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我要喝牛奶,我要上學,還我父母血汗錢;我叫劉強,今年考上昆明理工大學,因為沒錢支付學費,來大理為父母討血汗錢交學費……”13名孩子來到大理南國城大理東協玉石城門口替父母討要工資,他們中年齡最大的20歲,最小的僅5歲。他們的父母6年前曾在南國城項目打工,開發商拖欠1000多名農民工工資達2000多萬元。
拖欠工程款的開發商稱,“法院的判決書就是一張廢紙。”可都說法律是社會公正的最後防線,最後的防線若成了“一張廢紙”,尋求公正的人們也就只能“各顯神通”了。“討薪創意”就是無數農民工在失望於一張又一張的“廢紙”之後——不論是法院的判決書,還是政府檔案,還是“協調”等等,逼出來的“神通”。於是,在“登塔吊討薪”、“跳樓討薪”、“拜神討薪”、“裸體討薪”、“討薪掛曆”……這些創意都被“審苦疲勞”之後,又來了“子女討薪”、“娃娃討薪”的創意。可憐了那剛剛5歲的孩子,若不是被逼無奈,父母怎么忍心讓他暴曬於烈日之下,充當大人們的討薪工具。
評論
大理南國城項目拖欠農民工工資6年,是因為開發商一直拖欠施工單位工程款;而開發商拖欠工程款的原因則因“兩任”開發商都出現資金鍊告急。也就是說,政府招商而來的前後兩家開發商,實際上都不具備建設“南國城文化旅遊小鎮”的資金實力。那么,當地政府招商之際是否認真審查過開發商的資金實力?或是政府奉行的“發展”理念就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也要上”呢?筆者覺得後一種情況的可能性更大,因為這種理念一直頗為流行。只是,這種沒有條件硬要上,無視爛尾風險的“發展模式”,最後的風險總是由處在最底層的農民工“接棒”。除了資金不足,還存在一種即便有錢也不願支付的惡意拖欠“機制”。而不管什麼“拖欠機制”,地方政府、建設行政部門、勞動監察部門都難辭其咎;或者說,正因為政府部門的不作為、“粗心”,乃至“合謀”,才製造了這種“拖欠機制”,導致拖欠農民工工資成了一個“老大難”的社會問題。
令人糾結的是,我們要不要期盼“娃娃討薪”成功?不成功,大人孩子都可憐;成功了,就不知道還會有多少娃娃要被用於“創意”,直至“審苦疲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