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
所謂“官民比”，簡單說就是一個國家財政供養的公務人員人數與人口總量的比值，是媒體報導中提出的一個概念。
計算
根據2010年的統計數據，我國公務員為689.4萬人（未包括參照公務員管理的群團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近兩三年公務員年均增加15萬人。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全國總人口為133972.5萬人。經過簡單計算可以得出，2010年我國的“官民比”應為1：194.3。
結論：對比可以發現，我國1：194.3的“官民比”很低。不過，我國公務員中沒有包括事業單位的人數，這些人也是政府財政供養的，如果加上這部分人數，我國的“官民比”肯定比現在高。（實習生白朝陽）
史爭
提出
2005年3月7日，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在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上指出“我們的官民比已達到1∶26，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是史無前例的，令人堪憂！”呼籲應該再次精簡官員。任玉嶺認為，官位多不僅造成機構臃腫，還造成很多該放的權放不下，該經管的又無人管；而且官多了消費就多，據報導僅機關的車費、招待費和出國培訓考察費，全國已分別達到3000億、2000億和2500億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級領導幹部消費了；加上升官快、升官易的導向也給社會帶來了較大影響，跑官、買官、賣官現象不時發生，帶來了腐敗。
1∶26是從財政供養人員4572萬人與全國人口之比算出來的，另外還有500萬人仰賴於政府賜予的權利實行自收自支。“官民比”成為一個輿論熱點，特別是在網路上引發討論。
回應
2005年4月27日下午，人事部副部長、公務員法起草領導小組侯建良在新聞發布會上，針對“我國官民比是1：26”的報導闢謠說，我們國家目前所謂的“官民比”應該是1：197.69。
侯建良說，前一階段一個官民比是1：26的報導，可能是概念弄錯了，因為13億人口當中有4500萬，可能是把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和其他人員都放在一起，還有機關的工勤人員都算在裡面。截止2003年底，我國公務員的總數是636.9萬人，事業單位是2900萬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還有900多萬是機關和事業單位工勤人員。實際上事業單位是提供公共服務的，這不能算到官民比例中去。
4月9日，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所謂“官民比”是一種通俗的說法，並不科學，不能把所有領取財政支付工資的人都納入“官”的範疇，甚至包括軍隊、武警、離退休人員等，也就是傳統講的“吃皇糧”的人。如果想通過“官民比”說明有關財政供養的一些問題，首先需要對“官”的概念進行界定。如果把“官”界定為是履行公職的行政人員，2004年底納入公務員管理範疇、暨行政編制總數為640萬，和我國13億人口相比，這一比例是1∶203；如果籠統地把事業編制也納入“官”的範疇， 根據2004年底統計數字，行政編制再加上2900萬事業編制，總數是3540萬，和13億人口相比，這一比例約為1∶37。
對比
英國最低， 為 1：118
加拿大最高 為 1:9.8
法國 為 1：12.7
德國 為 1:13.7
俄羅斯 為 1：84.7
日本 為 1:28.5
新加坡 為 1:71.4
美國 為 1:12.7
南非 為 1:31.1
韓國 為 1:50.1
印度 為 1:109.5
來論
國家公務員局負責人引用的數據可能沒問題，但不把參照公務員管理的群團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等“準公務員”放進去，得出的“官民比”自然偏低。考慮到已開發國家只要是政府財政供養的人都算公務員（包括教師、勤雜工、服務員、司機及國有企業員工），按同樣口徑來計算，數字可能會有變化。
目前很多政府部門都有“臨時工”，而出了事，責任人往往是“臨時工”。正是有了無數任勞任怨且甘當替罪羊的“臨時工”，公務員們才能有充裕的時間玩遊戲和睡覺。
“官民比”是一個表面的數字，我認為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行政成本。有統計顯示，我國的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這不僅是政府機構臃腫、冗員過多的問題，還與“三公消費”居高不下有關。行政成本過高，不僅助長了奢侈浪費與腐敗行為，也擠壓了民生開支。
官民比要降，過高的行政成本更要壓縮，不能把老百姓辛辛苦苦交的稅全變成茅台酒、天價茶葉與豪車。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理應全民共享，而不是只便宜了公務員、開發商與煤老闆。
對國家公務員局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爭論公務員的人數，而是切實加強管理，別總讓行政問責制和有關公務員獎懲、辭退的法律法規成為一紙空文。公務員的社會形象好不好，不是辯出來的，只有靠嚴格執法來保證公務員隊伍的純潔性，才能提高公務員職業的社會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