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
尤睦佳·澤登巴爾1916年9月17日，澤登巴爾出生於烏布蘇省達布斯特縣。1920年起，在蘇聯伊爾庫茨克中學學習。1931年，加入蒙古革命青年聯盟（後更名為蒙古革命青年團）。
1938年，畢業於蘇聯伊爾庫次克財經學院。回國後，執教於烏蘭巴托市財經學校。
1939年，加入蒙古人民革命黨。同年起，歷任蒙古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副部長、部長兼國家銀行行長。
1940年，當選為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主席團委員、中央總書記。
1941年，兼任蒙古人民革命軍副總司令兼政治部主任。同年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後，為援助蘇聯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2年，兼任人民革命黨烏蘭巴托市委第一書記。
1943年，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主席團改組為中央政治局，任政治局委員。
1945年8月，協助喬霍爾洛·喬巴山元帥，領導八萬蒙古人民革命軍騎兵及機械化部隊編入蘇軍後貝加爾方面軍蘇蒙騎兵機械化集群，配合蘇聯紅軍，參加對日本關東軍作戰。所部穿越戈壁沙漠，翻越大興安嶺，行軍上千公里，勝利攻抵河北承德長城腳下，為迫降軍國主義日本，粉碎法西斯的最後頑抗，勝利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做出了貢獻。9月，被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授予一級庫圖佐夫勳章。同年，任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家計畫委員會主席。
1946年，任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計畫委員會主席。
當權與清洗
1952年
尤睦佳·澤登巴爾1月，喬巴山元帥逝世。5月，澤登巴爾任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1958年11月，在赫魯雪夫當政後的蘇聯扶植下，在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三屆二中全會上，取代達希·丹巴，“當選”為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任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主席。成為蘇聯利益在蒙古的政治代理人。
在政治上，澤登巴爾秉承蘇聯的旨意，效法赫魯雪夫“反對史達林的個人迷信”的做法，在蒙古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所謂反對喬巴山的“個人迷信”的政治運動，大肆攻擊喬巴山元帥以及喬巴山時期的各項政策和制度。同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部門，實行大清洗，將忠誠於黨和國家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路線的同志排擠出去，而將其親信安插至重要崗位上，逐步形成了“澤登巴爾政治集團”。
1959年
2月，澤登巴爾集團以所謂“違背馬克思主義原則”等罪名，將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副書記丹巴排擠出蒙古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
1962年
9月，在赫魯雪夫授意下，澤登巴爾集團以“反民族主義”為由，將人民革命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圖木爾·奧其爾驅逐出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並利用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為其扣上“懷疑蒙蘇兩國人民兄弟般的友誼”以及“蘇聯給予我國的全面無私的援助的國際主義精神”和“反黨”等政治罪名。
1963年
尤睦佳·澤登巴爾12月，澤登巴爾集團以“反蘇”和“同反黨的圖木爾·奧其爾的活動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其內容上是一致的”等罪名，排擠和清洗了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第二書記曾德。 1964年12月，澤登巴爾集團將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委員洛呼茲等人開除出黨。罪名是“要求蒙古拒絕同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在經濟方面進行合作”、“直接維護民族主義”、是“蒙蘇人民鋼鐵般的兄弟友誼的敵人”等。
經濟政策
澤登巴爾集團在政治上依附於蘇聯，在經濟上，澤登巴爾集團始而以大話愚騙蒙古人民，繼而墮落為完全依賴於蘇聯和全面出賣蒙古的經濟主權。 1961年7月，澤登巴爾領導召開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聲稱“在國家的各個經濟領域，都已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蒙古“已形成單一社會主義經濟，進入建成社會主義階段”。要“在不久的將來，使蒙古人民共和國由一個農牧業－工業國，變成為工業－農牧業國。”
同年，蘇共二十二大後，蘇聯政府在政治上控制蒙古人民共和國在經濟上對蒙古進行殘酷剝奪與掠奪。1962年，蘇聯在“經濟互助委員會”（經互會）成員國黨代表會議上，強行把所謂“國際分工”，作為經互會的“根本原則”。赫魯雪夫鼓吹“取消國界”，提出要“在國際分工廣泛的生活專業化和協作化的基礎上……將相互補充和逐漸形成一個統一的、協調一致的經濟－經營共同體。”6月，澤登巴爾集團經不住蘇聯的威逼利誘，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經互會”。蒙古喪失了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權利。蘇聯通過經互會的“國際分工”、“生產專業化”和“經濟一體化”的機制，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民經濟完全納入蘇聯的經濟軌道，導致蒙古國家的畜牧業、工業、礦業、交通、科技、財政、貿易等國家和經濟命脈，完全被蘇聯所操控。根據蘇聯的需要，蒙古只發展單一的畜牧業經濟，民族工業發展緩慢；蒙古的大量礦產和外貿等資源被蘇聯變相掠奪；蒙古工業成為蘇聯的附庸加工車間。大批蘇聯專家和顧問，進入蒙古的各個部門，參與各項經濟計畫的制訂與實施，以及監督蒙古使用蘇聯貸款的情況。蘇聯“專家”甚至有權否決蒙古政府部長所做出的決定。蒙古人民共和國由是淪為蘇聯的經濟附庸。
1966年
澤登巴爾領導召開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正式提出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1968年6月，在澤登巴爾集團領導下，蒙古牲畜頭數降至18000餘頭，較1940年時，減少60%左右。1959年至1969年間，蘇聯從蒙古畜牧業榨取巨額利潤計四億多盧布。1970年，蒙古全國共負擔蘇聯貸款債務達15.17億元，人均負擔1233盧布。1971年，蒙古償還蘇聯貸款償債期已被安排至1985年。
1976年
6月，澤登巴爾領導召開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通過第六個五年計畫（1976－1980年），加緊推廣蘇聯的“新經濟體制”和“先進經驗”，宣布將經濟發展的重點由農牧業轉向工業，提出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最重要的任務，是在經濟領域、政策、意識形態工作，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同蘇聯更加緊密地接近，這是加速蒙古社會經濟進步的重要因素”的方針。規定在五年計畫內，“基本完成新的計畫體制和新的經濟刺激體制”。
在澤登巴爾集團統治時期，受蘇聯新殖民統治和經濟的影響，原有的經濟結構遭到破壞，畜牧業瀕臨破產，燃料和工業原料嚴重依賴從蘇聯進口，國內物價上漲，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蒙古的國民經濟處於日益惡化的狀態之中。
外交政策
在軍事上，澤登巴爾集團緊跟蘇聯軍事戰略的需要，允許蘇聯軍隊長期駐紮蒙古及部署針對中國的戰略飛彈部隊。1960年起，追隨蘇聯對華政策，開始不斷擴充軍隊。 1963年，澤登巴爾集團繼續緊跟蘇聯軍事戰略需要，蒙古人民軍軍隊數量日益增加，戰後原已撤銷的部隊被恢復，以摩托化部隊取代步兵，新建飛彈、雷達、防化等部隊，軍費開支從2.9%（1590萬美元），上升到14%（1.14億美元）。同時，對武器裝備進行改進，將徵兵年齡放寬至18～29歲。並相繼與蘇聯簽訂了《蒙蘇雙邊軍事條約》、《關於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的防務協定》和《蒙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等軍事同盟條約。蒙古由此淪為蘇聯的“被保護國”與軍事基地。1965年，重返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蘇軍形成事實上的對蒙全境的軍事占領。蒙軍作戰部隊營以上和邊部總隊以上，由蘇聯駐蒙軍事顧問接手指揮權。蒙軍指揮員喪失指揮本國部隊的權利，完全聽命於蘇聯軍事顧問。蒙軍全部被蘇軍控制，變成了為所謂“保衛蘇聯”義務服務的僱傭軍。在蘇聯對蒙的軍事控制下，澤登巴爾集團“領導”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附屬國”地位進一步確立，並成為蘇聯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前沿陣地。
在國際事務中，澤登巴爾集團積極為蘇聯的對外政策搖旗吶喊，吹捧赫魯雪夫的“和平外交政策”，全力支持和贊同蘇聯提出的與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的“總路線”。20世紀60年代，中蘇政治緊張關係對峙時期，澤登巴爾集團站在蘇聯一邊，為蘇聯搖唇鼓舌、擂鼓助威，追隨蘇聯，猖狂反華，大肆攻擊中國不遺餘力。言辭之激烈而尖刻。1960年，蘇聯在布加勒斯特組織圍攻中共代表的會議，澤登巴爾集團積極參與其中。
1963年
1月，澤登巴爾發表講話攻詆中國，稱中國共產黨“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隊伍”。7月，授意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發表《蘇聯共產黨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一致的熱情捍衛者》的社論，繼續攻擊中國共產黨。8月，為蘇聯《真理報》撰文，攻擊中國共產黨是“教條主義者”，誣衊中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形象。9月，在莫斯科發表記者訪談，攻擊中國奉行“同社會主義隔絕的、單靠自力更生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充當攻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急先鋒。12月，領導召開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四屆五中全會，炮製通過《關於中共領導人給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製造的分歧和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立場》的反華決議，使蒙古國內反華言論達到高潮。
同時，在和平外交政策和禁止核試驗條約等問題上，澤登巴爾集團緊跟蘇聯步伐，對中國大加指責和攻擊，在各種國際會議上，極力維護和附和蘇聯的建設，與蘇聯等國家積極唱和，對中國共產黨的倡議加以責難。
1964年
4月起，澤登巴爾集團無視中國援蒙人員的貢獻，單方面撕毀契約和協定，將其全部驅逐出境。9月，撤回駐中國內蒙呼和浩特市總領事。使中蒙關係達到幾無法挽回的地步。1966年6月，澤登巴爾在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反誣中國撤走援蒙員工使蒙古建築部門缺乏技術人員。誣指中國對蒙有領土野心，在蒙國內製造中國將要入侵的謠言，愚弄、欺騙人民，籍以為將蘇聯軍隊引入蒙古製造口實。
1973年
4月，在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六屆五中全會上，以及1976年6月，在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澤登巴爾集團均繼續不遺餘力地猖狂反華，攻擊中國，抹黑中國共產黨。
頭銜
尤睦佳·澤登巴爾元帥1966年澤登巴爾被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院授予“榮譽院士”稱號。1974年6月，“當選”為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同年，任蒙古人民軍總司令。1976年，晉升為 大將軍銜。1979年，晉升為 蒙古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1981年5月，“當選”為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曾兼任蒙古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主席。曾於1952年、1959年和1962年訪問中國。
解職
1984年
8月，因澤登巴爾一貫追隨蘇聯的政策，在國內流放、驅逐大批黨的領導人，蒙古在經濟發展上受到嚴重障礙，人民生活困難，被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非常全會解除其總書記的職務。同月，被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人民呼拉爾非常會議解除其主席團主席的職務。1990年3月，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九屆八中全會決定撤銷1984年關於對前總書記澤登巴爾功績評價的決議，將其開除出黨。通過了為1962－1964年澤登巴爾秉政時期遭清洗的黨的領導人恢復名譽的決定。同時決定對同澤登巴爾有牽連的領導人全部進行審查，並將其中七人開除出黨。4月，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頒布第97號令，褫奪其蒙古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撤銷其“蒙古人民共和國英雄”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勞動英雄”的稱號。同年，被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開除出黨。此後，移居蘇聯。1991年，在蘇聯病逝。
1997年
2月，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為澤登巴爾追復其黨籍。10月，時任蒙古國總統巴嘎班迪簽署命令，恢復澤登巴爾原蒙古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及其“蒙古人民共和國英雄”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勞動英雄”稱號。 "
評價
澤登巴爾是蒙古的赫魯雪夫一流人物。早期曾經為反法西斯戰爭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過一定的貢獻。1958年11月上台後，他亦步亦趨，緊緊追隨赫魯雪夫及其蘇聯的政治發展路線，對內大搞所謂反對喬巴山“個人迷信”的政治運動，打壓、排斥真正的共產黨人，顛覆修正黨的政治發展路線，一步步將蒙古黨和國家引上一條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路線和背離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不歸之路，並最終導致了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亡國。對外，則奴顏婢膝以事蘇聯，和充當蘇聯反華的急先鋒，不但使蒙古自身全面淪為蘇聯的附庸，並由此給蒙古的黨、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而且在中蒙兩黨、兩國及其人民之間，製造了深刻的誤解、隔閡與敵對。
澤登巴爾曾被授予蘇赫巴托爾勳章及蒙古人民共和國勳章多枚。兩次被授予蘇聯列寧勳章，被授予蘇聯十月革命勳章和一級庫圖佐夫勳章。被授予約里奧－居里和平金質獎章。
尤睦佳·澤登巴爾元帥逸聞軼事
對於蘇聯外交官而言，和情報部門特工一樣，善飲且不失控被視為極為重要的素質。在對飲的過程中使對方放鬆警惕，以達到解決某些重大國際問題的預定目標。
“伏特加外交”始於史達林時期，而且灌酒不分敵友。灌朋友是為了檢驗其對自己的態度以及對感興趣問題的看法，灌敵人則是令其陷入道德和政治陷阱。
澤登巴爾為史達林斟酒
蘇聯外交將外國領導人嚴格地劃分為“自己人”和“外人”。二戰前蒙古領導人無疑是蘇聯的“自己人”，他們能夠享受到最高規格的接待，可以像家人般地交流。
擔任蒙古領導人30多年的尤睦佳·澤登巴爾曾多次聊起1940年自己與史達林及其戰友的相識經歷。
當時年僅24歲的澤登巴爾陪同當時的蒙古領袖喬巴山元帥面見史達林。官方會晤後客人被邀請參加小範圍的晚宴。蒙古代表只有喬巴山元帥和澤登巴爾兩人，而蘇聯方面是史達林、莫洛托夫和貝利亞。晚宴一開始史達林就說：“喬巴山同志我們都很了解，是久經考驗的朋友。而澤登巴爾則是新人，我們看他如何表現。我建議讓他以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為我們斟酒。”
當時餐桌上擺滿了各式美酒：白蘭地、葡萄酒、伏特加等等，以及大小不一的高腳酒杯。略加思索後，澤登巴爾選擇了喬治亞白蘭地，滿滿地倒了五大杯敬獻給在座各位。史達林稱讚道：“好樣的，澤登巴爾同志，不折不扣的忠誠朋友。拉夫連季(貝利亞的名字)，注意點兒，不要碰他呦。”
據澤登巴爾說，他和貝利亞之間確實從未出現過問題。
曾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的莫洛托夫在回憶起此事時說：“喬巴山沒有多少文化，但對蘇聯很忠誠。1952年喬巴山去世後，蘇聯決定任命澤登巴爾為蒙古領導人，因為他對蘇聯很友好。”
與蘇聯交好
尤睦佳·澤登巴爾，1916年9月17日生於蒙古西北部的烏布蘇省鄰接蘇聯邊界的達布斯特縣，是蒙古少數民族杜爾伯特人。1929-1938年，在蘇聯伊爾庫次克中學和財經學院學習，畢業回國後在烏蘭巴托財經學校短時任教，1939年加入蒙古人民革命黨。由於在蘇聯留學期間經人推薦，受到史達林的賞識，回國後受到喬巴山的器重而青雲直上。入黨後僅一年，就被選為中委，任政府財政部副部長，繼而又做部長兼國家銀行行長，當時只有二十四歲。1941-1945年，還曾擔任人民軍副總司令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進入政治局，1945-1946年任國家計委主席，1946-1952年任部長會議副主席，1952年起擔任部長會議主席，1958年11月蒙黨十三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黨中央第一書記。
澤登巴爾從政之後，懷著對蘇聯的感恩戴德，無論國內和國際上有什麼變化，他的政治指北針從來沒有搖擺過，總是亦步亦趨，跟隨蘇聯。
喬巴山在40年代就刻意培養澤登巴爾為接班人，甚至於把這個在軍事上不甚了了的澤登巴爾安排為自己的副總司令，給予中將軍銜。但是，喬巴山1952年1月逝世以後，在赫魯雪夫1956年大反史達林時，澤登巴爾秉承蘇聯的旨意，在蒙古全國掀起了一場大反喬巴山“個人迷信”的運動，大肆攻擊喬巴山時期的各項制度和政策，也效法赫魯雪夫，把蒙古國內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部門來了個大清洗，藉機安插自己的親信占據重要崗位。
蒙黨元老之一、在喬巴山生前擔任黨中央第二書記的達希·丹巴(也譯為達姆巴)，在1954年就任黨中央第一書記後，強調發展民族工業，指出“蘇聯的經驗不是惟一的經驗”，“不能機械地抄襲和教條地搬用”，宣傳中國的經驗“可供學習”，認為教條主義對蒙古“有更大的危害性”，並採取一系列措施克服教條主義。在赫魯雪夫的策劃下，澤登巴爾在蒙黨內率先展開對丹巴的批判。經過幾番鬥爭，丹巴降為第二書記(半年之後又被趕出政治局)，澤登巴爾取代了蒙黨第一書記職位。支持丹巴反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第二書記其米德道爾吉·蘇倫扎布，不久也被撤職，並被趕出了政治局和書記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