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AB團”事件的歷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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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二十一世紀》一九九九年八月號
事件的起因：以暴力維護領導權威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革命運動中聲譽鵲起始於1927年國共分裂後，最先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從此成為中共武裝革命的著名領導人。在這之前，毛雖是中共建黨元老之一，但是在1921-27年，黨的聲光全被陳獨秀等所占，儘管毛被公認為農運專家，然而還是屬於年輕一輩，對黨的決策不起任何主導作用。毛是江西蘇區所有武裝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為剛強的，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風專斷，使許多軍中同志對其「敬而畏之」。在1929年的朱、毛紛爭中，朱德因其為人寬厚、作風民主，得到紅四軍（紅一方面軍前身）多數幹部的同情和支持。1929年7月陳毅赴上海匯報請示中央對朱、毛紛爭的意見，中共中央明確表態支持毛。陳毅返贛後，親自請毛出山，朱德、陳毅為忠誠的共產黨員，一切服從中央，重新理順了與毛的關係，使紅四軍內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卻因各種原因而尖銳化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發生了毛澤東「打AB團」的大清洗。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而不管這種反對力量是來自紅軍內部或是地方黨組織。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的權威，毛一舉掙脫黨道德和黨倫理的約束，不惜採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同志。
毛澤東用流血的超常規手段解決黨內紛爭，究竟要達到甚么目標？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蘇區的列寧，由於此時毛尚未成為中國黨的列寧，不具號令全黨的法理權威，他才不惜採用極端手段鎮壓黨內的反側。
鎮壓「反革命」，何愧之有
1930年「二。七」會議後，革命恐怖的氣氛在江西蘇區已逐漸形成。贛西南特委在書記劉士奇的領導下，遵照紅四軍前委《第一號通告》的精神，率先發動「肅AB團」的宣傳攻勢。6月25日，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命令各級組織：如發現民眾中有動搖表現不好的份子，應捉拿交蘇（維埃）政府究辦，凡出來生疏的經過赤色區域必須嚴格檢查，如有嫌疑應即拘捕交蘇維埃政府，赤色區域內的民眾流通應持所屬蘇維埃通行條子。
工農民眾只有階級之分，不要顧至親戚朋友關係，凡是來到自己家裡或發現其它地方有行動不對的人不論親戚朋友，應報告蘇維埃拿辦。
《大綱》同時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現在各級蘇維埃應加緊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殺豪紳地主反動富農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殺人要有反動事實可證，嚴禁誤殺。」這份《大綱》雖然提到殺人要有證據，嚴禁誤殺，但是恐怖大門一經打開，事態很快就失去控制。
1930年7 、8
月間，「肅AB團」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8月，李文林出任根據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在「打AB團」
的積極性方面，李文林並不輸於前任特委書記劉士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贛西南特委在1930年9
月24日印發的《緊急通告第20號——動員黨員民眾徹底肅清AB團》檔案中宣布：「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AB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團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AB團份子全部破獲。並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
這份《緊急通告》還詳細規定了「肅AB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一經發現「AB團」份子，下一步就是槍斃。《緊急通告》要求：對於首領當然採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民眾大會中由民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團殺無赦。……工農份子加入AB團有歷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
贛西南特委厲行「肅AB團」，到了10月，在贛西南三萬多共產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多人」（「二。七」會議要求把「黨內代表富農份子不論其階級如何及過去工作如何，無情的堅決的開除出黨」），消滅了一千多「AB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1/4被打成「AB團」，也大多被殺。
在贛西南特委大張旗鼓「肅AB團」時，毛因忙於主持軍中事務，並沒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團」，進入10月後，毛的態度發生轉變。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縣城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通報他對贛西南黨的狀況的看法及準備採取的措施。毛在這封信中繼續發展了他在「二。七」會議期間對贛西南黨團機構的基本觀點，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份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毛申明，為「挽救這一危機」，決定進行一場以「打AB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一番根本改造」。
毛澤東真的相信有如此多的「AB團」嗎？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後，為生存而奮鬥的中共，長期處在被封鎖和剿殺的極端殘酷的環境下，作為一種自衛反應，毛習慣對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給予嚴重的估計，在諸如國民黨向共產黨區域派遣破壞特務，國民黨利用「自首政策」脅迫中共人員充當特務等問題上，毛看得尤其嚴重。
在激烈的國共鬥爭中，毛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對於國民黨在共產黨區域的活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若從「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級領導人當中未有超過毛澤東者。在另一方面，連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團」，毛就更沒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團」。
然而毛澤東又絕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十分清楚，蘇區不可能有如此多的「AB團」，既然恐怖閘門已開，正可順勢引導，將所有公開和潛在的反側一併鎮壓下去，毛作出了一個驚人之舉：在鎮壓李文林等贛西南領導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揮的紅一方面軍（紅一、三軍團）進行大清洗，開展「打AB團」運動。
1930年10月，毛率紅一方面軍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並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引起部分紅軍指戰員不滿，軍中一時思想混亂。為了消除軍中的不穩定情緒，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份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4，400
余名「AB團」份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
紅一方面軍內部的「打AB團」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過去曾與毛意見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黃克誠當時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該師組織科長、政務科長都被當作「AB團」被肅掉。宣傳科長何篤才在大革命時期加入共產黨，參加過南昌暴動，後隨朱德上井岡山。只因何篤才在古田會議前的朱、毛爭論中站在朱德一邊，從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調出紅一軍團，在黃克誠手下當個宣傳科長。何篤才與黃克誠交誼，「兩人在一起無所不談」。何篤才認為，毛澤東這個人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他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但毛的組織路線不對頭，「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並舉例說，一些品質很壞的人就是因為會順從，受到毛的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乾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這位聰穎過人、毫無過錯的何篤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團」的惡名遭到殺害。
毛澤東既然對自己直接率領的紅一方面軍也大開殺戒，那么對一貫與自己唱反調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就更不會有絲毫顧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肅AB團」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隨著「肅AB團」中暴露出的亂打亂殺現象的日益嚴重，李文林的態度開始轉趨冷靜，10月底，省行委發出通告，批評「肅AB團」鬥爭中存在的簡單化錯誤，強調對工農民眾擴大自首範圍，對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謹慎，如案情重大，則必須將人犯押往省行委肅反委員會審理，解除了縣以下基層組織的處決權。令人奇怪的是，當李文林的肅反狂熱降溫時，毛澤東卻開始升溫了。
1930年11月，毛澤東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終於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及其所轄的贛西南地方紅軍。此次行動更因李文林等堅持執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線，反對棄攻南昌的主張而更加慘烈。
1930年5
月，贛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參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此次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巿，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李文林返回後，於8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部署貫徹李立三的精神。「二全會」不指名地指責了毛的一系列的觀點和做法，撤銷了擁護毛的主張、被毛派至贛西南特委任書記的劉士奇的職務，並建議上海中央開除其黨籍。這一切惹起毛的極大憤怒，毛早已習慣以中央在江西蘇區最高代表行事，豈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擁護中央為名反對自己？此時毛尚不知「立三路線」這個詞語，於是認定「二全會」是「AB團取消派」的會議。
1930年10月，紅一方面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檔案中發現了一張據稱是李文林的地主父親用真名簽字的便條，雖然這張字條究竟內容如何已不得而知，然而將李文林與「AB團」聯繫在一起已經有了所謂證據。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提出的「誘敵深入」的軍事作戰方針，主張執行李立三有關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與毛的衝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認定李文林就是「AB團」首領。1930年底11月底，李文林在寧都縣黃陂被拘押，緊接著一批與李文林有工作聯繫的人相繼被捕。毛澤東根據犯人被刑訊後的口供，於1930年12月3
日寫信給改組後的江西省行委，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AB團」份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毛在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後「務必會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對「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份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
李韶九攜著毛澤東指示信於12月3
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派兩位紅軍戰士將第二封指示信送給已出發的李韶九和省行委。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從已被捉人的線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為了督促貫徹兩封信的指示，毛又派出總前委秘書長古柏趕往富田「協助肅反」。
12月7
日下午，時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向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負責人面交了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周冕、謝漢昌、馬銘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對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同志「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
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志「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
12月8
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在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等「是AB團首領，並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AB團」。對於這次刑訊逼供，蕭克將軍在1982年曾回憶道，「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嘆。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
12月7
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時間裡，李韶九等坐鎮富田，厲行肅反，抓出「AB團」120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40餘人，其中李韶九在未動身前往東固前親自布置將25人處決。李韶九等的殘酷行動終於引發1930年12月12日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的爆發，造成江西蘇區內部的嚴重危機，對毛澤東的聲譽損害極大，毛親自出馬，毫無愧怍，於1930年12月20日草寫〈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在這封答辯信中，毛堅持「肅AB團」均是有根有據的。他說：紅軍中「AB團」要犯的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AB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為其首要」。毛認定段良弼等為「AB團」首犯乃是證據確鑿，他說：「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甚么要亂供，陷害其它的同志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重責的，為甚么可以呢？」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團」全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隻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一時受屈，而不能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只要段良弼等承認是「AB團」頭子，即可證明彼等是貨真價實的「AB團」——毛的這種邏輯和思維方式，成為日後極左的審乾肅反的常規思路，是逼供信屢禁不絕的最重要思想根源。在這樣的思路下，毛堅持「肅AB團」不僅無錯，反而是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他說：「AB團已在紅軍中設定了AB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制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毛聲稱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號召對事變進行堅決鎮壓。
毛澤東理直氣壯乃是他認定自己就是紅軍和黨的象徵，毛就是根據地的中央，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反毛即是「AB團」，所殺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
在毛的眼裡，只要目標崇高——撲滅「AB團」就是保衛革命，即使手段嚴厲一些，也無關緊要。在大恐怖中，總前委和毛的個人權威完全確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蘇區的列寧！
革命恐怖與純化新社會
毛澤東放縱「打AB團」是否還有其它目的？換言之，毛是否另有企圖，即通過大恐怖來重建根據地的新社會？
這樣看來，毛澤東決意發起「肅AB團」確實包含多重目的，鎮壓贛西南紅軍和黨組織不僅在於翦滅組織上的離心勢力，同時也是為了先行掃清黨內的障礙，以推行毛的改造社會的理想。在毛的世界裡，鎮壓是和「純化」互為聯繫的，其最後目標是建立一個由毛主宰的新天地。
可以得出的判斷是，毛在黨內大搞清洗，基本上源於他在打江山中獲得的經驗與體會，在這方面，毛似乎更多的受到歷代農民造反經驗和《水滸》一類的影響，或者根本就是毛自我體悟的產物。這樣，毛就在國際共運中首次創造出了將對敵鬥爭方式用之於黨內的模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肅AB團」具有原創性。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和黨的核心層，在新形勢下，黨內、軍內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然而毛改變了策略，他已不再運用「肅AB團」那樣極端的方式來解決黨內和根據地內部的矛盾。難道毛澤東已認識並改正了自己過去的錯誤嗎？
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簡單。確實，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講話中曾提到一句：「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沒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但毛從未就自己與「肅AB團」的關係問題作過詳細的解釋和「自我批評」，「肅AB團」不僅一直被肯定，富田事變也被作為「反革命暴動」的鐵案，長期不得平反。儘管如此，在毛掌權後，確實已不在黨內再搞「打AB團」一類的肉體消滅。
真正的原因乃是毛澤東已實際控制了中共中央，他已有了號令全黨的合法性，已不再需用極端手段來維護自己的領袖權威。1935年後，毛占據了中共中央領導層的核心地位；1938年，毛又得到共產國際對他中共領袖地位的承認。隨著毛在黨內地位的加強，他的主張和意見也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義理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毛從而也獲得了黨的意識形態的法理性。現在，針對黨內的革命恐怖更多是以威懾的形式出現，而較少訴諸赤裸裸的暴力。在一般情況下，革命恐怖只是作為配合毛的政治教育的一種輔助手段。在以後的歲月里，作為革命策略大師的毛澤東已能收放自如地掌握革命恐怖的機器，就像中藥師配製藥方一樣，知道如何根據現實需要來調配這兩方面的比重，在毛的操縱下，革命恐怖機器已具備了某種「智慧型性」。1944年，毛果斷地宣布中止延安和各根據地的搶救運動——那場運動曾經使根據地的許多老黨員誤以為又要再來一次「肅AB團」式的大清洗，但是他們錯了，毛無意也不願再重演當年的鬥爭，當毛的目標已基本實現後，針對黨內的革命恐怖機器立刻停止運轉。在劉少奇的支持和協助下，毛又掌握了一種新方法：通過在審乾—搶救運動中建立的制度機制，動用黨機構來洗刷共產黨內部，從而使黨永遠處在一個不斷被「純化」的持續狀態中。
如此看來，30年代初的「肅AB團」已成絕響。從延安時期開始，毛不斷重申「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可是毛終究難忘那如火如荼的「肅AB團」的緊張歲月，對當年的「肅AB團」，毛還是作出了他自己的「批判與繼承」——在黨內中止肉體消滅，同時保留、發揚民眾性肅反的革命傳統，從此鎮壓與「純化」又有了新的形式，並與黨機構的審乾肅反措施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於是，搶救運動之後，又有反右、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