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對面的撒旦》根據一起震驚法國及至整個歐美的慘案寫成。一九九三年一月，自稱世界衛生組織研究員的法國男子讓-克洛德·羅芒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兩個孩子、父母親和家裡的狗，然後放火燒屋並服下安眠藥，但他後來並沒有死。法庭判處讓-克洛德·羅芒終身監禁，二十二年內不得假釋。
這起慘案的離奇之處，在於羅芒既非精神失常，也非不愛家人。案發後，卡雷爾便以《新觀察家》記者的身份，跟蹤採訪了羅芒案審判的全過程，並與這個“滅門兇手”見面，多次通信，還根據對方提供的路線圖到他的家鄉實地考察，接觸了他以前的親朋好友，終於在六年之後，寫出了羅芒實施兇案的整個心理軌跡。“我想，寫這個故事只能是一樁罪惡，或是一種祈禱。”卡雷爾在書稿的結尾寫道。二〇〇〇年，《對面的撒旦》首次面世，立即引起巨大爭議。二〇〇二年，女導演妮科爾·加西亞根據《對面的撒旦》拍成同名電影，再次引起轟動。
而如果一切正常，讓-克洛德·羅芒將於二〇一五年出獄。
編輯推薦
《對面的撒旦》：我想，寫這個故事只能是一樁罪惡，或是一種祈禱。
作者簡介
作者：（法國）埃馬紐艾爾·卡雷爾 譯者：胡小躍
埃馬紐艾爾·卡雷爾，是一位法國作家、劇作家和導演，一九五七年出生於巴黎。他的寫作生涯始於撰寫電影評論，一九八二年，他的第一本書《沃納·赫佐格》（Werner Herzog）出版。次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小說《美洲豹的女友》（L'Amie du jaguar）。一九八四年，他出版了第二本小說《勇敢》（Bravoure）。至今他已出版小說、隨筆和非虛構等作品十餘種。《對面的撒旦》（L'adversaire）是他二〇〇〇年出版的非虛構作品，得到出版界和文學界的高度評價，也引起了法國社會的巨大爭議。
文摘
星期一凌晨四點剛過，呂克·拉德米拉爾就被普雷文森的藥劑師科坦的電話吵醒。羅芒家著火了，朋友們快去幫忙救火吧！當呂克趕到現場時，消防員正在搬屍體。他一輩子也忘不了那些已被密封的灰色塑膠屍袋，羅芒的兩個孩子就裝在裡面：慘不忍睹。弗洛朗絲則只蓋著一件大衣，她的臉雖然已被煙燻黑，但仍然完好無損。呂克捋著她的頭髮，惋惜地向她告別，突然他的手指碰到了什麼奇怪的東西。他摸索著，小心地轉動著這個年輕女人的頭，然後喊來一個消防員，向他指著她頸背上方一個巨大的傷口。“一定是有根屋樑砸到了她背上，”消防員說，“頂樓塌了一半。”
隨後，呂克登上了紅色消防車，聽說讓-克洛德還活著。他是全家唯一的倖存者。他穿著睡衣，不省人事，雖然被火燒傷了，但已冰冷得像個死人。
救護車來了，把他送往日內瓦的醫院。天又黑又冷，大家都被救火的水柱澆得渾身濕透。由於現場已無事可乾，呂克便到科坦家裡去烘衣服。廚房裡火燒得旺旺的，咖啡壺在“撲撲”作響，但他們誰也不敢打破沉默。當他們端起杯子，攪動勺子時，手顫抖得非常厲害，發出可怕的響聲。後來，呂克回到自己家裡，把這個訊息告訴了賽西爾和孩子們。大女兒索菲是讓-克洛德的教女。幾天前，她還睡在羅芒家裡(她常在那裡住)，今晚她本來也很可能住在那裡，那樣的話，她現在也躺在那個灰色的塑膠屍袋中了。
他們自從在里昂學醫起就沒有分開過。他們幾乎同時結婚，孩子也在一起長大，彼此了如指掌，不單知面，而且知心，雙方沒有什麼秘密。誠實和規矩的男人更容易受到誘惑。當讓-克洛德悄悄地告訴他自己有了外遇，說自己已厭倦一切時，呂克勸他說：“我要是你，同樣也會幹這種蠢事。”這樣的一種友誼，在人生中是非常難得的，幾乎跟成功的婚姻一樣難得。呂克永遠相信，有一天，當他們六十歲、七十歲的時候，他們會從歲月的高處，就像在高山之巔一樣，一同回顧所走過的道路：他們經過的地方，差點迷路的地方；他們互相之間的幫助，他們混日子的方式。說到底，他們是在混日子，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朋友，應該也是一個證人，比你自己還關心你的生活。二十年來，他們沒有吵過架，沒有紅過臉，一直保持著在對方心目中的地位。儘管他們成功的方式不同，但他們的生活非常相像。讓-克洛德是個出類拔萃的專家，常出入部長們的辦公室，經常參加國際性的研討會，而呂克是費內·伏爾泰地區的醫生。兩人一點也不相互嫉妒。只是最近幾個月，他們就孩子去哪個學校上學的事發生了十分荒謬的分歧，彼此才略有疏遠。讓-克洛德的舉動令人難以理解，他突然發起脾氣來。事情是呂克挑起來的，他最後說，我們別為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吵架了。此事使呂克深感不安，一連幾個晚上，他都在跟賽西爾討論這件事。現在想起來是多么可笑！生命，多么脆弱啊！昨天還是個和睦、幸福的家庭，大家相親相愛，現在，一場火災，燒焦的屍體被抬進停屍房……對讓-克洛德來說，妻子和孩子是生命中的一切。要是沒有了他們，他將怎么生活下去啊？
呂克打電話到日內瓦的急救中心：傷者正在高壓艙中搶救，還有希望。
他、賽西爾和孩子們一起祈禱，但願讓-克洛德不要甦醒過來。
一推開診室的門，就見到兩個警察在等他。他覺得他們提的問題很奇怪。他們想知道羅芒一家有沒有公開的敵人和可疑的行為……他感到很驚訝，警察便把實情告訴了他。據初步檢查，弗洛朗絲和孩子們在火災發生以前就死了。弗洛朗絲從傷口到頭部都遭到過鈍器的打擊，安托萬和卡洛琳娜則是被槍彈打死的。
這還不算。在汝拉山區的克萊伏一萊拉克，讓-克洛德的叔叔負責把這個噩耗告訴讓-克洛德的父母——兩位年邁體弱的老人。他是由醫生陪著去的。屋裡關著門，也沒有狗叫。他不安地強行撬開門，發現他的哥哥和嫂嫂以及他們的狗都倒在血泊之中。他們也是被槍殺的。
謀殺！羅芒一家被人謀殺了！想起這個字眼，呂克差點暈過去。“有人偷竊？”他問。好像這樣，這件恐怖的事情就會變得合理一些。警察們現在還不知道與偷竊有沒有關係，但這兩個案子的案發地相距八十公里，受害者卻是同一家人，這不能不讓人想起復仇或清算。他們又問起仇敵這個問題，沮喪的呂克搖搖頭：羅芒一家會有仇敵？大家都喜歡他們。如果他們是被人殺害的，那肯定是不認識他們的人幹的。
警察不知道讓-克洛德究竟是乾什麼的。鄰居們說他是醫生，可他沒有診所。呂克向他們解釋說，讓-克洛德是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員。警察打電話到世界衛生組織，要求跟羅芒醫生的同事，他的秘書或合作者說話。但接線生不知道羅芒醫生。在警察的一再要求下，她把電話轉給了人事主管，主管查了檔案後肯定地說：世界衛生組織里沒有羅芒醫生這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