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專家認為：當金融危機呼嘯而來整整一周年，而中國經濟率先世界復甦的時候，中國經濟的未來受到更多人的關注。
從中長期的角度，我們也需要對當前的改革和結構調整有新的認識。我國中長期經濟發展的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只有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消除體制機制弊端，才能為中長期的發展奠定新的基礎或確立新的國際競爭優勢。
他認為，除去制度上的因素，中國過去發展是得益於這些生產要素的組合，從國際上來講，中國的比較優勢就是勞動力豐富、比較低的價格，資源開採、利用成本都比較低。我們通過對外開放，使得這些要素能夠釋放出來，也支持了中國過去的發展。
但是面對未來，這些要素是否會被新的要素所替代，還並不可知。不可否認的是，在過去30年粗放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經濟積累了很多的問題需要改變，發展方式的轉變和新競爭優勢的重新確立，將對長期的經濟成長產生一些影響。
“如果我們充分利用當前改革和發展的環境相對較好的時期，在經濟體制改革上、在對外開放上、在結構調整上，邁出新的步伐，在一些重大領域有所突破，這些都會為我們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而在力所能及的改革中，我們希望能夠透過當前的經濟危機，看到未來30年，甚至更為長遠的時間緯度里，中國經濟將發生的變化。對此，我們採訪到了余斌。從整箇中國經濟發展的情況來看，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持有相對樂觀的預期，認為不會有太大問題，但短期波動是很難避免的。
從目前的經濟刺激政策來看，投資持續高速增長、消費實際增幅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出口產品國際市場份額穩中有升、工業生產穩步回升等四方面因素，已經支撐中國經濟明顯復甦。
目前，中國經濟還處在高速增長的通道內，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中後期、城市化加速期和消費結構升級活躍期，這是當前推動中國經濟的主要力量。
人們把中國過去30年經濟的發展成就稱作是“增長的奇蹟”，因為全球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在這么長的時間內保持高速增長。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平均增速是9.8%。但是從長期來看，中國未來經濟增速降下來是不可避免的。
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主要依靠勞動力、土地資源等要素的低價格、高投入形成的競爭優勢和發展模式，這個模式是各個生產要素間非常有效的組合。
但是隨著我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資源短缺導致的生產資料價格上漲，以及人們對環境保護、全球氣候變暖的關注，都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問題，所以從未來一個較長的時間點來看，中國經濟達到像過去30年的高增長是不可能的。
我認為，未來的10年左右時間，中國經濟還處在高速增長時期。也就是到2020年以前，中國經濟都將會保持10%左右的增長水平。之後，隨著我國大規模城鎮化進程的初步完成，大多數人的消費結構已經升級基本結束，中國經濟成長速度逐步回落是正常的。
中國正處在工業化階段，對資源依賴程度較高以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較大，是工業化發展階段的一個特徵。
我國是鐵礦石、原油等初級產品的淨進口國，近年來隨著國內需求不斷擴大，初級產品進口數量快速增加，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給我國造成的經濟利益損失不斷擴大。
根據2002年以來原油和鐵礦石的進口量與價格上漲幅度計算，2004年以來鐵礦石和原油進口價格的上漲給我國造成的損失每年都在100億美元以上，2008年鐵礦石和原油進口價格的飆升造成的損失更高達632.87億美元，相當於2007年GDP的1．69%，即因鐵礦石和原油進口價格大幅度上漲，2008年我國GDP名義增速下降了1.69個百分點，扣除GDP縮減指數因素，相當於GDP實際增速下降1.57個百分點，占2008年GDP實際增速同比降幅的39.33%，僅次於出口增速大幅度下滑對2008年GDP增速下滑的影響。
即使是初級產品價格下跌，也會對經濟造成損害。在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4.5個百分點的同比降幅中，大約有0.64個百分點或14.24%是由前期高價進口的初級產品造成的。
由於改革開放之初，我國資金是嚴重不足的，人力、土地都相對充足，所以當時提出要引進外資。現在我們已經基本解決了資金的問題，在勞動力、資本、土地這三個要素中，土地資源會在未來變得更為稀缺。
此外，隨著老齡化的到來，我國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也會逐步減弱，這可能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但是，由此相關聯的社會保障制度屆時如果沒有很好解決，可能會對經濟帶來制約。
此外，資源與環境，這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中國GDP已經達到4萬億美元以上，我們在很多資源上已經依賴國外了，那么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資源能不能支撐這么龐大的經濟總量的增長。過去30年我們的增長模式可能比較粗放，但是未來的30年，想這樣做可能都不成了。經濟發展的成本會更高。
這個問題對全世界都是一樣的。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技術是不斷進步的，未來在資源逐漸被耗竭的時候，技術也在不斷發展，可能會尋找到更為清潔的可再生資源，將繼續支撐經濟的發展。
如果我們做一個國際比較，到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將達到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從收入水平上來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屆時中國將成為中等收入國家。
基本實現工業化，則意味著服務業占經濟的比重將有比較明顯的提高，經濟成長更多的動力是來自於服務業。目前國際上已開發國家的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達到70%，但是中國目前只有40%多。
當然，這裡面有個問題，中國不可貿易的產品的定價都低於國際，價格上的低估，也低估了中國的服務業真實比重。
因為時間相距甚遠，影響發展的內外因素很多，現在還難以準確判斷，我們對2020年之後的展望只能是粗線條的。
如果2020年我國完成工業化，就意味著經濟成長的動力將更多地來自服務業。但是從工業的特徵上來看，工業擴張的時候，投資增長是非常快的，所以GDP的增長也會比較快；但是服務業不一樣，服務業會相對比較穩定，沒有那么大規模的投資，經濟的增速也必然會有所減慢。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國經濟成長會有所放緩，但是經濟成長也不會太慢。因為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所需要的時間要長於大多數已開發國家。據估計，到2020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可達60%左右，它只與美國1950年前後的水平相當。我們還會有數億農民生活在鄉村。2020年之後，推進工業化、城市化仍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這將為經濟成長提供不竭的需求拉動力。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巨觀部和發展部的預測，2020年~2050年這一時期的經濟成長率可達到5%或者更高。按照國內生產總值年均5%的速度匡算，到2050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38萬億美元左右，接近於2006年美國水平的3倍；人均26000多美元，與美國1995年前後的水平相當。
我國經濟在國際經濟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在整個國際產業分工中仍處於“兩頭在外”的經濟，即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高的生產環節由已開發國家控制，利潤高的銷售環節和市場也掌控在跨國公司手中，中國的產業處於附加值較低的加工製造環節，應對市場波動的抗風險能力脆弱，比處於產業鏈高端和低端的產業更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衝擊。
所以如何增加我們的競爭力，將產業鏈向高附加產品轉移，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是下一步經濟成長中需要轉變的。
這裡面也要注意到勞動力素質問題。中國本身產業結構的升級，對勞動力的需求是不一樣的。低附加值時候，中國可能需要的是農民工；但是產業結構升級後，勞動力素質也要跟產業結構相匹配。所以我們只有從現在起，更加重視教育，重視科技投入，提高勞動力素質以支撐國民經濟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