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介
對外貿易是國家間的商品交換活動，對外貿易地理方向，說明的是一個國家的進口貿易、出口貿易的主要對象及其所占比重。也就是說，一個國家貿易中心或貿易集團，商品的出口，主要出口到什麼地方去，進口商品主要從何而來。研究對外貿易地理方向，可以看出哪些國家（或貿業中心、貿易集團）是本國的主要貿易對象和貿易夥伴；也可以看出一個國家同其主要貿易夥伴間貿易關係消長的變化（或自身的變化）。如某時期，商品主要出口到某一個國，進口也主要從該國來。一段時期後，貿易關係冷卻下來，再過一段時間，貿易關係又逐漸恢復，發展起來。
歷史資料
基本概述
明清晉商對外貿易地理方向選擇原因分析明朝的版圖，在北面以陰山一線為界，與蒙古后羿韃靼、瓦剌交界，因此，從政權劃分的角度來看，明朝時期山西商人同蒙古族后羿韃靼、瓦剌的交易行為應視為對外貿易。清朝統一了大漠內外和天山南北，在中國北部，當時烏里雅蘇台（現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屬清政府管轄，所以清朝時期，山西商人的對外貿易夥伴主要為俄羅斯。
清代前期殘酷的禁海令以及中後期的閉關鎖國政策，使海上對外貿易的發展受到極大阻礙，在鴉片戰爭前只有廣州口岸開放通商。但是，清政府卻並不限制對俄羅斯的貿易的發展。因此，在清代，基本以長江為線，長江以南地區的商品主要通過廣州口岸同英、美等國家進行商品交換；長江以北地區的商品主要是供應西北漫長的中俄邊境線上的商品交易。晉省商人憑藉天時、地利、人和之勢，成為中俄貿易中的勁旅，並很快發展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之首。那么，為什麼明清晉商的邊貿夥伴主要是西北地區的蒙、俄呢？究其原因如下：
政治原因
十九世紀，法國的一位經濟學家指出：如果商品不能跨越國界，士兵將跨越國界。
明王朝取代元王朝統治中原後，為鞏固其政權，在繼續追擊元蒙殘餘勢力方面下了很大力氣。洪武時期，朱元璋多次出兵塞北，其中使用兵力較多、規模較大的就有三次。永樂時期，朱棣曾經五次親征漠北，並遷都北京，以加強對北邊政治、軍事的領導。元蒙勢力在明朝軍事的壓力下，被迫北歸。後來，由於統治勢力削弱和內部爭權奪利，逐漸分化為韃靼、瓦剌、兀良哈三部。明代蒙古各部雖無統一政權，不能有統一行動計畫，但由於是單一的遊牧經濟，生活必需品都要依靠中原，而明政權對蒙古各部採取嚴密的防範政策，限制他們與中原的交往。因此，頻繁外征，大肆“犯塞”掠奪是蒙古各部改變他們因遊牧經濟單一性造成的窘迫物質境遇的一種措施和最便捷的經濟補救手段。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兵部言虜以盛暑深入大同，使我疲於奔命，今雖收斂人畜，堅壁清野以待之，然虜盤踞既久，則在我防範漸疏。”
“嘉靖三十年（1552年）八月，虜二萬餘騎寇大同虜衛，分掠朔、應、山陰、馬邑等州縣，攻夷打堡，殺擄數千人。”為防範戰爭掠奪，明永樂三年（1405），遼東馬市正式開市，時隔三十六年，即正統三年四月，大同又設立馬市。此後，多處設立馬市，供蒙漢邊貿，進行商品的物物交換，在滿足蒙古民族生產、生活之需的同時，也為中原內地提供了良種馬匹、人參、獸皮等塞外特產，溝通了長城內外的經濟交流，穩定的政局，為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史料記載
有史料記載，從隆慶六年以後，山西潞州鐵鍋流入馬市。至於邊外民族所需鐵制農具，也是“皆仰商人從潞州販至”。③明朝大臣楊一清，弘治十六年(1503)受命督理陝西馬政時，曾言：“自弘治十八年（1505）為始，聽臣出榜招諭山陝等處富實商人，收買官茶五六十萬斤，其價依原定每千斤給銀五十兩之數，每商所買不得過一萬斤，給與批文，每一千斤給小票一紙，掛號定限，聽其自出資本，收買真細茶斤，自行雇腳轉運”。由此可知，晉商在明代的主要貿易夥伴就是以蒙人為代表的西北地區的邊塞少數民族。
1652年（清順治九年），清軍隊同入侵黑龍江流域的哥薩克武裝首次發生直接衝突。①此後，清俄之間在黑龍江及其上游一帶的侵略與反侵略的衝突、戰爭時斷時續地打了幾十年。康熙二十八年九月（1689年），雙方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確立了雙方貿易和友好往來的各項原則，從此，為晉商對俄貿易打開了大門。1728年（清雍正六年），中俄雙方又簽訂了《恰克圖條約》，規定在中俄邊境的尼布楚、恰克圖等地通商互市。條約簽訂後北方邊境地區的安定與和平，為山西商人打開了更為廣闊地對外貿易途徑。俄羅斯所需要的中國商品，如茶葉、布匹、菸葉、絲綢等，更是山西商人運銷俄國的大宗商品。據《中國對外貿易史料》記載,道光十七年（1837）到道光十九年（1839），恰克圖每年平均銷往俄方的茶葉高達8萬箱，道光二十三年（1843），增至12萬箱，約折1240萬盧布。就中俄雙方貿易值而言，嘉慶五年（1800）達1596萬盧布。此後，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一直保持在 1300——1500萬盧布之間。俄國成為清政府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英國。山西商人正是這對俄貿易中的勁旅。
自然地理原因
明清晉商的崛起與山西自然環境、地理條件有著很重要的關係。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說，境內東西分別為太行、呂梁山脈，北部地瘠人貧，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雖然多沃土，但“地狹人稠”，農田不足。據統計，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1949年山西省人均耕地由10.28畝降至 4.88畝。其中清嘉慶十七年（1812年）人均耕地達到最低點，為3.95畝。
儘管山西耕地較少，但自然資源卻很豐富。據顧炎武《肇域志》記載：“綾：太原、平陽、潞安三府及汾澤二州俱出。綢：出潞安府，澤州之間有之。鐵：各處多有，冶為陽城尤廣。黃鐵：交城靜樂縣有冶。銅：代州風游谷及垣曲縣北山俱出”。由於人多地少，生活艱辛，人們不得不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加工製作後出售，以換回自己需要的物資。因此，晉地極為豐富的自然資源，為人們從事商業活動奠定了物質基礎。
文化原因
此外，山西自古以來是東西南北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東有全國的政治中心北京和商業集聚地天津，西和另一有勢力的商幫陝商所在地陝西隔河相望，北部有萬里長城，內地和塞外商品在長城沿線的交通要道進行交換，向南通過河南和南方諸繁華之地聯繫，顧在中原素有“天府”之稱。像平陽經水路可達外府，“其陸路則方軌並通，男下風陸，渡河即中州之陝洛，關中之三輔，四通八達，無往不宜。”至今平陽城鼓樓書有“南通秦蜀，北達幽并”的匾額。太原是“正當孔道四交之沖”。潞安等地也因地處孔道而引起商業的發展。尤其是汾河沿岸的一些州縣，如介休、平遙、太谷、祁縣、由於交通方便，商業交往頻繁，成為商賈輻輳、市肆鱗集的都會。
經濟原因
對外貿易地理方向決定於兩個國家經濟間的互補性，兩個國家經濟間的互補性越強，貿易關係就越密切。
明長城以西、以北地區的韃靼、瓦剌、海西女真等遊牧民族，人不耕種，地無他產，“衣皮毛，食肉酪”，因而，日用的緞布、茶葉、米鹽、鐵器以及針線等，一向依賴漢族地區供給。他們用馬匹或採集、狩獵得到的人參、貂皮等特產與漢族交換鐵鍋、農具、耕牛、鹽、布等生活用品，以維持再生產。俄國當時的生產力也不發達，緞布、茶葉、鹽等也是靠貿易換取，以維持經濟正常發展。
明清時期，正是我國商品經濟出現並迅速發展的時期，山西的手工業商品的生產，特別是鹽、鐵、潞綢、煤炭業等均有一定發展。在鹽池生產技術上，明代比前代有所進步，如：以池旁耕地為畦隴，“引清水入所耕畦中，忌濁水滲入，淤定鹽脈。凡引水種鹽，春間即為之，久則水成赤色，待夏秋之交，南風大起，則一宵結成，名曰顆鹽，則古老所謂大鹽也。”這就是所謂的制解鹽法。明萬曆時，鹽引達1440700道，反映了明代池鹽生產的增長趨勢。
洪武初，山西全省生鐵產量為“1146917斤”，居全國各省鐵產量第五位，其中交城的方子鐵，質地優良，適用於鑄造兵器。《明太祖實錄》卷176載，洪武二十八年（1395），“詔罷各處鐵冶，全民得自采煉，而歲輸課程，每三十分取其二”。從此，民營鐵冶在山西日益發展起來，鐵產量大幅度上升。天順年間（1457——1464），陽城“每年課鐵不下五六十萬斤”。按上述明代鐵課“每三十分取其二”的稅率計算，則陽城縣年產鐵750—900 萬斤，如再加上其他縣的民營鐵冶產量，則山西民營鐵冶產量在當時應列“世界第一”。
山西潞安府在明清時期是北方絲綢業中心，這裡出產的潞綢，以質地精美聞名於世。潞綢機戶分布在長治、高平、潞州。這些機戶並不赴府當班，而是在當地分造交納，再由當地政府派員解送赴京，向工部交納。由於潞綢機戶為居民散處，分頭織造，他們在勞動時間的掌握上比輪班匠和住坐匠有較多自由，除完成了供織造外，有條件從事家庭紡織，潞綢生產就由上供生產範圍擴大到一般商品生產。後來由於產品品質好，受到市場的歡迎，產量日增，上供數量在產量比例上逐漸退居次要地位，而為市場生產的商品躍居首位。到嘉靖、萬曆時，這種商品化成都發展尤為迅速，萬曆時達到高峰，成為全國及邊貿中的暢銷品。明人郭子章說：“潞城機杼鬥巧，織作純麗，衣被天下。”順治《潞安府志》載，明代潞綢，除“貢篚互市外，舟車輻輳者傳輸於省直，流衍於外夷，號稱利藪”。
經濟評價：
由此可見，邊外民族和國家的生活必需品稀缺，而邊內中原地區由於商品經濟發達，而具備了多種物產的供給能力，這種經濟上的互補性，恰是遊牧民族單一經濟與農耕民族商品經濟的互補。因而，明清時期對蒙、俄邊貿迅速發展。此外，漢族地區所需牛馬（特別是軍馬）及皮毛，也一向依賴邊外地區民族供給。地區之間物質生產的差異所形成的經濟聯繫，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明清晉商對外貿易夥伴的選擇也就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地偏向西北邊塞地區。
社會原因
對外貿易的產生來源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又離不開社會的進步，社會進步的根本是人口活動的直接結果。人口是文化中最活躍、最豐富的載體，更是經濟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參與者。
山西北部與西部正好位於中國經濟區域中農牧業分界線上，歷史上北方遊牧民族的盛衰消長對山西地區的發展及人口變遷影響甚大。尤其是明清時期，山西人口大量外遷，為山西商人的發展提供了聯姻帶。
明中央政權建立不久，就傾全國之財力築長城，設九邊以御蒙古。然而，由於單一的遊牧經濟不能滿足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為了儘快捷地解決供需嚴重不平衡的問題，邊外民族經常南侵掠奪，而人口是蒙古人南下掠奪的重要目標。山西地接塞外，是邊外民族南下的重要通道，因而成為被掠奪的重點。如：
嘉靖三十三年（1554）九月，巡按直隸御史毛鵬霞勘“三十二年七月至八月虜寇宣大，凡屠戮墩堡二十五座，殺傷軍民及陣亡者幾三千人。被擄者一千七百餘人。”
隆慶元年十月庚戊，山西巡按御史王漸奏邊臣失事罪狀言：“…自虜入犯距出邊之日，縱橫蹂賤已逾三旬，劫掠傷殘者追將千里，中間攻陷燒毀殺擄者，何啻數萬計。”
據安介生粗略估計“俺達封貢”前，塞外蒙古部眾前後擄掠山西居民至少50萬人左右。但我們也看到，在大批山西平民被擄往塞北的同時，也有不少山西人自願進入漠北地區，“板升”農業區域的出現是兩類山西移民的共同努力的結果。
《明世宗實錄》卷四八六載：“當大同右衛大邊之外，由玉林舊城而北，經黑河、二灰河，一歷三百餘里，有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甘美。中國叛人丘富、趙全、李白馨等居之，築城建設，構宮殿甚宏麗，開糧田數千頃，接於東勝川，虜人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
在“俺達封貢”後南北和睦，邊庭寧謐的氣氛中，臨邊漢民投往塞外的勢頭進一步加劇。據明朝官員的講法，至萬曆年間，“板升”漢人已至少有10萬之眾。
社會評價：
總之，無論是被擄往塞北的山西平民，還是自願北上的“板升”，其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塞外廣大的地區，居住著大量的山西移民。這些山西移民在語言、風俗習慣及文化上仍保留著家鄉的傳統，這就為晉人在塞外經商創造了便利條件，進而為後來晉商的崛起和發展提供了人和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