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實踐哲學的傳統與創新叢書:總體與實踐》首先，該書所探討的總體與實踐的課題非常值得關注。該書的主要內容正是梳理和反思西方關於總體與實踐的哲學學說的基本類型和歷史脈絡，對於讀者了解這個領域的概貌具有參考價值。
其次，該書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相關思想採取了一種學術化的態度。
再次，該書在學理上對我關於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的區分有所推進。該書如果在理論創新上有值得肯定之處的話，或許主要不在於其已經得出的結論，而在於其對讀者們的創新意識的激發作用。
最後，該書的基本學術品質值得信任。
作者簡介
劉習根，1970年11月出生於湖南茶陵，目前擔任廣東省肇慶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教師。先後獲得湘潭大學外國哲學碩士學位，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與實踐哲學，2009年4月至6月應台灣輔仁大學邀請，專程赴輔仁大學士林哲學研究中心研習士林哲學。曾在《內蒙古大學學報》、《北京交通大學學報》、《北方論叢》、《廣西社會科學》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10多篇。
圖書目錄
《實踐哲學的傳統與創新叢書》總序（徐長福）/1
《總體與實踐》序（徐長福）/1
導言/1
一、問題的緣起：總體在實踐中遭遇的困境/1
二、本書的研究視角/3
三、本書的基本思路與篇章結構/8
第一編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總體觀/13
第一章古代哲學的總體觀/15
第一節柏拉圖規範性的“理念”總體觀/15
一、古希臘的啟蒙時代/16
二、作為規範性總體的“理念”/19
三、規範性“理念”總體的實踐問題/22
第二節基督教哲學的總體觀/26
一、基督教哲學總體觀的理論淵源/27
二、作為認識論總體性原則的上帝/29
三、作為倫理學總體性原則的上帝/33
四、作為歷史總體性目的的上帝/35
小結/39
第二章近代哲學的總體觀/41
第一節康德的范導性總體觀/41
一、作為總體論者的康德/42
二、對人的理性認識能力的批判/45
三、范導性原理的提出/48
四、范導性原理的運用/51
第二節黑格爾的作為精神展現的歷史總體/58
一、黑格爾歷史總體觀的時代背景/59
二、對實證的基督教的批判/61
三、對社會分裂的新理解：走向總體性社會的必要環節/64
四、作為絕對精神展現的世界歷史/69
小結/75
第二編馬克思主義的總體觀/77
第三章馬克思、恩格斯的總體觀/79
第一節馬克思的實踐總體觀/79
一、哲學的使命：理論與現實的和解/80
二、實踐的首要地位/84
第二節馬克思的歷史總體觀/88
一、歷史之謎的解決及其困境/88
二、作為歷史目的的歷史總體/93
三、作為生產總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97
第三節恩格斯的物質總體觀/103
一、對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批判/104
二、物質範疇的核心地位/107
三、作為最普遍規律科學的辯證法/110
四、作為科學的世界觀理論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114
小結/116
第四章盧卡奇的總體觀/118
第一節關於文化的總體觀/118
一、人文主義總體觀的影響/119
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危機：史詩總體的墮落/122
三、對文化總體的渴望/127
第二節作為馬克思主義革命原則的總體範疇/132
一、辯證的總體觀：馬克思主義中的黑格爾幽靈/132
二、物化理論及其實踐意義/136
三、階級意識/139
四、總體與物化的消除/143
小結/147
第五章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總體觀/150
第一節霍克海默批判的總體觀/150
一、批判視角的開啟/150
二、精神分析方法與社會批判方法的結合/153
三、啟蒙的辯證法/160
第二節阿多爾諾否定的總體觀/165
一、對同一性總體的批判/165
二、哲學與現實/170
三、否定的總體/176
第三節馬爾庫塞：從記憶到總體/180
一、從理性總體到記憶的總體化/181
二、海德格爾現象學的啟示：物化就是遺忘/184
三、精神分析的回憶作用/188
第四節薩特：從總體到總體化的總體觀/192
一、作為幻覺的總體/192
二、從總體到總體化/196
三、歷史的總體化/200
四、個人的總體化/204
小結/208
第三編後馬克思主義的總體觀/211
第六章總體的崩潰與重建/213
第一節後現代主義的總體觀/214
一、利奧塔：向總體性開戰/214
二、福柯：權力—知識的歷史形態/217
三、德希達：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解構/220
四、詹姆遜：差異的總體性/224
第二節哈貝馬斯：重建一種交往理性的總體/228
一、黑格爾主義總體圖式的影響/228
二、理論與實踐的統一/233
三、交往理性對總體的重建/238
小結/243
第七章一條關於實踐總體觀的新思路/246
第一節一個關於實踐總體觀的新平台/246
第二節作為范導性理念的總體觀念/252
一、作為范導性理念的總體之人/252
二、作為范導性理念的理想性總體社會/261
第三節作為建構性理想的實踐總體/267
小結/273
結語：走在探討總體問題的途中/275
參考文獻/279
《總體與實踐》後記（劉習根）/291
序言
《總體與實踐》序
徐長福
劉習根博士的《總體與實踐》原為作者在我指導下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現納入“實踐哲學的傳統與創新”叢書出版。作為該叢書的學術主持人和該書作者的指導教師，在此向讀者寫幾句推薦的話應是責無旁貸的事情。
首先，該書所探討的總體與實踐的課題非常值得關注。
實踐可以是個體性的，比如修身；也可以是集體性的，比如齊家；還可以是總體性的，比如治國、平天下。修身雖是個體性的，但並不容易。不過，相比之下，齊家無疑更難。可是，跟治國、平天下相比，前兩者又都不算什麼了。可見，總體性實踐肯定是最難的實踐。
總體性實踐之難，在於像國家、天下這種總體既事關重大，又遠遠超出了每個人的直觀視域，人們只能靠語言等符號去把握，其方式是：根據直觀視域之內的事實，利用符號的普遍性和可推導性，在意識中邏輯地構造出總體。但這樣一來，符號所把握到的總體和客觀存在的總體之間是否一致就成了懸疑的事情。這種情況下，如果再根據符號所把握的總體去進行總體性實踐，後果就很難逆料了。
因為總體只能通過符號去把握，而符號系統的構造必須藉助邏輯推導，所以對總體的把握往往表現為符號的邏輯化系統，即西方傳統中的那種理論，尤其是哲學。就此而言，西方哲學所把握的總體對於我們反思總體與實踐的關係就具有典型意義。
該書的主要內容正是梳理和反思西方關於總體與實踐的哲學學說的基本類型和歷史脈絡，對於讀者了解這個領域的概貌具有參考價值。
其次，該書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相關思想採取了一種學術化的態度。
目前國內馬克思主義學科的著述有一個普遍的特徵，即不管講什麼，最後都落腳到對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辯護上來。這跟宗教的護教差不多。當然，護教也好，意識形態辯護也好，自有其信仰方面的合理性和價值。但是，毋庸諱言，它們跟從學術上弄清事情的真相併不自動就是一回事。
跟上述做法不同，該書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採取了一種自覺的學術態度，或者說採取了一種跟對柏拉圖、康德、黑格爾等非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並無兩樣的態度，亦即基於文獻和史實的分析—批評態度。這樣做有助於揭示真實的問題，發掘真實的學理。
在總體與實踐的問題上，馬克思提出了改變世界的主張，這等於把總體和實踐統一起來，堪稱總體性實踐哲學的最激進形態。對此，人們以往都給予高度評價，並長期遵照執行。如今看來，正是這種主張把以理論把握實踐的衝動發揮到了極致，並導致了嚴重的歷史後果。因此，馬克思的總體觀和實踐觀最值得認真反思。
該書的一個可貴之處正是在於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有關問題作了較為深入的解剖。
再次，該書在學理上對我關於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的區分有所推進。
我在《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兩種思維方式的僭越與劃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其修訂本已納入這套叢書即將出版）中提出了兩種思維方式劃界的主張。我的基本觀點是：由於實踐所涉及的事物及其屬性充滿異質性，因而任何一種理論都只能合乎邏輯地把握到實踐個例的某一方面的屬性，而不可能把握到其所有屬性，這種情況下，用理論思維從事實踐只會適得其反。為此，我主張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劃界，即用理論思維研究理論，用工程思維設計工程，二者分工而互補。在我這本書中，工程思維被定位為實踐思維中最具建構性特徵的一種下屬的思維方式。
習根博士在讀博期間了解了我的這套想法，並深為認同。他在自己的這本書中把我對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的區分普遍化為理論思維與實踐思維的區分，並將這種區分運用到對總體與實踐的問題的研究上。在我看來，該書在學理上最重要的一個觀點就是對理論總體和實踐總體的區分：理論總體是呈現在特定理論學說中的總體，是用理論思維合乎邏輯地推導出來的關於總體的認識系統；實踐總體是人們在實踐中實際遭遇到的總體，它比由任何一種理論所把握到的總體都要複雜得多。區分理論總體和實踐總體的意義在於：在總體性實踐中，切忌單憑一種理論去指導實踐；要想充分把握總體性實踐的複雜性，就必須博採眾理論之所長，然後用實踐思維加以統籌。馬克思主義在總體性實踐上的一個重要教訓就在於，它以為單靠自己一家理論就能把握全人類的總體性實踐，而沒有意識到理論總體和實踐總體之間的根本界線。
該書在學理上的上述探進反映了近年來我所帶領的實踐哲學團隊的一種共同追求，即對“修、齊、治、平”等人類實踐的歷史遺產與現實問題親自做一番理論性的思考。這也是這套叢書的意旨所在。我們深知，在各種類型的學術研究中，做理論是最難的，而要真正在理論上有所創新，更是談何容易！儘管如此，我們不想在理論思考上棄權，尤其不甘心單純充當先輩或域外理論的傳聲筒。因為如果那樣的話，我們所關心的總體性實踐就危乎殆哉。所以，該書以及叢書中的其他著作如果在理論創新上有值得肯定之處的話，或許主要不在於其已經得出的結論，而在於其對讀者們的創新意識的激發作用。
最後，該書的基本學術品質值得信任。
目前的漢語學術，相對於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學術來說，還處在發展中狀態，學術出版物的一般品質明顯較低。特別是漢語馬克思主義學術，長期奉行政治意識形態標準優先的原則，對出版物的學術性缺乏應有的重視，其品質更低一等。
針對這種情況，我在指導習根博士撰寫這篇學位論文時特彆強調一條底線，那就是必須在學術品質上基本達標。我所樹立的這個“標”包括兩點內容：其一，鑒於該論文所研究的是西方的事情，因此在題材選擇、總體構思和關鍵論斷上必須以尚無漢譯的比較權威的西方研究性著作為參照基準；其二，對專題探討的人物及其學說的論述，必須以其原著（包括其漢譯本）為主要依據。這樣就避免了時下漢語著述中常見的巨觀上任意聯想、微觀上斷章取義的做法。
為了落實上述標準，習根博士可謂竭盡了全力。他不僅當初在撰寫論文時數易其稿，而且在按出版要求將其改寫成書的過程中，又反覆徵求我的意見，並據以多次修訂和完善其稿本。在讀了該書的最新修改稿後，我有把握這樣講：該書所實際達到的水準已經超出了我最初的期待。
當然，作為當今漢語學術大背景下的一部普通作品，該書在學術上一定還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比如，該書遺漏了一些重要人物的相關思想，對一些哲學經典的解讀不夠細緻，一些理論論證還可以進一步推敲，等等。但不管怎樣，把該書推薦給讀者，我心裡是完全踏實的。
習根博士性情敦厚，為人為學誠實本分。該書或許沒有振聾發聵之力，但確實屬於真才實學之作。茲感其勤勉，爰以為序，以嘉其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