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孫光堂，男，漢族，1957年10月生，山西靈石人，研究生學歷（中國科技大學管理科學專業），農學學士學位， 197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6年4月參加工作。任職履歷
參加工作後在靈石縣英武公社工作；1978年在山西農業大學學習；
1985年12月任靈石縣馬和鄉黨委書記；
1990年10月任靈石縣兩渡鎮黨委書記；
1992年12月任共青團晉中地委副書記；
1995年6月任榆社縣委副書記；
1997年3月任太谷縣委副書記；
2000年12月任左權縣委副書記、縣長；
2005年5月任左權縣委書記；
2010年4月任山西榆次工業園區管委會主任（副廳級）、晉中市榆次區委書記；
2011年8月任晉中市委常委、市委統戰部部長、山西榆次工業園區管委會主任、榆次區委書記；
2012年6月任晉中市委常委、市委統戰部部長。
個人榮譽
2009年8月被授予第七屆全國“人民滿意的公務員”榮譽稱號。生態莊園
初冬的北京，寒意漸濃。11月6日，清華大學的“時事大講堂”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中共晉中市委常委、榆次工業園區管委會主任、榆次區委書記孫光堂。當晚，200多位清華師生仔細聆聽了孫光堂講解的 《生態莊園經濟的探索與實踐》，兩個多小時的講座中，報告大廳響起了數十次熱烈的掌聲。11月7日，同樣的激盪和成功在天津大學“北洋大講堂”演繹。無論在清華還是天大，年輕學子們最深的感受是：來自基層的實踐，具有鮮活的生命力，讓他們收穫的不僅是知識，更有人生價值觀、世界觀的啟迪和感悟。
2009年2月，山西省林業廳首次邀請時任左權縣委書記的孫光堂，作了左權莊園經濟的講座。之後，孫光堂生態莊園經濟主題講座的邀請從未間斷，北京人民大會堂、清華大學、天津大學、省委黨校、省政府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山西大學研究生班、山西農業大學等許多地方都留下了孫光堂的“足跡”，生態莊園經濟開始在更大範圍更高層面受到關注和推廣。
從“莊園經濟”到“生態莊園”
2005年，在孫光堂的大力倡導和傾力推動下，當時的左權縣委、縣政府依託大規模移民搬遷遺留下來的耕地、“四荒”等資源，一批社會能人和工商資本，以多元化的方式籌集社會資本，以租賃、購買土地使用權等形式，集中一定規模的土地，嘗試探索一種新型農業產業開發和農村經濟發展模式，這一政府主導的創新之舉，很快得到了工商界人士的全力配合，左權縣內縣外投資者積極主動回響政府這一行動，左權莊園經濟應運而生。應該說，左權是山西最早提出並大膽實踐莊園經濟的地方，並很快呈現出以市場為導向，以科技為支撐，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建設生態文明為目標的特點。“農民下平川，老闆進深山，四荒著新綠，舊村變莊園”成為左權莊園經濟開發的生動寫照。到2010年底，左權生態莊園累計已達221處，累計完成投資1.85億元。蓬勃發展的左權莊園經濟受到社會各界及專家學者們的強烈關注。2009年4月18日，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山西省改革創新研究會聯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左權莊園經濟研討會，由於左權莊園經濟大多以林業開發為主，併兼有綠色養殖，有著明顯的生態經濟特徵，與會專家學者一致同意將左權莊園經濟更名為左權生態莊園經濟，謂之左權莊園經濟的“4·18”共識。
“4·18”共識的另一重要內容是：左權生態莊園經濟走出了一條山區縣份發展現代農業、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創新之路，極具典型意義和推廣價值。2009年7月21日至22日，省政府在左權召開了生態莊園經濟現場會，左權發展生態莊園的經驗和做法在全省59個山區縣大力推廣，以左權模式為標誌的山西生態莊園經濟建設全面展開。
生態莊園有望叫響全國
2010年7月，孫光堂離開他工作了10年的左權縣到晉中市榆次區任區委書記，在調研中，他驚喜地發現，榆次個別有經濟實力的大戶和企業家，開始利用 “四荒”等資源進行農業規模化開發，已具備莊園經濟的雛形，而榆次特有的交通區位優勢、農業產業基礎優勢、巨大的投資潛力、廣闊的發展空間及省委書記袁純清考察晉中時提出的打造省城後花園的講話精神，使榆次更適合發展都市農業為特徵的新型生態莊園經濟。“嫁接”左權生態莊園建設經驗，全力推動榆次特色的生態莊園建設，很快由構想變為轟轟烈烈的實踐。僅一年時間，榆次區生態莊園從無到有，由小到大，莊園總數已達106處，共利用各類土地11萬畝，累計實現投資9.64億元，並湧現出來豐潤澤、明樂、凱眾等具備休閒觀光，吃住遊玩各具特色的“十大魅力生態莊園”。2011年9月8日，榆次區第八屆文化旅遊節除了傳統的榆次老城、後溝古村、常家莊園外，又多了一個全新的旅遊產品——魅力生態莊園，令來自全國的遊客耳目一新。10月22日，由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山西省改革創新研究會主辦的山西生態莊園研討會在北京友誼賓館隆重舉行，副省長郭迎光代表省委、省政府發去賀信，信中指出：“左權縣和榆次區的發展表明，生態莊園經濟具備了在全省推廣的條件。”本次研討會上，與會領導、專家學者們共同通過了 《山西生態莊園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宣言》指出：“山西左權、榆次是全國生態莊園經濟的發祥地，發展前景廣闊遠大，必將成為農民增收的希望，農村發展的希望、農業轉型的希望。生態莊園經濟不僅是中國農村發展的生動實踐和創造，也是中國解決‘三農’問題的一條有效途徑，還是中國農村未來發展的一種新模式。”
從2009年的“4·18”共識，到2011年的“10·22”宣言，山西生態莊園的使命越來越明確，正如《宣言》指出的：“山西應該在全國的生態莊園建設方面起積極的示範作用”。
不僅僅是生態莊園
“我是農民的兒子，我出生在山西靈石縣一個偏僻的小山村，我至今難以忘記我在農村的歲月和那裡的父老鄉親……”孫光堂在清華園學術報告廳的開場白立刻迎來了清華師生熱烈而持久的掌聲。在清華大學、在天津大學，孫光堂所傳遞的不僅僅是生態莊園，還不時穿插他的執政風格，人生感悟，在清華大學，當一位來自貴州的學生問到孫光堂做事的原則時，孫光堂答道：“我始終堅守一個原則，就是為當地百姓做一些實事，誠心誠懇地去做，對待上訪百姓，我從不迴避，不推遲，給他們倒上茶水，認真聽他們講述，十年時間我沒有換過手機號，民眾可以第一時間打電話給我。”在天津大學講座完後，財經學院的王成才同學這樣說道：“孫書記的講座給我們以生動的感召，一是感召我們青年學子到基層去，基層大有作為，基層能創大業，二是孫書記踏實為民辦事的精神、親民的情懷，是我們大學生學習的榜樣……”
2000年，孫光堂走馬上任左權縣長，左權從此“不平靜”，工商企業“二次改革”，鄉村煤礦改革、信用改革、糧企改革……這些率全省先河的大膽改革在革命老區左權縣相繼展開，左權縣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脫胎換骨”，一時間成了全省縣域經濟大膽改革的前沿陣地，這種改革所釋放出的發展動力、潛能和成就迅速顯現，因此而產生的“左權現象”在全省上下引起了強烈反響。2005年，孫光堂擔任左權縣委書記，此時，左權工商業和城鎮化高速發展，大批山莊窩鋪農民紛紛移民搬遷到城鎮謀求更好發展，針對這一全省乃至全國都面臨的共同課題，孫光堂創造性地提出了生態莊園經濟並付諸實踐，很快被譽為當今縣域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現代農業的創舉……
創新的激情、務實的品格、親民愛民的情懷構成了孫光堂最明顯執政風格，2009年8月，他被授予第七屆“全國人民滿意的公務員”榮譽稱號。如今，身兼數職的孫光堂，在繁忙的工作之餘，經常受邀到各處講座，而每一場講座，他留給聽者最深的往往是講座內容所折射出的——一個基層領導幹部人格的影響力。
決策者要有長遠眼光
這種做法短期看是一種浪費，但從長遠來看，卻取得了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生態效益“三豐收”有什麼樣的思路，就會有什麼樣的出路。回想10年來在左權縣的工作，我對這句話體會很深。
城鎮化是左權發展的必由之路，但作為一個山區縣，15.9萬人口分散在1000多個村，平均一個村不到200人，這需要決策者擁有長遠眼光。
根據實際，我們確定了一批基礎好、潛力大、位置優、人口相對集中的地方為中心村，以縣城和中心村為主體，合併周邊行政村。人口集中後，整頓出來的可開發土地有46萬畝之多。
如何開發利用這些土地和原有的基礎設施？實踐中我們發現，生態莊園經濟形式可以有效解決移民搬遷形成的資產閒置和移民生計問題。
生態莊園就是引導社會能人用工業商業上的資本去開發民眾搬遷後留下來的耕地和基礎設施，用租賃或者購買土地使用權的方式去搞綜合開發。從2005到2010年，左權發展了211處莊園經濟，造了6萬多畝生態林、63萬畝經濟林，還養了3萬多頭畜禽。
現在的左權，城市變大了，道路變寬了，農民儲蓄存款餘額從2億多元增加到30多億元，縣財政收入從不到4000萬元增加到6億多元。
現在回想起來，當初的做法讓老百姓搬離了世代居住的家園，原來的耕地也可能撂荒，多年形成的水利、電力、道路等基礎設施也廢棄了，似乎是一種浪費。但從長遠來看，卻取得了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生態效益“三豐收”。省里還決定在山西省的59個山區縣推廣這種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