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余少貧不能買書,然好之切.每去書肆,垂涎翻閱,若價貴不能得,夜則形諸夢.曾作詩曰:"塾遠愁過市,家貧夢買書."
翻譯
我在少年時很貧窮，買不起書，但卻非常喜歡書。每次去書店，都貪婪地翻讀，要是價格昂貴無法買下，每天晚上就在夢中想起。曾經寫詩：“學校太遠而且經過集市而發愁，家裡太窮只能在夢中去買書。
《隨園詩話》
清代，袁枚倡導“性靈說”，其專作《隨園詩話》是一部有為之作，有其很強的針對性。
本書所論及的，從詩人的先天資質，到後天的品德修養、讀書學習及社會實踐；從寫景、言情，到詠物、詠史；從立意構思，到謀篇鍊句；從辭采、韻律，到比興、寄託、自然、空靈、曲折等各種表現手法和藝術風格，以及詩的修改、詩的鑑賞、詩的編選，乃至詩話的撰寫，凡是與詩相關的方方面面，可謂無所不包了。
作者
袁枚（1716－1797年），清代詩人、詩論家。字子才，號簡齋，晚年自號蒼山居士，錢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隆、嘉慶時期代表詩人之一，與趙翼、蔣士銓合稱為“乾隆三大家”。乾隆四年（1739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調做官，曾任江寧、上元等地知縣，政聲好，很得當時總督尹繼善的賞識。三十三歲父親亡故，辭官養母，在江寧（南京）購置隋氏廢園，改名“隨園”，築室定居，世稱隨園先生。自此，他就在這裡過了近50年的閒適生活，從事詩文著述，編詩話發現人才，獎掖後進，為當時詩壇所宗。袁枚24歲參加朝廷的科考，試題是《賦得因風想玉珂》，詩中有“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總裁們以為“語涉不莊，將置之孫山”，幸得當時總督尹繼善挺身而出，才免於落榜。
著作有《小倉山房文集》；《隨園詩話》16卷及《補遺》10卷；《新齊諧》24卷及《續新齊諧》10卷；隨園食單1卷；散文 ，尺牘，隨園食單說部等30餘種。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哀婉真摯，流傳久遠，古文論者將其與唐代韓愈的《祭十二郎文》並提。
注釋
1.書肆：書店。
2.諸：兼詞，相當於“之於”。
3.則：就。
4 . 袁 枚：字子才，號簡齋，晚號隨園老人，清代錢塘人，詩人。
5. 少：年少。
6. 則： 就。
7. 然：但是。
8.得：得到。
9.好:喜歡。
10.垂涎翻閱：貪婪地如饑似渴地翻翻看看。
11.塾遠愁過市，家貧夢買書：私塾太遠為經過書市而發愁，家裡太窮只能在夢中去買書。
短文作者是清朝袁枚，選自《隨園詩話》，袁枚的代表作是《祭妹文》。
袁枚：清代詩人，散文家。字子才，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主人、隨園老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
作品簡介
曾被魯迅先生稱之為“不是每個幫閒都做得出來的”（《從幫忙到扯淡》）《隨園詩話》，是清人眾詩話中最著名的一種。作者袁枚（1716一1797）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乾隆四年（1739）中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改放江南任知縣，十三年（1748）辭官而定居於江寧小倉山隨園，故世稱隨園先生，其晚年亦自稱隨園老人或倉山叟。作為“一代騷壇主”，袁枚總領文苑近五十年，其所標舉的“性靈說”詩論風靡乾嘉（1736一1820）詩壇，使沈德潛鼓吹的擬古“格調說”與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的歪風為之一掃，使清代詩壇別開生面。《隨園詩話》正是袁枚為宣傳其“性靈說”美學思想而編撰的著作。
宋人許?說：“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記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許彥周詩話》）因此詩話著作或以評論為主，或以記事為主，或以考據為主，一般皆屬隨筆性質，篇幅不大。《隨園詩話》當然亦屬隨筆性質，但其主要內容為採錄性靈詩與闡述“性靈說”詩論，間有記事，體例與前人詩話同中有異。它的宗旨是借採錄大量“一片性靈”的詩作論證其“性靈說”的理論，或者說是以“性靈說”的美學思想為標準採集、鼓吹時人的佳作。此書共有二十六卷，（《詩話》十六卷，《詩話補遺》十卷）近五十七萬字，其規模誠屬空前。
《隨園詩話》的精華是其所闡發的“性靈說”美學思想，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譽：“往往直湊單微，雋諧可喜，不僅為當時之藥石，亦足資後世之攻錯。”（《談藝錄》）袁枚也自評，“中間抒自己之見解，發潛德之幽光，尚有可存”（《與畢制府》）。綜觀《隨園詩話》詩論，主旨是強調創作主體應具的條件，主要在於真情、個性、詩才三要素，並以這三點為軸心生髮出一些具體觀點，從而構成以真情論、個性論與詩才論為內涵的“性靈說”詩論體系。茲略作介紹於下：
一、真情論。《詩話》認為詩人創作首先必須具有真情，所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詩人唯有具備真情才能產生創作衝動：“情至不能已，氤氳（yīnyūn）化作詩。”詩作為抒情的藝術自然應該“自寫性情”，並認為“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反對以考據代替性靈。《詩話》尤其推重詩“言男女之情”，以與沈德潛的偽道學觀點相對抗。鑒於詩寫真情，因此標舉詩的美感功能是主要的：“聖人稱：‘詩可以興’，以其最易感人也。”強調“詩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詩”，藉以反對“動稱綱常名教”的“詩教”觀。
二、個性論。《詩話》又認為詩人創作需有個性，所謂“作詩，不可以無我”，認為“有人無我，是傀儡也”。突出“我”即是強調詩人特有的秉性、氣質、審美能力等因素在創作中的作用。因為有“我”，故在藝術構思時則要求有獨創精神，所謂“精心獨運，自出新裁”，才能獨抒性靈，“出新意，去陳言”，寫出迥不猶人的佳作。不同的詩人有不同的個性，亦自然形成不同的風格，《詩話》主張風格的多樣化，“詩如天生花卉，春蘭秋菊，各有一時之秀……無所為第一、第二也”。因此對王士禎的神韻詩既不推崇，亦不貶斥，指出“不過詩中一格耳”，“詩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種境界”。《詩話》又著重批判了從明七子到沈德潛的擬古“格調說”及宋詩派末流：“明七子論詩，蔽於古而不知今，有拘虛皮傅之見”，“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故意走宋人冷徑，謂之乞兒搬家”。
三、詩才論。“性靈”既指性情又包括“筆性靈”的含義，表現為才思敏捷。《詩話》認為，“詩文之道，全關天分，聰穎之人，一指便悟”。袁枚主詩才、天分，但並不廢棄學問，故指出“凡多讀書為詩家要事，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只是目的不在以書卷代替靈性，而是“欲其助我神氣耳”，為此袁枚反對翁方綱“誤把抄書當作詩”，批評“學人之詩，讀之令人不歡”。基於主詩才與靈性，《詩話》頗重視性靈者創作構思時所產生的“靈機”“興會”這一靈感現象，並推崇“天籟最妙”即藝術表現的自然天成、毫不雕琢，為此尤其讚賞“勞人思婦，靜狡童矢口而成”式的歌謠。但袁枚又不反對人功，特別文人詩“人功未極，則天籟亦無因而至；雖雲天籟，亦須從人力求之”，所謂“百鍊剛化為繞指柔也”。此論頗有藝術辯證法。對於詩歌藝術形象則主張有“生氣”或“生趣”，即靈活、生動而感人，因為“詩無生趣，如木馬泥龍，徒增人厭”。欲有“生氣”、“生趣”，則語言需生動傳神，“總須字立紙上，不可字臥紙上”；表現手法以白描為主，“一味白描神活現”，反對“填書塞典，滿紙死氣，自矜淹博”，以免扼殺詩之生氣、生趣。但倘若用典而“無填砌痕”又“貼切”，則也不一概排斥。
上述詩論於《詩話》中部分是單獨成條，直接闡述；大多則是結合選詩生髮。詩論的美學思想是《詩話》的選詩標準，它又是在評論選詩的基礎上升華出來的。因此《詩話》內容的基礎正是大量的選詩。袁枚曾說過：“枚平生愛詩如愛色，每讀人一佳句，有如絕代佳人過目，明知是他人妻女，於我無分，而不覺中心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此《隨園詩話》之所由作也。”（《答彭賁園先生》）可見其撰寫《隨園詩話》與選詩之密切關係。《詩話》的選詩大致有以下特點：
一、選詩標準較嚴。這主要表現為“詩”為“話”服務。袁枚明確指出：“自余作《詩話》，而四方以詩來求入者，如雲而至，殊不知‘詩話’，非選詩也。選詩則詩之佳者選之而已；‘詩話’則必先有話而後有詩。”其標準是所選抒寫性靈之佳作能印證其“性靈說”的理論。
二、入選詩作者面頗廣。袁枚稱曰：“余聞人佳句，即錄入《詩話》，並不知是誰何之作。”入選者既有詩壇高手，亦有無名小卒；既有公卿將軍，亦有布衣寒士；既有僧尼道士，亦有青衣童子；既有命婦閨秀，亦有妓女歌姬；舉凡三教九流，不問性別身份，只要詩佳皆可以詩存人。尤其應注意的是，袁枚對勞人思婦、村氓淺學、小販工匠等下層勞動人民宛如“天籟”、極富性靈的創作尤加讚賞，甚至譽為“雖李杜復生，必為低首”，從而摘錄入《詩話》。
三、選錄女子詩尤多。袁枚針對“俗稱女子不宜為詩”的陋習，反其道而行之，聲稱：“余作《詩話》，錄閨秀詩甚多。”其中既有其眾多女弟子的詩，也有素昧平生的閨秀、寡婦，乃至無名妓女的大量作品，《詩話》曾選入時氏一家夫人、閨女、兒媳五人之詩，並譽之為“皆詩壇飛將也”，即是突出的例子。袁枚可謂有膽有識。
四、入選詩作題材豐富。《詩話》中抒寫個人悲歡離合之作固然頗多，但亦不乏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好詩，諸如諷刺催租吏的《牛郎織女》，抨擊封建禮教害死人命的少女《自嘲》，嘲笑科舉八股文的《刺時文》等等，更應提及的是《詩話》蒐集了明季愛國烈女的抗清事跡與遺詩，如記一江陰女子被清兵俘虜後，於赴江死前曾齧指血所題詩：“寄語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大義凜然，英氣逼人。此外還選錄不少情詩，在當時也有一定的反道學的意義。
《詩話》雖有“集思廣益”等優點，但當時有人訾其“《詩話》收取太濫”亦不無道理。原因是袁枚有時並未嚴格執行其選詩標準。他曾承認選詩“七病”之一——“徇一己之交情，聽他人之求請”——“余作《詩話》，亦不能免”，因此《詩話》中無聊應酬之作並不罕見。而入選的某些“情詩”感情也不健康，失之於卑靡輕佻，如所選錄的其從弟香亭的“情詩”即是。記事部分偶有象“兩雄相悅”一類醜聞，而作者對此抱欣賞態度。此外，袁枚還十分相信所謂“詩讖”，選錄了多首，宣揚迷信唯心的思想。《詩話》引用古詩文多不註明出處，引文亦時有謬誤而未曾校訂。這都是《詩話》的缺陷。但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書坊刻詩話後》等文中攻擊《隨園詩話》“論詩全失宗旨”，“造然飾事，陷誤少年，蠱惑閨壺，自知罪不容誅，而曲引古說，文其奸邪”，“乃名教罪人”等等則純系封建衛道士口吻，當然不足為訓。
袁枚《隨園詩話》等著作印行後，“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姚鼐《袁隨園君墓志銘並序》）；儘管身後毀譽交半，但《詩話》“家喻戶曉，深入人心”（錢鍾書《談藝錄》），廣為流傳，一直受到人們的重視；性靈派詩人更奉之為詩學圭臬。
《詩話》在袁枚生前就已同其它三十餘種著作一起自費付梓印行，並得到畢弇山尚書、孫穭田司馬“為資助刻”。最早版本為乾隆庚戌至壬子小倉山房刊本，稍後還有滿人福建總督伍拉納之子的《批本隨園詩話》，其批語多為對《詩話》中提及的名人的介紹，間亦表示對《詩話》觀點的看法等，雖文字粗疏，見解不高，但可資參考。此外光緒十八年（1892）上海圖書集成局印《隨園三十六種》，民國上海掃葉山房的《隨園全集》排印本，亦皆收有《詩話》。現在最流行的版本是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之一的由顧學頡先生校點的《隨園詩話》上下兩集本，此書據乾隆隨園自刻本校訂、標點排印，於1960年5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82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此書，顧學頡先生又於文末附錄了《批本隨園詩話》中的批語及有關跋語、資料，使之成為一個相當完善的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