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一個陌生的地方,要不要事先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山川地形?法國的外交官旅行家保羅·莫朗堅持認為,“旅行,必須提前做好‘預習’”,出門之前,不妨把能夠找到的有關目的地的各類書籍通通啃過,然後認真開出一張值得一游的景點名單,免得錯過精彩的古蹟。
然而,這肯定不是尼古拉·布維耶的旅行方式。這個自由散漫的瑞士人,無論走到哪裡,都討厭被日程表束縛手腳。他喜歡讓心靈毫無準備地和新鮮事物發生碰撞,隨時發現意想不到的驚喜:“假如我已經清楚地知道,將要看到的東西是個什麼樣子,圍繞它發生過哪些故事,然後再按照設計好的行程,趕場式地一站接一站參觀,那還有什麼意思?”
所以,尼古拉·布維耶的旅行既沒有時間表,也沒有明確的目的地,在五花八門的交通工具里,他最信賴的其實是自己的兩條腿,篤信這是接近沿途風景最可靠的“工具”。他說:“在路上,景色會自己開口說話,它們會自動打開,感動匆匆的過客。每一次停下,都有意想不到的發現。”事實上,幾乎每次長途跋涉,布維耶不知疲倦的雙腿都會被意外阻住。在伊朗西北部山區,積雪把他陷在大不里士(Tabriz)長達半年;在東京,他曾被病魔拖進醫院;在馬哈巴德,他曾被投入宗教監獄。布維耶早就習慣了,他說:“每當這種時候,一個月就像一陣風,從你身邊滑過,什麼印象都留不下來。”
把旅行手冊扔出行李,把時間表拋在腦後,布維耶的旅行更像流浪。自打下定決心用這種方法旅行,父親已經給了布維耶忠告:你要做好迷路的準備,為了能活下來繼續前進,你要嘗試各種各樣的工作。到底有多少次跑到街頭賣藝,就只為換回當天的口糧,恐怕布維耶自己都數不清楚了。他在輪船酷熱的艙房裡洗過油膩的餐具;給走江湖的戲班客串過會計;在車站乾過給機器擦油的髒活兒;還在酒吧拉手風琴,給尋歡作樂的客人伴奏華爾茲。有時能掙幾個錢;有時也就換到晚餐的幾個雞蛋,一小塊熏魚。尼古拉·布維耶的旅行,注定是沒有規律的、斷斷續續的、充滿意外和驚喜的。他用這樣四句話描述自己旅行的常態:懵懂無知地上路,不緊不慢地長行,兜里空空如也,兩腿疲憊不堪。
映照世界的一池靜水
飢餓、疲憊、發燒生病,就像家常便飯,有時輪番偷襲,有時集體進攻,而尼古拉·布維耶對種種苦難甘之如飴。當他在錫蘭(今斯里蘭卡)被瘧疾折磨得死去活來的時候,當他被關在監獄潮濕悶熱的角落幾乎要被漚爛的時候,不知可曾想過:以他的家境,何苦選擇這樣的生活?掙不到錢,天天有上頓沒下頓,早上起來不知道晚上會睡在哪裡——更何況,根本沒人逼迫他這樣做。
尼古拉·布維耶的生活軌跡,完全可以是另一番模樣。他的童年,是沉浸在書籍和音樂里的。父母都受過高等教育,溫文爾雅,通曉多種語言。布維耶住在風景如畫的瑞士,每年夏天都到湖畔別墅度假,細軟的沙灘上停著輕舟,漆黑的鋼琴上永遠都有鮮花,白雲的影子大片大片投射在草坡上。他可以接受最好的正規教育,在大學裡謀到穩定的工作,娶個門當戶對的姑娘——就像他的兄弟姐妹、身邊同伴一樣,大家都滿足於這樣的生活軌跡。
然而,布維耶是個異類。他從小就不喜歡教會學校刻板的教程和嚴格的著裝。在他看來,教會學校引導他“有教養、懂規矩、受人尊敬”的種種手段,“簡直是要把人鎖進棺材”!12歲時,他就趴在地毯上,沉迷於花花綠綠的世界地圖冊:塗著橄欖綠的地方,是河流入海的三角洲;一大片深褐色充滿褶皺的地方,是中亞細亞神秘的高原;高原上時而出現的白色,是他魂牽夢繞的雪山。他最喜歡儒勒·凡爾納的小說,上面提到的陌生城市的名字,每每讓他欣喜若狂。他的思想,隨著地圖一點點展開,幻想自己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間。
尼古拉·布維耶把自己最初幾次旅行的方向,鎖定在東方。他喜歡意外和神秘,而在大約半個世紀前,東方恰好可以滿足他的渴望。他從家鄉出發,穿過南斯拉夫山區、馬其頓,經過阿富汗到達印度,然後取道錫蘭直抵日本。“亞洲,是歐洲文明的源泉。”他寫道,“這裡到處都有深厚的歷史。在我腳下的這條路上,不知曾有多少執節的使臣、奔波逐利的商隊、背井離鄉的流民、耀武揚威的入侵者和虔誠的朝聖者走過!”和這種深厚的歷史形成強烈反差的,則是當地人樸素至極的生活,沿途收留布維耶過夜的許多家庭,幾乎都是家徒四壁。
布維耶確實用不著旅遊手冊,因為他最喜歡去的地方,不是原始的就是蠻荒的。今天,探訪原生態已經在背包客里成了氣候,但在布維耶的年代,那幾乎是“瘋子”才幹的傻事。布維耶一雙好奇的眼睛,總能從常人司空見慣的事物中發現有趣的東西:“當地人吐出的煙圈、耳聾的驢子、小烏龜厚實的硬殼,都能讓我看看得入神。”在普里萊普(保加利亞)某條大街上,他看到,火槍店緊挨著棺材鋪,掌柜的就是親哥倆,等於是一個給另一個送生意。在阿富汗一家小酒店門口,橫躺著一段枯樹攔住過往車輛:“停車休息,進店喝茶”——這是布維耶見過的最溫和的“霸王”廣告。他說:“我就像一池淨水,世界從我側畔淌過,我映下它的絢麗。”
假如旅行者不帶著頭腦出發,眼睛再敏銳也發現不了這個世界背後的內涵。布維耶經過的一些地方,許多看似平淡無奇的景物——有時候就是一塊被雷電劈開的巉岩——都有神聖的光環籠罩,也許可以昭示不祥,也許可以療傷鎮痛,也許可以幫人趨吉避凶。布維耶饒有興趣地破譯這些神秘的景物,沉浸在神秘的氛圍中,欣欣然似有所得:“用‘幸福’二字形容當時的際遇,是那么浮淺而不足以表達當時的心情。”這種感覺就像鴉片,吸引布維耶不斷追尋“神秘”。他選擇的旅行方向,常神秘力量統治的地方,亞洲一些部落的祓魔儀式、跳大神的巫師、看掌紋的預言家,無不深深吸引布維耶的目光。
恬淡而深刻的“合金”
早在第一次跨出家門,布維耶的父親就這樣叮囑過兒子:多么勞累也不允許懈怠,要不斷強迫自己寫作。多虧父親的教誨,布維耶才有拿起筆的勇氣。當他蜷縮在愛爾蘭狹窄的旅館,腳上蓋著毛毯,面前攤開筆記本的時候,他不禁打量自己捏著鋼筆的手指。就是這些粗糙的手指,它們嘗試過上千種工作,既能和汽化器、布滿油污的曲軸較量,又可以靈巧地按響手風琴的琴鍵,用這雙手寫出來的東西,會有價值嗎?
布維耶像擺弄機器零件一樣組織自己的辭彙,走過的路漸漸浮現在眼前,在這條路上,充滿了艱苦、欺詐和倒霉的經歷,“新鮮得就像剛剛下在稻草堆上的雞蛋”。寫著寫著,他突然後悔自己寫得太隨意,幾乎想撕掉重來——幸虧他沒這么做。他的遊記就像一塊精心鍛造的合金,一面是樸實無華的記錄,一面是豐富多彩的歷險,充滿了對未來的恐慌和彷徨;面對艱苦的生活,有苦惱,也有詼諧。走在荒涼的中亞細亞高原,那種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蒼涼,讓他深深體味什麼是死亡,什麼是永恆。他寫道:“如果讓旅行家與哲學家討論‘死亡’,旅行家的見解肯定更深刻些。”只有“走在路上”,才懂得怎樣思考“終極問題”。
所以,布維耶的作品是一種看似輕鬆,實則深刻的哲理書。它像荷爾德林(1770~1843,德國著名抒情詩人)的抒情詩一樣淡然恬靜,卻處處體現對“終點”的思考。在荒原上,路向天邊伸展,它將通向何方?布維耶回答說,無論它通向哪裡,無論它的終點在什麼地方,“比終點更遠的地方,一定還有更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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