年，他創辦了該大學的國際經濟研究所。他還曾任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理事會主席，斯德哥爾摩拉丁美洲研究所理事會主席。1973年-1974年，他在美國加州聖巴巴晴的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任特約研究員。1974年-1975年在紐約大學以訪問教授的身份任教。1974年與馮·哈耶克同獲諾貝爾獎。
繆爾達爾獲得榮譽稱號
此外，繆爾達爾曾獲得30多種榮譽稱號，以及多項獎勵，如1938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並獲得套用人類學學會授予的馬林諾夫斯基獎。他還曾擔任英國科學院、美國藝術科學院、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經濟計量學會會員和美國經濟協會會員。繆爾達爾的代表作
在第二階段，他的代表作除前面已提及的之外，比較重要的還有：《人口：一個民主問題》（1940年）、《走向經濟計畫化》（1951年）、《國際經濟學》（1956年）、《經濟理論和不發達地區》（1957年）、《富裕國家和貧困國家》（1957年）、《超越福利國家》（1960年）、《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大綱》（1972年）、《反潮流：經濟學批判論文集》（1973年）、《瑞典是如何治理的》（1980年）等。繆爾達爾的影響
由於繆爾達爾在研究中突出強調政治、制度、人口、歷史、文化等非經濟因素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並提出了社會經濟動態運行序列中，諸多因素互相影響、互為因果的循環變動的著名論點，重視開發中國家貧困問題的研究，他既被看作是新制度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又被視作當代濟學的先驅。1987年5月17日，繆爾達爾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逝世。
他是1982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阿爾娃·繆爾達爾的丈夫，是諾貝爾獎歷史上有趣的特例。
1974年，岡納.繆爾達爾與馮.哈耶克共獲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的該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因為他們在貨幣和經濟波動理論中的先去工作，並且因為他們對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相互依賴關係的深刻分析。”其中繆爾達爾“把他的大多數研究工作只想最寬廣意義上的經濟問題，特別是美國黑人問題和開發中國家的貧困問題，繆爾達爾尋求把經濟分析聯繫到社會的、人口的、制度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