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蘇里新聞幫

密蘇里新聞幫

“密蘇里新聞幫”（Missouri Mafia）並非是個貶義詞，它是美國新聞史專家對上世紀初一批在遠東出沒、具有密蘇里背景的新聞記者的稱謂――尤指那些密蘇里大學（下稱密大）出身的新聞學子。西北大學的漢密爾頓教授（J.M.Hamilton）形容他們為“密蘇里新聞團伙”（Missouri Monopoly），阿道夫大學的羅贊斯基博士（Mordechai Rozanski） 更戲稱這些人為“密蘇里黑手黨”（Missouri Mafia）。事實上，在1928年前，有名密大畢業的記者在遠東工作，其中超過半數以上在中國。在這些人中比較著名的包括密勒（Thomas F.F.Millard）、

密蘇里大學新聞院

鮑威爾（J.B.Powell）、美聯社的莫里斯（John R.Morris）、哈瑞斯（Morris Harris）、巴布（J.C.Babb）、懷特（James D.White）、合眾國際社的克林（Benjamin Kline)、《紐約時報》的米索威滋(Hernry F Misselwitz），《紐約先鋒論壇報》的科內（vitor Keen）、《密勒氏評論報》的克勞（Carl Crow）等，後來又有武道（Maurice Votaw）、斯諾（Edgar Snow），還有雖非密大背景、但出自密蘇里州的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項美麗（Emily Hahn）等。從1900年開始，這些人從美國中西部絡繹不絕地開赴中國，形成了一道壯麗的景觀。
從另一方面觀察，民國時期中國一大批重要的新聞記者、新聞教育家、新聞官員多出於密大新聞學院。 例如《廣州時報》主筆黃憲昭、主管對外新聞的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申報》著名記者、後任復旦大學教授的汪英賓, 路透社記者趙敏恆、國民黨新聞官員沈劍虹、著名報人吳嘉棠、新聞教育家蔣蔭恩、梁士純、謝然之等, 顯然,中國也有一支“密蘇里新聞幫”。

創始人沃特• 威廉

“密蘇里幫”的創始人沃特・威廉（Walter Williams，1864-1935）是個傳奇人物。他生於密蘇里伯威爾，高中畢業後即在《伯威爾廣告報》當學徒， 周薪僅為75美分。1888年他開始為州監獄撰寫新聞稿，因不滿監獄長審查，遂辭職加盟《哥倫比亞先鋒報》，在傑佛遜城、堪薩斯、聖路易斯等地報社工作， 成績斐然，一躍成為密蘇里報業協會的主席，後又被選為全美國家編輯協會主席。1895年他開始在密蘇里議會遊說――在密蘇里大學建立一個新聞學院，遭到許多報人的反對，理由是新聞“無學”，記者應當依照傳統的報業學徒制來訓練。這場論戰一直延續到1908年，鍥而不捨的威廉終於獲勝，州議會批淮密大建立新聞學院，並任命他為院長。威廉立即出版了《密蘇里學人》報，為新聞學子提供了一個實習基地。密蘇里大學新聞專業正式開課，由此成為世界新聞教育的最早發源地之一。
威廉對世界新聞業的另一貢獻是首創記者守則，他提出新聞是一種專業報紙要為社會公眾利益服務，有承載公意的責任要保持正確與公平並為讀者的最大利益服務，堅持超然地位，不為成見和權力的貪慾所動。這些見解被認為是新聞記者的戒律，被鐫刻在華盛頓國際記者俱樂部的銅牌上。威廉從未進過大學，但卻擁有三家大學的名譽學位。1931年就任密蘇里大學校長。
威廉的第三大貢獻是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領域推廣新聞學。他的足跡遍及四大洲,他曾在1914年至1928年間次踏訪中國， 每次都給中國新聞界以巨大的影響。

“密蘇里幫” 的中國先驅密勒

湯姆斯・密勒是“密蘇里幫”的另一關鍵人物, 如果說威廉是個密蘇里新聞理論的推行者，那么密勒就是密蘇里新聞實踐的身體力行者――他是以記者身份最早到達中國的“密蘇里幫”的先鋒人物。在密大，雖然密勒學的是冶金採礦，但他志在新聞，1895年畢業不久就投身《聖路易斯報》， 後來加盟《紐約先驅報》，並成為該報一名駐外戰地記者。義和團時期，他被派到中國採訪。目擊八國聯軍瓜分中國的掠奪基行，他開始同情中國。他在報上譴責聯軍的報復行為是犯罪。他寫道“列強已經被狂亂的報復情緒所支配，它們正在嘲弄世界和平。9月、10月和11月間在中國發生的事件，把戰爭拉回到了‘中世紀’。在世界的道德氛圍方面，它給未來一代留下了一個污點”。

密勒氏評論報

密勒進入中國時，正是美國經濟向遠東拓展之際。他對中國的興趣日益增長，1911 年，他在上海創辦了《大陸報》， 該報最大的投資者是美國政治家兼芝加哥產業大亨葛蘭（Charles R.Crane1858――1939）。葛蘭曾任塔夫脫總統（William Howard Tafy)駐華公使，在中國有很多投資。當時中國的一些西方報刊只注重反映西方人在中國的生活和動態，而鮮有對中國人的報導。《大陸報》意在報導中國事務，試圖打破過去西方報紙“漠視中國本地新聞”的格局，為華人提供一個發表意見的論壇， 維護中國的尊嚴。1911年，長江洪水泛濫，英人投資的上海《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對此視而不見，而密勒則派記者克朗進行現場報導。當年10月，《密勒氏評論報》披露了辛亥革命，並辟出版面介紹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使美國了解和同情這些革命黨人。《大陸報》很快就遭到了報復，老牌的《字林西報》阻遏人們購買《大陸報》的股票，並慫恿客戶撤回在該報上的廣告。初露鋒芒的《大陸報》垮台了，1915年密勒辭去該報主編。1917年, 在葛蘭的支持下，他又創辦了《密勒氏評論報》。此時，他請求自己的同鄉、密大新聞學院院長沃特・威廉為該報推薦一名助理編輯，威廉推薦了剛剛畢業的約翰・鮑威爾。
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之間, 遠東活動著大約50名密大新聞學院出身的記者， 其中有30名在中國，這都是因為密勒在中國的關係。密勒搬來了密大新聞學院畢業的鮑威爾。幾年後， 鮑威爾又聘用了手持威廉院長介紹信的斯諾，《密勒氏評論報》成了密大新聞學院畢業生的基地，也是“密蘇里幫”源源不斷通往中國的重要渠道之一。院長威廉被稱現代新聞業之父，而密勒則被稱為“美國新聞業的中國之父”。密勒似乎有一種責任感，就是要將“美國中西部的記者輸送到世界各地”。而他的許多精神特徵也都深深影響子“密蘇里幫” 的每個成員。斯諾曾表示密勒的反殖民、反帝、主張民族的平等和獨立， 以及共和等思想對自己影響很大。
在密勒早期創立的《大陸報》旗下，集合著一批密大新聞學院畢業的中國學人， 比如董顯光、吳嘉棠等，這些人是美國新聞業注入中國的“第一滴血”，後來成為中國國統區新聞業的棟樑。
密勒在中美之間的新聞溝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他的鼓吹下，清政府設立了新聞局， 由於他的努力，中國人的正面形象開始出現在西方媒體上。後來密勒的興趣逐漸轉向了中國政治他是“凡爾塞和約”中國代表團的顧問, 他為中國政府起草了首個政府代表團檔案。1922年, 他把《密勒氏評論報》多賣給鮑威爾,自己則去中國政府做全職顧問。1925年， 他重返新聞界， 擔任美國《紐約時報》駐華記者， 但因在報導中持強烈的反日立場， 被該報解僱。自1929年起， 密勒擔任蔣介石政府的顧問，1935年辭職。
密勒在中國一直盤桓到年，1941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在上海美國記者俱樂部門口摔傷， 遂轉回美國西亞圖療養， 因癌症於次年逝世。

埃德加・斯諾與“ 密蘇里精神”

1928年，預期在遠東逗留10周的斯諾， 來到上海《密勒氏評論報》會見校友兼主編鮑威爾， 鮑威爾看過威廉院長的介紹信便聘用斯諾任助理編輯， 此後， 斯諾在中國一待就是十年。《密勒氏評論報》為斯諾提供了建立功業的最初平台，而在同情中國革命方面，斯諾比鮑威爾走得更遠， 他於1933年前往北平一面為美國報紙撰稿，一面在燕京大學新聞系教書，並開始與中共地下黨人接觸。1936年， 他輾轉到陝北紅區採訪了紅軍，翌年發表《紅星照耀中國》，成功地將中共搬上了世界舞台。該著作是“密蘇里幫”在中國新聞實踐的重要里程碑，斯諾由此成為“密蘇里幫”的集大成者，他的名氣超過了他的任何一位前輩―無論是威廉、密勒還是鮑威爾。

埃德加•斯諾(Edgar.Snow)

當人們質詢《紅星照耀中國》的真實性時，斯諾回說：“我是一個密蘇里人。”這是一句得到廣泛認同的美國諺語――因為密蘇里人崇尚“拿出證據，眼見為實”，“我是一個密蘇里人”就是說“我尊重事實”。而這正是“密蘇里精神”的核心。“密蘇里精神”的另一有力特徵是冒險精神。從米勒到斯諾，“密蘇里幫” 的每一位記者都是冒險家。美國中西部的山野和曠谷陶冶了他們遨遊天下、四海為家的精神。也許此種淵源可以追溯到密蘇里資格最老的記者兼小說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一―幾乎所有的”密蘇里幫” 分子都提到過《湯姆・索亞歷險記》對自己的影響。“密蘇里精神”還包含著博大的同情心, 即同情弱小民族、反對強權、反對壓迫、崇尚平等。在抗日戰爭中，“密蘇里幫”的記者無一例外地站在中國一邊就是明證。在“密蘇里精神”中，“中國情結”是最突出的特徵，從密勒時代開始的“溝通中美交流”， 到威廉在1920年代對中國報業復甦的殷切期望從鮑威爾信奉的“幫助中國抗日責無旁貸”到斯諾囑後人將其部分骨灰埋葬在他曾任教的北京大學未名湖畔，都反映出一種源遠流長的中國情結。
“密蘇里幫”鼎盛時代以斯諾1942年回國為標誌結束在194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近年的冷戰中，“密蘇里”對中國的影響終止了。1978年改革開放後， 密大新聞學院與中國大陸新聞學界恢復了聯繫, 到目前為止，它仍然是美國新聞學對中國釋放影響的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並始終是中國新聞學子心中的聖地。
（ 作者 張威 《“密蘇里新聞幫”與中國》《國際新聞界》2008年10期 ）
加入收藏 獲取最新

密蘇里新聞獎和中國傳媒

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的大門口守著兩頭雕於中國明代的石獅，這兩頭猛獸原來蹲踞在山東曲阜的孔廟，後在1931年由國民黨政府贈送給該學院。
密蘇里新聞學院與中國頗有淵源。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Snow)由於成績優異，校方曾批准他跳級學習，並讓他當《堪薩斯明星報》的駐校通訊員。被譽為"發現紅色中國的哥倫布"的斯諾，最初卻是靠密蘇里大學海外校友的牽線來到遙遠的中國。1928年，他懷揣母校教務長的介紹信抵達上海，交給當時美國在遠東最老資格、影響最大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這位校友留用斯諾，從此開始了他在中國輝煌的新聞生涯。

斯諾與毛澤東

毛澤東把自己的很多“第一次”給了密蘇里的這位高材生。斯諾“提著腦袋到蘇區採訪”，成了毛澤東平生會見的第一位外國記者，並在窯洞裡享用毛夫人賀子珍親自下廚的家宴。全國億萬人民都熟悉毛澤東頭戴紅星八角帽的照片。但鮮有人知的是，毛頭上的軍帽，屬於攝影者斯諾。照相當時毛的頭髮很長，斯諾說，扣頂綴有紅五星的軍帽，更象紅軍領袖。但身邊沒有，站在旁邊的馬海德醫生臨時為斯諾摘帽並扣在毛的頭上。斯諾根據蘇區見聞寫就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與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一樣，成了新聞學的經典之作。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會見的第一位美國記者，又是斯諾(1960年10月)。斯諾那次訪華還成了第一個被批准採訪拍攝解放軍的西方記者。毛澤東笑說，“別人不行，你是例外”。文革爆發後第一個訪華的美國記者，還是斯諾。1970年國慶大典，人們驚訝地發現，在天安門城樓與毛並肩站立的，是年逾花甲的外國老頭斯諾，巨幅照片翌日登在《人民日報》頭版。當時華府的中美問題專家分析，這是預示兩國關係將有重大變化的一個信號。果然，尼克森第二年宣布基辛格已結束北京的秘密之行，他本人亦愉快地接受中國政府的訪華邀請。
斯諾於1972年2月15日(中國的大年初一)辭世，心臟停止跳動時，離尼克森專機從安德魯空軍基地踏上北京的"破冰之旅"還不到72小時。
《大公報》著名記者蕭乾，曾經是斯諾在燕京大學(北大前身)執教時的學生。作為在中國最早設立新聞學科的北大，自然受到密大的薰染。斯諾受當時北大校長司徒雷登之邀，於1933年至1935年在新聞系開設“新聞特寫”和“旅遊通訊”課程，剛從輔仁大學西語系轉到北大新聞系的蕭乾，成了他的得意門生。蕭乾畢業時，斯諾夫婦送給他一皮箱英文書，可惜後來焚於日軍侵華的戰火。蕭乾作為《大公報》駐歐洲的記者，隨美軍採訪時，在剛解放的巴黎巧遇採訪蘇聯紅軍的斯諾。它鄉遇故知，恍如隔夢。直到1960年，斯諾作為美國記者重訪中國，向負責接待的老舍打聽蕭乾的情況。老舍的回答是：“蕭乾在人民公社歡快幹活，對寫作已毫無興趣。”其實，《大公報》一代名記蕭乾，正在國營農場接受勞動改造。
《大公報》是唯一獲得密蘇里新聞獎的中文報章，那是60多年前的榮譽了。該校關於新聞機構獲獎名單里有一欄：“Ta Kung Pao ChungKing China 1941”(中國重慶大公報1941年)，往前看還有“Tokyo Asahi 1936”(東京朝日新聞，1936年)，“Times of India，1938”(印度時報，1938年)。密蘇里新聞獎(The Missouri Honor Medal)分機構、個人、年度獎三類。全世界大牌新聞機構幾乎都得過獎，《大公報》只能說在中文報業中是唯一。獲獎單位甚至外延至節目製作組或行業協會，如：CBS“60分鐘時事節目”，韓國漢城的“SungKok Journalism foundation”，美國廣告協會，ABC體育頻道等等。
但獲得密蘇里個人獎的中國傳媒人卻不在少數(包括在中國從事新聞業的外國人)。如：任職上海《中國評論周刊》(China Weekly Review)的Powell・John・B,1942年；任職中央通訊社的盧祺新(David Lu C.H,1948);曾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的董顯光(Tong・Hollington,1957)。中國改革開放後的1984年，海峽兩岸各有一人獲個人獎，即中央社的Hsig-yeh・Ha和《中國日報》(China Daily,P.R.China)的Xiliang Feng。密蘇里新聞獎授予中國傳媒人的最新記錄，是1997年台灣淡江大學(TanKang U)的Chang shuhua。
密蘇里大學為中國培養了很多人才。第一個負笈美國學新聞的中國人，應是董顯光，他於清宣統元年在教會幫助下半工半讀，獲密蘇里大學生新聞學士學位，並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剛成立的1912年進入攻讀碩士。他後來成了蔣介石的外交重臣，不論是訪印度、參加開羅會議、宋美齡赴美國國會演講，董都是貼身隨員。曾在上海《大公報》任職、與戈公振創辦報學系的汪英賓，也是密蘇里新聞學院畢業生。他在美留學期間撰寫的《中國本土報刊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是歷史上第一本記述“中國新聞史”的著作。曾任《中央時報》社長的馬星野，亦是密蘇里新聞學院的校友，1962年他獲母校頒“新聞事業傑出貢獻榮譽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