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醫生
宋北川，又名博川，浙江鄞縣人。
明嘉靖年間（1522-1567），任太醫院御醫。專精女科，並在實踐中不斷發展，擅治.經.帶.胎.產之疾，醫技獨到。在總結臨床經驗基礎上，著成《宋氏女科產後篇》。
好乾部
宋北川，曾名宋炳如，江蘇省丹陽縣溝古村人，生於1924年1月18日。幼年家境貧寒。宋父為子前途，不惜借貸、變賣，送子入學。宋品學兼優，於1943年8月考入南京國立師範體專，成績名列前茅。1944年10月，宋因病輟學回家療養。病癒後執教於鄰村張莊國小。抗日戰爭勝利前夕，與當地新四軍游擊隊接觸，受進步思想影響，於1945年8月辭教報名參加縣工作隊(乾訓班)，投身革命。1949年隨老解放區幹部南下，歷任科員、股長、科長、處長等職。
1966年6月，宋為實現黨中央建設“大三線”鋼鐵基地的戰略決策，毅然離別妻子，隻身來到荒涼的山區。為使職工能吃上新鮮蔬菜，宋親自率領計畫、財務處(兩處合署辦公)30餘名幹部，開荒種菜，挖糞取肥。“文化大革命”初期，少數民眾乘機鬧經濟主義，脅迫領導簽字批款，外出串連。宋寧願受批鬥挨打，也不放棄原則。
1975年9月，冶金工業部提任宋為第十九冶金建設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8年8月改任副經理)後，仍保持昔日清廉儉樸本色。下基層檢查指導工作，常簡從步行；日常買糧，購煤，皆由自家擔挑；私事用車，按規定交款，從不沾公家便宜。一次，老伴從公司下屬單位建築材料公司制材廠買回一堆燒柴，其中夾有可用之材，老伴揀出，計畫做些家具。宋發現後，說服老伴送回原單位，用到建設上。有位處長請人為自己家宿舍安裝紗門窗後，持據到機關財務科報銷。財務科很為難，向宋請示。宋毫不猶豫地回答：“請自掏腰包”。並囑咐財務科：“有問題讓他來找我”。公司一同級領導調離攀枝花，耗用行李包裝材料超出規定量，機關財務科難以處理。宋得知後，指示按制度辦，收取了超量價款。
1979年5月，公司處於上海、攀枝花兩地施工的局面，主要領導精力分散，宋在攀枝花挑起代經理的重擔。時值國民經濟調整，攀鋼二期工程緩建，基本建設戰線壓縮，當年國家指令性施工計畫從2.1億元減到0.26億元。在攀枝花地區近兩萬職工處於窩工狀態。宋為減輕國家負擔，極力主張轉軌變型，開展多種經營，“找米下鍋”，開源節流，增收節支，不吃或少吃國家窩工補貼。宋的主張取得黨委常委“一班人”共識，迅速變為幹部民眾的實際行動，一個發揮各自技術優勢，各顯其能，製造家具、炊具等商品生產的熱潮很快形成。同時，從公司到下屬單位，紛紛組織找活小組，奔赴外省市，承攬能源、交通、輕化工、國防、農田水利等建築、維修工程和加工任務，對於教育、醫療衛生、混凝土攪拌、木材加工、交通運輸等八項輔助生產和非生產性部門比較分散的單位，實行集中管理，精減機構，壓縮非生產人員.從而使公司順利地渡過了調整時期的第一道難關。
宋代行公司經理職務期間，終日處於找任務、籌開支的艱難困境，晝夜操心，性格也漸趨倔強。1981年，宋在冶金部開會，財務司向其催交上繳費用。宋聽後責問；“部里全年紿我們多少任務?交那多費用合理嗎?!財務司可不能裝外行!”說得財務司啞口無言，只好削減上繳款額。
1982年初，宋積勞成疾，體檢時發現肝癌已進入晚期，組織上動員其去武漢診治，宋依然不肯撂下重擔，強笑著拍打胸脯說：“我這身子骨不是挺結實嗎?！”為關懷宋的病情，不得已，動用組織手段，宋才去上海中山醫院手術。1982年5月5日，不幸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