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掌故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始祖。孔子入周問禮樂,發生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當時他向魯昭公請求到洛陽訪問和考察。魯昭公應允,並給他一車二馬,派了御夫,還讓魯國貴族南宮敬叔與他同行 。
孔子千里迢迢來到洛陽,不但向老子請教周朝的禮制,向周大夫學習了貴族的音樂,而且遊覽了王城的殿堂廟宇。他瞻仰了周天子召見諸侯和實行國家大典的明堂,參觀了周室祖先后稷的太廟和祭祀天地的社壇等。通過訪問和考察,他對制定西周禮樂制度的周公很敬佩。當他準備返回魯國時,老子專門為他送行,並作臨別贈言 。
“孔子入周問禮樂至此”碑,便是記載兩千多年前孔子從山東曲阜來洛陽問禮樂這一歷史事件的。此碑曾經斷裂,上半截倒在一邊。1961年根據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章乃器、章伯鈞等人的建議,進行了修復 。
孔子問禮於老子
《史記》中有這樣的記載:“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日:‘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
《史記》所載基本上是可信的。這裡的老子對孔子所說的“深藏若虛”、“容貌若愚”、“去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與《老子》書中的一一貫思想是一致的。
在先秦典籍中,道家學派的《莊子》、儒家學派的《禮記》和綜合各家學派的《呂氏春秋》,都記載了孔子問禮於老子這一史實。
《莊子》中提到老子的共有十六條。這十六條中有八條是記述孔子與老子之間的關係的。在這八條中,《天地篇》記述了老子跟孔子談“至道”的問題;《天道篇》記述了孔子與老子談《詩》、《書》、《易》、《禮》以及“仁義”等問題;《天運篇》記述了老子跟孔子談求道、仁義、古代典籍(六經)以及“三皇五帝治天下”等問題;《田子方》記述了老子跟孔子談“天道”(宇宙論)問題;《知北游》記述了老子跟孔子談天地萬物的自發性的問題。《莊子》一書“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其寓言部分,“除完全架空的人物以外,對歷史人物相互關係的行輩,則從無紊亂”[9]②。這裡所說的“對歷史人物相互關係的行輩”,當屬所謂“重言十七”吧!
並且,細查《莊子》書中關於歷史人物相互關係的記載,如關於孔子與其弟子顏淵、子路、冉求,孔子與葉公子高,孔子與楚狂接與,惠子與莊子,公孫龍子與魏牟,管仲與齊桓公等等相互關係的記載,其中在時代上絕對可能與大概可能的問對或交往有七十九次之多,而在時代上絕對不可能者只有兩次[10]①。這就是說,《莊子》書中關於孔子問禮於老子的記載,並非憑空杜撰。
《呂氏春秋》一書,乃是匯合儒家、道家、農家、陰陽家、法家等各派的思想而成。書中明確提到老子的有五處:(1)《貴公篇》說老聃“至公”;(2)《當染篇》說“孔子學於老聃”;(3)《去尤篇》說老聃“立乎獨,必不合乎俗”;(4)《不二篇》說“老聃貴柔、孔子貴仁”;(5)《重言篇》說“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老聃是也”。這些記述除了表明老子的思想和形象之外,還表明“老子與孔子同時,且為孔子的先生”這一事實,它在呂氏門下的那一批學者們那裡“也是毫無疑問的”[11]②。
有關老、孔關係的另一個重要的典籍記載,見於儒家學派的《禮記》中的《曾子問》。《曾子問》中有四則記載了孔子說到老子之事。其中三則是“吾聞諸老聃日”。另一則還說到“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在內容上,都是在某一非常情況下,孔子從老聃那裡所得到的教示。徐復觀教授認為:《曾子問》中的故事“在內容上,與《莊子》及其他諸子中之傳說,並不相同;這系傳自儒家的自身,完全屬於另一系統,但在孔老的關係上,卻大體仍可互相印合,便可能承認此故事是真的。”他還說:“《禮記》編定於漢朝,儒道兩家的對立,已甚為明顯。著《曾子問》中的四個故事,非傳自先秦儒家之舊,則漢初儒家,又何肯將其雜入。以長他人的志氣呢?[9]”⑧
先秦的三大不同學派都共同記載了孔子問禮於老子的事。此外,在排斥百家、獨尊儒學的學術氣氛下的漢儒作品,如《韓詩外傳》也記載了“孔子學於老聃”,《孔子家語》也有“孔子問道於老子”的記載。所有這些古代典籍都證明,“孔子學於老聃”是不容懷疑的歷史事實 。
孔子問禮於老子的時間、地點和內容
“孔子問禮於老聃”是一個歷史事實,現在讓我們進一步探討孔子問禮於老子的時間、地點和內容。關於孔子問禮於老子的時間,有四種說法:(1)孔子十七歲時問禮於老子,高亨據邊韶《老子銘》、酈道元《水經注·渭水》均言“孔子年十七問禮於老子”,根據《春秋》昭公七年有日食的記載而持此說[12]。①(2)孔子三十四歲時問禮於老子,清人閻若璩據《曾子問》中關於孔子從老子助葬時“FI有食之”的記載以及《春秋》昭公二十四年有日食的記載而推算出當時孔子的年齡。(3)孔子五十一歲問禮於老子。《莊子·天運篇》記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黃方剛認為:“老子居沛,莊子屢言之,沛為宋地。孔子是年適至宋,因復見老子,頗合情理。[10]”②孔子五十七歲時問禮於老子。黃方剛又據《曾子問》中“日有食之”的記載以及《春秋》定公十五年有日食的記載,認為孔子兩見老子,第一次孔子五十一歲。第二次孔子五十七歲。[10]”⑧
關於孔子問禮於老子的地點,也有四種說法:(1)《史記》的《老子傳》、《仲尼弟子列傳》及《孔子世家》都記載了孔子問禮於老子於周(今河南洛陽)。(2)《禮記·曾子問》說孔子“助葬於巷黨”,而巷黨可能是魯地[13]④。(3)《莊子·天運篇》記載孔子“南之沛,見老聃”,而沛是宋地(今江蘇沛縣),與老子故鄉相隔不遠。(4)《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居陳三歲”而老子是陳人(苦縣原屬陳),因此,孔、老也有在陳相遇的可能性[14]⑤。事實上,孔子問禮於老子,在時間上可能不止一次,在地點上可能不止一次。我認為,《禮記·曾子問》中所記載的是年輕時的孔子與中年時的老子相遇的說法,孔子十七歲時,老子由於政治上的某種緣故,流放到魯國[15]⑥,是以孔子在魯求教於老子並“從老聃助葬於巷黨”。而《史記》中所記載的“孔子適周”、“孔子居陳三歲”和《莊子》中所記載的“孔子南之沛”,這些可能的相遇,是中年以後的孔子周遊列國時於晚年的老子相遇的情況。當時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因此各家學派所記載的,只是各家所分別熟聞的地方的事情。例如,曾子學派所記載的,只限於魯國的情況;莊子學派所記載的,只限於沛地的情況;而司馬遷所記載的,則著重於周地的情況;等等。
在不同時期、不同地方,孔子問禮於老子的內容,也有所不同。所謂“禮”,有廣義的與狹義的之分:廣義的指典章制度方面的“禮”,狹義的指婚喪朝聘方面的“禮”。年輕時的孔子,問禮的內容主要是狹義的禮。例如:行軍的時候國王的牌位應該放在何處,出喪的時候遇到日食又如何處理,小孩死了以後應該埋葬在近處還是遠處,居喪的時候應該從軍還是應該退役等等。《禮記·曾子問》中所記載的孔子與老子談話的內容大抵如此。中年以後的孔子問禮的內容,就不限於上述方面的“禮”了。據其他古書記載,孔子及其弟子還向老子請教了“持盈之道”,老子還向孔子談到萬物的生成化育等問題[16]①。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孔子與老子還十分可能談到《詩》、《書》、《易》等古典文化。左昭二年韓宣子訪魯時看到《易》、《象》與《春秋》,曾說“周禮盡在此矣”。這說明《易》是包括在“禮”中的[17]②。又《莊子·天運篇》說,“孔子五十有一,南之沛而問道於老子:求之於度數,求之於陰陽”。這裡的度數、陰陽便是《易經》的基本內容。因此孔子“晚年喜易”十分可能是受老子的啟發和影響。我個人還認為:老子受到《易經》的影響要遠大於孔子,而老子對於《易傳》的影響也遠大於孔子;在天道觀方面,老子思想是從《易經》到《易傳》的承先啟後的中間環節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老子的時代還沒有儒家、道家之分。孟子對楊朱墨子、莊子對儒家,荀況對莊子等等,諸子門派對立是發生在孔老逝世之後,諸子崛起各執師之一端互相非難的百家爭鳴之時,這個現象從《漢書·藝文志》序言與其中諸子百家的著作目錄(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中可以看出儒道雖然同源但後期分化對立比較嚴重。
道家易傳
今人所謂學術,古人簡稱為學。有的學者這樣概括:古代的學者,只有一個史;古代的學術,只有一個禮。這種說法,是近乎實際的。禮的範圍如何?《左傳·昭公二年》有段記載:“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日: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以王也。”由此可見:古代所謂“禮”,的確是以易象為重要內容。孔子曾向老聃問禮,以老聃為師。即是說孔子確向老子學過《周易》。這個《易》,就是“禮”(理),也即是後來他所說的“道”,實同事而異名。
孔子死後,儒家後學,可能對《易傳》作過加工。他們在學術思想上,顯然和鄒、魯的思(子思)、孟(孟軻)學派對立。這一些都應屬於南方之學。到了秦漢,南北方的界限逐漸消失,所突出的是學派的對立。
孔子學《易》的曲折道路我們從孔子學習《周易》的時間來看,真正作到理論上的突破,當在行年五十歲(或者稍後)見老聃問學以後,據載:
《莊子·天運》:“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類似的記載還見於《易緯·乾鑿度》、《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論語·述而》、《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儒林傳》。)
《周易》是“極深研幾”(《周易·繫辭》)、“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周易·說卦》)的一門學問,即以孔子的博學多聞,但也只在政治、倫理等方面,正如他的學生所說:長》)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
子日: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
可見他在未再見老子之先,對於“性”與“命”的哲理,是採取謹慎態度的,必須到他晚年,再見老子,接受老子的啟發之後,才有新的進境。所以在他晚年,有這樣的感嘆:
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論語·子罕》)
上列幾段引文,都足以說明孔子向老子問學和他聞道的時間表。
孔子作為一個思想家、教育家,為什麼聞道如此的晚呢?關於孔子學《易》的過程,在《莊子》一書中,可以勾畫出一個輪廓。
道家的《莊子》,儒家的《孟子》,在一定的意義上說:是百家爭鳴,儒道兩家尖銳鬥爭的產物。儒家孟子對道家老子,尚有“為尊者諱”的痕跡,批判的矛頭不是直指老子,而是指向道家的後學楊朱(據郭沫若)。從學說的觀點看,道家“為我”的思想,老子、楊朱是相通的,批判楊朱也就是批判老子。而道家的莊子則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孔子,因為他們認為孔子是道家後學,沒有什麼客氣可講。
《莊子》一書對孔子批判言論是極為豐富的,但也保存一些歷史實錄。如《天運》言孔子向老子問學一事,就為我們提供一個線索,沿著這個線索可尋出孔子在學易過程中所走的曲折道路。《莊子·天運》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日:子惡乎求之哉?日: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日:子又惡乎求之哉?日: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說是“吾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是說明孔子學易曾摸錯了門,走進“度數”的死胡同,這個“度數”,即《莊子·天下》所謂“其數一二三四”,“其明而在度數者,詩書禮樂,鄒魯之士縉先生多能明之”。具體到《周易》的研究,即關於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又推衍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五、孔老問學關係的隱而復彰與學術地域性的消失
孔子學於老聃,是歷史的存在。但在儒道兩家鬥爭中,道家儘量宣揚這一點,而儒家則“諱莫如深”。在中國長期封建社會中,儒家一直被尊為正統,而道家往往被稱為“異端”,因之孔子學於老聃這件事便被掩蓋下來,但“一葉蔽明”,終不能改變歷史的存在,所以在諸子及儒家後學的著作中,流露不少真相。如:《呂氏春秋·當染》: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註:三人皆體道者,亦染孔子)。
《韓詩外傳》卷五:
武王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
《潛夫論·贊學第一》:
孔子師老聃。
除此而外,《小戴禮記·曾子問》中,記載孔子四次向老子請教,《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稱“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這些人對孔子都是師友之間。《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於周見老子,其內容略與同書《老莊申韓列傳》相同,其尊事老子態度與其他古籍所載一致。
至於道家之書《莊子》所載,多出儒家數倍,更多的是孔子向老子問學的言論,有時竟不擇手段地醜詆,如《莊子·盜跖》、《莊子·胠篋》。
《莊子》為什麼能毫無顧忌地對孔子進行攻擊呢?因為孔子曾經“嚴事”老子,老子是高踞講席的傳道者,孔子是登門求教的後學,憑這一點就贏得壓倒對手的優勢,所以關於孔子向老子問學的事,他們是津津樂道的。
道家攻擊儒家的有利條件,正是儒家反擊道家的不利條件,所以關於孔子“師事老聃”的事,《論語》中隻字沒有提到。不僅孔、老的問學關係被淹沒,即關於孔子“學易’’的事,記載於《論語·述而》之中的,魯論的作者站在衛道的宗派立場,亦予以篡改。由於諱言孔子向老聃問學,甚至連累到孔子向老子問學的《易》。
由上列《魯論》的作者篡改《論語》的原文問題,由此追溯源流,弄清西漢初年學派對立的一個問題。關於《論語》,漢時魯人所傳日《魯論》,齊人所傳日《齊論》,這兩書現在都亡佚了。《論語》之有《齊論》、《魯論》,正如《詩經》之有《齊詩》、《魯詩》。《齊論》、《魯論》的本來面貌我們現在雖然看不到,但《齊詩》、《魯詩》在漢代的傳人和他們的學術思想、政治態度,我們是可以勾稽出來的。
據《漢書·儒林傳》所載有下列二事:
申公魯人也……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上(武帝)因廢明堂事……申公亦病免歸。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日: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辜……(後)疾免。
由上列兩段引文,我們可以明確下列情況,其一,申公與轅固,為漢初《魯詩》與《齊詩》今文學派專家,而申公受《詩》於齊人浮丘伯,可見齊詩與魯詩並沒有什麼根本分歧。其二,兩個詩家均站在正統儒家的立場,對老子學說採取敵視冷漠的態度。其三,兩人都是以同樣的原因在政治上失意。
我們再看今文學家另一個治《詩經》的流派: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
不僅如此,我們再檢討倖存於現在的《韓詩外傳》,其一,直言不諱地說孔子向老聃問學(已見前),並連篇累牘地載著老子的語言,如老子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等(卷九);其二,稱說孔子序次《周易》[如謂:“孔子日:《易》先同人而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卷八)];其三,闡明陰陽變化的道理[如:“傳日:善為政者,循性情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來之理,合天人之際……不知為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卷七)]。
《小戴禮記》是這樣,所以它在《曾子問》中四次提到老子向孔子釋疑答問,在《表記》一篇中,三次引用《周易》原文,而在《禮運》篇中,謂“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日命,其官於天也”。說明唯心主義的“道(禮)”的一系列演變。
《大戴禮記》是這樣,稱道與老子觀點相同的老萊子。不少的篇章談到“陰陽內外”(《文王官人》),“明幽雌雄”(《誥志》),“陽德陰刑”(《四代》),“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本命》)的辯證關係,它在《易本命》中說:“夫易之生人禽萬物昆蟲各有以生。”舊注謂“《禮運》日: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然禮易說雖株(殊)而會歸”。這不僅溝通了《大、小戴禮記》,而且溝通了禮、易與道的關係。
《潛夫論》也是這樣。說“孔子師老聃” (已見前),與“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同列。他在漢代學者中,可謂最善於學易的。凡《周易》精湛的理論,他盡收筆底,供其議論驅遣,王謨稱之為“通儒博雅之書”。看來不是過譽。王謨又說他說詩“與毛詩文義有異,而於三家詩中與韓詩為近,然則符亦治韓詩者也”(《漢魏叢書·潛夫論識》),可見他與韓詩的觀點一致。
以上所列諸家,除《呂氏春秋》、司馬遷外,其餘如韓嬰(《韓詩外傳》作者)、戴德(《大戴禮記》作者)、戴勝(《小戴札記》作者),均屬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