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宋懋澄明朝以後，舉家遷居到松江，世為大族。宋懋澄青少年時期，就頗負文名，提筆作文一蹴而就。生性寬厚，喜愛與同好之士結交。他並不喜好苦研儒家的經典，而極樂修習兵法。他胸懷大志，欲以己之所學所長去報國定天下，然而時勢動盪。苦無建功立業的時機。直到三十多歲，他才改而鑽修儒家經典籍志。
萬曆十四年（公元1612年）鄉試中舉，後北上京師為太學生，三次參加進士科舉，卻都未中第，所以仍無他可施展自己報負的機會。於是，懷著失望的心緒，回到故鄉居住。家居之時，宋懋澄以奇節自許，為人行事俠烈慷慨，對待朋友皆以“俠客”之心待之，急人之所難，救人於所危。平生不重名利財富，廣交天下文杰豪士，其友遍天下。為人高節，不屈於權貴，以布衣終身（雖然他曾經想過要出仕明廷，一展鴻圖，但畢竟由於現實的動盪，時運的不濟，使他壯示未酬），終鬱郁而卒。宋懋澄的生平事跡以及關於他的各種傳聞軟事，被他的友好人及後輩在書中記述得十分詳盡，比如陳子龍的《安雅堂稿》卷十有《宋幼清先生傳》，姚希孟的《松癭集》卷二有《書宋幼清事》，清代吳偉業的《梅村家藏稿》卷四十七有《宋幼清墓志銘》，王士禛《帶經堂集》卷八十一有《書宋孝廉事》等，這些書為後人能一睹懋澄奇俠之事為快，提供了非常詳細而頗具趣味的材料。
社會評價
宋懋澄的詩文尤如其人品格：高潔而富奇趣，頗為其同時代的文友及後輩文人看重。他提倡詩文都應當出之自然，在其《九龠集·詩序》中說：“余以為飢則思食，寒則求衣，一皆出於自然，令捉筆之時，而有如思食求衣之不得已焉。”他將生活中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作為比喻之物，強調作詩為文都應象日常生活一樣，一切皆應自然而然。
由於他始終堅持自己這種秉持自然的文學主張，並將這種主張貫穿於文學創作的實踐之中，因此其文灑脫流暢，自然清新；其詩古樸拙實，直質開爽。對他的詩文創作，許多名字文士的評價都很高。比如，明代竟陵派領袖譚元春在讀《九龠集》之後，稱讚宋懋澄的詩文並題詩一首：“俞君示我《九龠集》，悅從地底見巒岳。江南骨體傷秀媚，此君出語何淵博。書等於身文充屋，把君半帙見君腹。”將之詩文比作巒岳，又言“出語淵博”，言詞之間佩服至極。由此可見，宋懋澄文章影響之大。
又如，清代著作學者姚弘緒在《松風餘韻》中，引《方誌》之語，也盛讚宋懋澄，評價他說：“所為詩文，奇矯雄特，無俗子韻。”從平凡之中取精華之意，於自然之中擇靈秀之風，這就是何以宋懋澄能獨樹一幟，除俗子之韻味，開“奇矯雄特”之文風。
宋懋澄的詩文雖佳，但他精力所專注的卻是“稗官家言”。他將國史掌故、正經正史與當時為文人所不屑的稗官雜說、科技數術、佛道宗家典籍相提並論，充分表現出他對“稗官家言”的重視與專注。他這種思想在《將遷居金陵議》中表述得很明白：“（他願意隱居金陵），匯墳典，誦讀其中，窮群經諸史之奧，及國朝掌故，與百家言，暨《周髀》、《甘石》、稗官、藝術之書，以迄二氏。”為了貫徹他這種重視稗言史數的主張，宋懋澄在《九龠集》中特地辟出一篇作為《碑》編，記載當時流傳於民眾之中的各種通俗故事和所見所聞，並且與自己的詩文一同編在一起。將“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合二為一，這在封建時代的文人中實屬罕見，於此亦可充分地表現出宋懋澄“奇矯雄特，無俗子韻”的性情與品格。
主要作品
所作《珍珠衫》、《負情儂傳》、《海忠肅公》、《劉東山》、民間喜愛的杜十娘故事就是出自《負情儂傳》，即在其《裨篇》中，後來被改編為《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在明清小說、戲曲史上都是具有原型意義的名篇，與同鄉作家趙左合著《趙宋樂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