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事業簡述
建國後歷任中共北京市委學委組織部部長、北京市高等學校黨委副書記、中共北京市委大學科學工作部副部長兼北京工業大學黨委書記。對創建北京工業大學作出貢獻。悼念宋碩（錢宗瀾）
當年南開
宋碩本名錢宗瀾，原籍浙江省杭縣人，多年寄寓天津(同班同學稱他錢十，因為他排行第十)。1935年我們一同考入天津南開中學（同屬二組），大家都為能在這所名校讀書而高興。事實說明：南開的教育也確實有不少特色。我們在初一設有工藝製作的課程，按照現在的說法就是勞動或勞作；學的是木工和打鐵。學生們使用斧頭、鋸子和刨子，親自動手操作；打鐵時爐火熊熊，只由老師傅講解、示範。雖然學的不多，但是一掃封建書生“四體不勤”的陋習，端正了工業社會對勞動應有的態度。南開對體育十分重視，歷來在各種競賽中學生都會拿到高名次。聽說張伯苓校長早年在嚴氏家塾中執教，在地上放兩條長凳，上邊橫放一根竹竿，帶領學童（當時都穿長衫）一掀長袍跳過去，或者跳不過去。雖然高度不過二尺，但這是我國新式教育的開始，南開的傳統。我們還有“動物”課，我親自用小刀解剖過青蛙。音樂課老師受過嚴格的專業教育，我就在這裡學會了五線譜，多少年後的今天我還能向子女誇耀，給他們幫助。繪畫課是我最怕的，但我也學會水彩畫，畫過了一條黃牛。南開學生的課外生活也很豐富，我們因為是走讀學生，在校停留時間有限，受到的薰陶比較少些。我此生選擇工科作為終身事業，但自問對人文社會科學.還不算糊塗。南開給我在德智體美各方面都打下了初步基礎，我深深感謝南開。
回想一下幾十年來教育標榜的目標一向是智育、德育和體育，所謂“智德體三育”，策勵維勤；後來又加上一個美育，稱為“智德美體四育”，回想過去，和今天我們兒孫一代所受的教育，似乎已有一些距離。三百六十行，各行謀生技藝，當然要學的，但今天孩子們所受的教育似乎有些畸形，智育已經膨脹到占據了孩子們所有的精力和體力，究其實，又只剩下數學、語文和英文三門主課，無休無止的提高。即便是歷史和地理這樣的課程，學生又讀了多少。在校長們的頭腦里又占據多大比重呢？說到美育，我頭腦中首先想到的不止是繪畫的技巧和聲樂、器樂的演奏技能等，這些當然很好，更重要的應該是它對學生人生觀、思想靈魂的陶冶、潛移默化的作用，使學生們知道人生除了金錢和物慾之外，還有些美好的事物應該追求，學生們成年後，每人都能為自己安排一個健康、愉快、向上的生活也就是了。回想一下，“文革”中，在強調向實際學習、向老師傅學習的同時，我們有些大學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學生—差不多都快培養成“工匠”和“藝徒”了，這也是令人遺憾的。
入學不久就趕上了“一二九”學生運動，我們因為年紀太小，並且很快就放了寒假，沒有參加什麼活動。1936年“雙十二”西安事變妥善解決後，我們曾親聆張校長作的形勢報告，正確了解了形勢。張校長還給我們評論、講說了日本民族；他說：自從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把侵略中國定為國策，是我們的死敵；但是他們有些做法不錯，我們應該學習；譬如對孩子比較嚴格，“不嬌墮” 孩子，一大早就要求起來鍛鍊。南開校內講究儀容、衛生，隨時、隨地要求嚴格；但也從來沒有“加班做衛生”之類的事。回想一下我們這幾十年的機關、學校生活，突擊搞衛生，應付檢查大搞“自欺欺人”的事，面對這種務實作風難道不值得國人—尤其是當權的領導同志們反省、學習些什麼嗎？
我們初一的國文教員是何其芳先生，他那時才從清華畢業，初任教席。何先生一口四川話，大家聽不太懂；他為人平易，大家常願去他宿舍坐坐，聽他講解新文學，看看雜誌之類。盧溝橋以後，何先生離開天津，去了膠東地區（山東），再以後就經由老解放區去延安革命去了。也許當年何先生通過他的新文學也在學生中灑播下一些種子了呢？
淪陷區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在蘆溝橋挑釁，抗戰軍興，天津淪陷。南開是日本的眼中釘，自然逃不掉災難。那幾天我們站在英租界中樓房頂高處可以看到日本飛機轟炸八里台南開大學，市內南開中學也被全部破壞。幸好張伯苓校長遠見卓識，早有準備；他早已預見到這一不可避免的局面，在重慶另辦了一所南渝中學，經過幾年規劃，已經一切就緒，立即決定南遷。我們都接到了通知，可以去重慶報到就學。但是對多數學生—十幾歲的青少年來說，這是不現實的。當時租借地內僅有的幾所中學容量有限；其中實力最強大的是耀華中學；它的校舍寬大，師資設備條件優越；更主要的是它的校長趙天麟先生（字君達）決心很大，決定立即採取措施，擴大招生。除了每間教室放滿桌椅，招足學生之外，他還充分利用校舍在下午和晚上時間辦“特班”，招收失學青年，這樣一校就變成了三校。就這樣我和宋碩和一大批南開同學都轉學進了耀華。那年秋天九月開學，我們坐在耀華的教室里，周圍是眾多的南開級友，上課了，一看進來的老師也是南開熟悉的老師，他們也有失業和安排就業的問題。大家相視苦笑，“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這樣我們就開始了在淪陷後新條件下難能可貴的讀書、繼續受教育。
趙校長為淪陷區青年爭取了讀書的機會，為國家、民族保存了元氣，功不可沒，此舉深受日帝嫉恨，他對待日帝也採取“硬頂”的辦法，於1938年夏季被日帝卑鄙暗殺。其實在出事前已有情報，他本人也多次收到了恐嚇信。但他堅守崗位，視死如歸，慷慨就義，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高尚的節操。解放後他被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他的銅像今天仍然矗立在耀華學校的校園裡。
耀華自從擴大招生後，它的學生成分也逐漸改變。耀華本是一所貴族氣息濃厚的學校，擴大招生後，學生成分趨向“平民化”，當然還談不上“勞動人民化”。
我們在耀華復學後，學校的生活氣氛完全不同了。客觀條件的限制，課堂裡面只能死讀書，莫談國事；課外生活一潭死水萬馬齊喑。但就是這樣也不能避免災難。1941年初一天，早晨來校，大家忽然發現少了一些同學的面孔，原來夜晚日寇大逮捕，被日本“憲兵隊”抓去了。過了很長時間，人放回來了，其實學生們原本就沒什麼事。沒有人敢問事情經過，也沒有什麼可問的。這就是淪陷區、亡國奴的生活！但是青年學生的心扉是關不住的，他們總是要思考、要尋覓點什麼。慢慢地在學生中間就出現了一些“地下”活動。如我黨領導的馬列主義“讀書會”。
時間大概在1940年後半年，我班某同學參加了一個世界語學習班，不久我和宋碩也被介紹進去學習。此舉在當時與其說有什麼明確目的，毋寧說是彷徨中的一種追求，對於渺茫的未來的一種嚮往。這個學習班主持人戴××，三十歲上下，當時是天津金城銀行的一名高級職員。學習班在大沽中路女青年會（現天津市委後身）內借了一間教室，每周授課二三次，利用傍晚各校放學後的課餘時間學習；記得人來全時一班約有一二十人，都是各中學的學生。這樣學了一段時間，世界語有了進步，更重要的是和 “戴先生”搞的也親密熟悉了，於是開始經常地去他的住處“玩”。原來戴先生是我黨地下工作人員。當時他單身住在銀行宿舍內；大樓內人很少，十分清靜。他的興趣廣泛，你可以跟他學拉提琴，也可以請他教俄文，或者和他打桌球玩；更主要的他藏有幾書架的馬列主義著作，可以自由借閱。這些都是他接近、團結青年學生的渠道。總的講起來，去那裡的還是借書看的人多些，學習班實際是一個學習進步、革命書刊的讀書會。就是在這裡我們讀到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哲學方面還有米定﹒拉里查維奇的“唯物辨證主義”，經濟學方面有什麼里昂捷也夫的“政治經濟學”，還有馬、恩原著“家庭、國家和私有財產的起源”等，都是從這裡借閱學習的。除了借書回家看，還舉行不定期的討論會，交流讀書心得，每次學習時出席十餘人，都是工商中學、廣東中學、新學中學和耀華中學的中學生。會上氣氛熱烈，大家圍坐燈下，侃侃論辯，完全是現在所謂“習敏納爾”（小組討論）的做法。在這裡我們學到了“普魯東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等基本概念，接受了馬列主義的啟蒙教育。
讀書會有時還有高潮，這就是“家裡”來人的時候，也是有人從游擊區或延安到來。這種場合，由來人向大家講述根據地的事情，八路軍戰士英勇抗日的近乎傳奇式的鬥爭故事；這些給我們這些“孤島”上的青年人帶來了溫暖和希望，使大家聽得熱血沸騰、熱淚盈眶。還有一次，時間在1941年初大約一、二月間，由來人馮先生主持紀念“一、二八”周年（指1932年上海凇滬十九路軍抗日作戰）。會上由馮先生領唱，大家合唱“一二八、一二八，我們曾經流了多少血……敵人的炮火曾經毀滅了我們的上海，……戰士的熱血曾經淹死了兇惡的仇敵。……中華民族不可滅！中華民族不可滅！”由於當時環境關係，唱歌時門窗緊閉，燈光掩映，大家壓低聲音，用一種低沉雄壯的小聲齊唱：與會者面目嚴肅，情緒悲壯動人。直到今天時光流逝已經六七十年，回憶起來，那時的情景我仍歷歷在目。
1940年我曾一度決定去延安，受到家庭阻攔，母親哭哭啼啼拉後腿，這沒能改變我的主意，已經開始了聯繫找人帶路、打聽路線。母親最後想起找宋碩說服我。他分析了情況後勸說我：“算了，今年不要走了，再多念一年吧！”因為雖然是淪陷區，但是處在租借地這個夾縫中，我們還能受到不壞的教育，從盧溝橋事件以後，我們已經從初二讀完了高中二年級；如果讀完中學，將來不論是幹革命，或別的什麼都有很大幫助—我此後一生的經歷說明，事實也確實是這樣。事情就這樣決定了。宋碩自己這一年也不想離開天津。第二年情況改變了，個人生活道路變化，那是後話了。聯想到鄒韜奮先生當年勸告重慶的進步學生，不要急於去延安，要抓住暫時在重慶的時間、還有可能讀書的機會，多多充實自己：看來這種意見是比較全面和清醒的。
1941年夏，我和宋碩等一班同學從耀華中學畢業，由於升學關係大家先後離津，就和這個撒播革命種子、孕育馬列主義思想的讀書會告別了。宋碩當年秋季入北平燕京大學。但是這些人在燕京唯讀了三個月。珍珠港事件爆發，一個早上日寇全副武裝包圍燕園，除按黑名單搜捕大批師生外，一般師生立即逐出燕園。大家倉惶出走，各尋出路。宋碩後來進了北平的偽立大學。
四十年代這幾年是華北淪陷區人民最黑暗、最艱難困苦的幾年。大米、白面等正經糧食全部被“統制”、軍用，中國人不許吃，偷吃一點都要處罰。老百姓吃的是配給的黑不溜秋的“象子面”之類東西。“肚中無食”勞動人民走在街上、突然倒斃街頭的，屢見不鮮。那時宋碩的家庭也很困難。他的寡母帶著他的哥哥和他勉強度日，已接近貧民的生活。老太太被迫在家找些糊火柴盒的活計，找幾文錢；未免發勞騷。宋碩憤怒地指責：“你為什麼不能糊火柴盒？” 這樣的話對一位老太太當時未免苛刻。但他當時的意思是說：“全國人民都是這樣的命運，都在受苦受難，你有什麼理由要求特權呢！”
一介貧民、魂歸八寶山
1945年抗日勝利，國民黨接收平津。此時宋碩已經大學畢業，他學的是食品輕工業，在雙合盛啤酒廠擔任釀造技術員，同時還擔任北平工學院本部的助教，以此為掩護。因為曾經參加過進步的讀書會，事實上他已於1945年 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這時他住在北京西城護國寺以西祖家街平院的單身宿舍內；我曾多次去那裡看望他。解放戰爭時期，他在華北局城工部和地下學委的領導下，以北平工學院為基地，發動民眾；他領導平津大學生對國民黨政府的反甄審運動—當時勝利後的國民政府接收了淪陷區敵偽辦的公立大學，規定這些學校學生一律需參加專門的甄審考試才能取得學籍，受到普遍地反對。他先後多次領導反獨裁、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等運動，和國民黨反動政府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這樣一直到1949北京解放後，他才以公開的共產黨員身份，出來參加北京市委工作。宋碩同志解放後歷任北京市委學委組織部長，市委大學科學工作部副部長；併兼任北京市自辦的北京工大第一任黨委書記，在發展首都高等教育、中等專業教育和科技事業方面，做了大量的、艱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文革” 中，他是首當其衝受到林彪“四人幫”殘酷迫害的黨的優秀幹部之一。他和陸平、彭佩雲是聶元梓第一張大字報的頭號靶子；多次在十幾萬人的大會上、彎腰掛牌受批鬥。他的五個子女或者下放農村、或者流浪街頭，“家破人散”。本人並被監禁數年。這時他已身患重病（肺癌）；在那種條件下自然說不上什麼治療和照顧。在這樣的逆境中，他於1969年10月30日含冤逝世，與世長辭。年僅46歲。當然最終得到了人民的正確評價，歸葬八寶山。
本文只是懷念作者和宋碩同志早年的同窗情誼，沒有條件敘述他各個階段的革命和鬥爭經歷，有關這方面的內容需要參考北京市委的同志們寫下的資料。他的夫人曹綺文同志曾寫過許多悼念的文字，內容豐富，情感真實，很好地表達了他的人格、情操和革命意志等有關內容，可在電腦上搜尋、點擊，田小野的網站下載曹綺文《魂系戰友憶宋碩》一文。
作者有機會讀到宋碩當年一些生活細節，深受感動，現在抄錄幾段，大家一起看看！譬如說：“宋碩雖然擔任市委大學科學部副部長兼任北京工業大學黨委書記，他對衣食住行依然毫不在意，一心撲在工作上，衣服破了補上再穿。記得一年夏天，大學科學部為了對應屆大學畢業生進行思想工作，經請示彭真同志，請周總理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給大學生作了一次報告，報告後大學生要求總理接見。彭真同志陪總理繞場一周，接見學生，宋碩走在領導同志的行列中。當時我也在場聽報告，坐在聽眾台上的幾位女同志指著宋碩穿的半舊的圓領針織短袖衫埋怨我：“你也不給老宋買件像樣的衣服，這哪裡像位部長？”事後我說給宋碩聽，他笑笑說：“這有什麼關係，學生是聽總理講話，接受總理接見的，又不是看我穿什麼的。”
再看一段：“當時我們住在金魚胡同四號樓的兩間房子裡，我們已是8口之家了。老太太帶著4個孩子住一間，宋碩和我帶一個孩子住一間，那時劉仁同志經常在星期日來找宋碩去各高校了解學校情況，因而劉仁同志很了解我家住房情況。一天晚上宋碩向我說，行政處同志說咱們住的房子過緊，崇文門後溝附近有房，在一個大院中有一所小樓，我們可搬去住，但宋碩和我商量還是不搬為好。認為與高級幹部為鄰，孩子易比吃比穿，對孩子成長不利，不如仍住“四號院”。紅霞公寓建成後，市委行政通知，根據宋碩的條件，可以搬到紅霞公寓住。宋碩和我商量後，仍舊未搬。後來在南池子有一所房，可以讓我們遷入，宋碩仍未同意搬家。”當年我讀到這段時，眼裡噙著熱淚，心裡想到：“是的！這就是我的那位朋友！”，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一向只把自己看作一介平民，只是老百姓中的一員。這是他人格的體現，也是那個時代的風格。談到物質的享受，我個人今天主張並不要求大家都來學雷鋒，為了節約5分錢，大夏天連根冰棍都捨不得吃。我明白，物質生活資料的成本是由當時當地社會的平均生產力來決定的。我們今天的生活“水平”，用我們老祖宗的眼睛來觀察，恐怕都已經奢侈的不像話了—但我相信他們如果地下有靈，也會高興地看到後代子孫在享受人類日益文明的成果。問題在於個人，尤其是幹部不應該脫離這個“社會平均生產力”太遠，也就是了。這一點對於建設一個和諧社會也是很必要的。“領導幹部如果多騎一匹馬”，大概也是工作的需要，民眾也未必有什麼意見！
“宋碩很關心孩子們的健康成長，很注意對他們的教育”，“尤其注意培養孩子們不怕髒不怕累艱苦樸素的品質和動手能力”，看來他也只想把孩子培養成老百姓的一員。星期天他經常讓孩子們幫著奶奶洗衣服：還教孩子們開荒種花生，並讓孩子們親自把糞從化糞池裡提出，制肥，施肥；他還買來許多小工具，教孩子們修理破損的東西。宋碩本人也是大城市中長大的—可能她母親和鄉下多少有些聯繫—能夠注意到這些事就很不容易了。聯想到我們現代獨生子女的嬌墮，孩子的父母，尤其是主持教育者，是該深深思考一些問題的。近幾年看到報導，日本孩子來我國和中國孩子聯歡，大家都感覺到中國孩子的吃苦能力和許多方面似乎比不上日本孩子，果真是這樣，那就是個不小的問題了。
曹綺文《魂系戰友憶宋碩》一文
作者有機會讀到宋碩當年一些生活細節，深受感動，現在抄錄幾段，大家一起看看！譬如說：“宋碩雖然擔任市委大學科學部副部長兼任北京工業大學黨委書記，他對衣食住行依然毫不在意，一心撲在工作上，衣服破了補上再穿。記得一年夏天，大學科學部為了對應屆大學畢業生進行思想工作，經請示彭真同志，請周總理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給大學生作了一次報告，報告後大學生要求總理接見。彭真同志陪總理繞場一周，接見學生，宋碩走在領導同志的行列中。當時我也在場聽報告，坐在聽眾台上的幾位女同志指著宋碩穿的半舊的圓領針織短袖衫埋怨我：“你也不給老宋買件像樣的衣服，這哪裡像位部長？”事後我說給宋碩聽，他笑笑說：“這有什麼關係，學生是聽總理講話，接受總理接見的，又不是看我穿什麼的。”再看一段：“當時我們住在金魚胡同四號樓的兩間房子裡，我們已是8口之家了。老太太帶著4個孩子住一間，宋碩和我帶一個孩子住一間，那時劉仁同志經常在星期日來找宋碩去各高校了解學校情況，因而劉仁同志很了解我家住房情況。一天晚上宋碩向我說，行政處同志說咱們住的房子過緊，崇文門後溝附近有房，在一個大院中有一所小樓，我們可搬去住，但宋碩和我商量還是不搬為好。認為與高級幹部為鄰，孩子易比吃比穿，對孩子成長不利，不如仍住“四號院”。紅霞公寓建成後，市委行政通知，根據宋碩的條件，可以搬到紅霞公寓住。宋碩和我商量後，仍舊未搬。後來在南池子有一所房，可以讓我們遷入，宋碩仍未同意搬家。”當年我讀到這段時，眼裡噙著熱淚，心裡想到：“是的！這就是我的那位朋友！”，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一向只把自己看作一介平民，只是老百姓中的一員。這是他人格的體現，也是那個時代的風格。談到物質的享受，我個人今天主張並不要求大家都來學雷鋒，為了節約5分錢，大夏天連根冰棍都捨不得吃。我明白，物質生活資料的成本是由當時當地社會的平均生產力來決定的。我們今天的生活“水平”，用我們老祖宗的眼睛來觀察，恐怕都已經奢侈的不像話了—但我相信他們如果地下有靈，也會高興地看到後代子孫在享受人類日益文明的成果。問題在於個人，尤其是幹部不應該脫離這個“社會平均生產力”太遠，也就是了。這一點對於建設一個和諧社會也是很必要的。“領導幹部如果多騎一匹馬”，大概也是工作的需要，民眾也未必有什麼意見！
“宋碩很關心孩子們的健康成長，很注意對他們的教育”，“尤其注意培養孩子們不怕髒不怕累艱苦樸素的品質和動手能力”，看來他也只想把孩子培養成老百姓的一員。星期天他經常讓孩子們幫著奶奶洗衣服：還教孩子們開荒種花生，並讓孩子們親自把糞從化糞池裡提出，制肥，施肥；他還買來許多小工具，教孩子們修理破損的東西。宋碩本人也是大城市中長大的—可能她母親和鄉下多少有些聯繫—能夠注意到這些事就很不容易了。聯想到我們現代獨生子女的嬌墮，孩子的父母，尤其是主持教育者，是該深深思考一些問題的。近幾年看到報導，日本孩子來我國和中國孩子聯歡，大家都感覺到中國孩子的吃苦能力和許多方面似乎比不上日本孩子，果真是這樣，那就是個不小的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