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教材

山寨教材，高校教材儼然成為最豐產的學術領域。在武漢大學圖書館，即使是按精確匹配的方式檢索，也能搜尋出180條書名均為《市場行銷學》的教材，其中138條的出版時間為2000年以後。

基本情況

國外的高校教材，只有學力深厚的學者才敢編寫，在中國高校，老一輩學者對編寫教材也非常謹慎，不輕易動筆，在他們的心中其實都懷有對於教材的敬畏之心，沒有金剛鑽絕對不敢攬這個瓷器活。

然而，當教材可以計入教師的學術成果，編教材可用於教師職稱評審，甚至教師還可以利用教學之便將為自己編的教材創造銷路時，教材其實早已不是單純意義上的教材。至於同一門課程有數不清的教材版本，不僅內容大同小異，甚至不乏粗製濫造、低水平抄襲的“山寨教材”，也就並不意外。

相比中國的教材泛濫，國外“經典”教材的創作過程，無疑值得借鑑。以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為例，此書不僅被許多美國大學作為教材，更是成為眾多普通讀者爭相閱讀的經典之作，而這樣的經典教材，卻經歷了斯氏嘔心瀝血的七次改版。在其生命最後階段的第七次改版，不僅引入了史學研究的新觀點，更在全書的章節架構上作出了全新的調整。

只有當教材真正回歸教材本身，更多地傾注了責任，而不是背負過多的身外之物，“山寨教材”才不會如魚得水，“經典教材”才有了孕育懷胎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