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女堂倌女堂倌，是19-20世紀70年代在上海租界出現的服務行業中的新群落。說這一行業為人們所不齒，有二個原因，一是女性從家庭走向社會獨立謀生，這是傳統的女主內、男主外的風俗習慣難以接受的行為；二是所從事的行業多是不光彩的的大煙館，有的還具有色相服務的性質。當時，吸鴉片公行，租界開設許多煙館為吸食者提供服務，堂倌從來都是男性，隨著行業競爭的加劇，為了招攬顧客，僱傭青年婦女服務員。最早僱傭女堂倌的是上海一家裝飾豪華的眠雲閣，這家煙館的主人是一名老闆娘，她以女性具有吸引異性的優勢，首開先例，增加女性服務，一時生意興隆，引得商家眼紅，爭相招募女堂倌，女性由此進入服務行業。
這些女堂館對顧客進行三陪，在不同程度上又有出賣色相之舉，有一則《煙館異事》報導說:“上海之洋涇浜開張煙館者，所用走堂皆系少年婦女，容色僅中人，而裝飾妖麗，勾引遊人往來如織，托業雖非倚門，然行為較之倚門尤甚。”當時的景象是:“其婦女貪人厚賞，不顧廉恥，調謔無狀。或坐其膝上，或一榻橫陳，其穢褻有不堪言者。”
有的寫成竹枝詞形容說:“小東門外最繁華，婦女跑堂處處夸。選入清膏房裡住，居然美麗勝名花。……一班大腳盡濃妝，惹得遊人處處狂。”
女堂倌的出現，對那些商人、店員、傭工收入低的社會階層，尤其有吸引力，這裡有女色可以打情罵俏，價格遠比妓院低廉，引得吸菸的、不吸菸的紛至沓來，以至“無貴無賤，若老若幼，爭趨如騖。”
職業大軍
煙館大煙館本是毒品泛濫之地，又加以女色誘人，受到社會強烈的譴責。有竹枝詞抨擊這種現象說:“煙為世界色為由，美貌娘姨此處留。蜂蝶戀花花未許，癮成鴉片最堪愁。”有的文章抨擊說:“禍莫重於洋菸，害莫甚於女色。人苟有一於此，已足為終身之累，何哉?良以消耗資財惟煙為烈，戕伐性命惟色為尤。乃如近日女堂倌之煙館，竟將兩端巨患合成為一，其流毒之慘，豈有窮極哉。”又說:“若花煙館一流，只供輿台賤役之歡笑，衣冠文物自然裹足不前。獨至女堂倌這煙館則不然，嘆食者未必皆有癮也，揮霍者不必挾重貲也。一二百錢亦恣其調戲，不顧體面，並且視為無傷。”這對年青人危害最大，“上海為通商碼頭，南北行號、百工技藝習學生徒盈千累萬，豈能閉不出外?當血氣未定之時，又若是之輕而易舉，無怪乎被其騙惑也。”有的仿效徐敬業聲討武則天的檄文，把女堂倌視為擾亂中國的女禍，
以召告民眾，“以清妖孽”。三陪女的出現助長了社會上的不良風氣是事實，然而要把社會風氣的敗壞歸罪一群弱女子，是不公正的。女性服務員的出賣色相，恰恰是社會制度給女性就業留下的陷阱。女堂倌大都來自附近農村的貧窮女子，這裡是盛產稻米和絲綢的故鄉，婦女勤勞樸實，擅長紡紗織布，也是維持家庭生活的主要勞力，有的樂府詩稱讚這些勞動婦女說:“布機聲軋出茅檐，織婦雙攙十指尖。蓬首晨興遙入市，歸家手挈米和鹽。”用織布換來油鹽柴米，過著男耕女織的生活。從開埠以後，這種平靜的小農生活被打破了，西方商品大量傾銷到中國，洋布以物美價廉的優勢，打敗家庭手工生產的土布，這就斷了農民的生計，促使小農經濟破產，大量的農民流入城市打工。在男性為中心的城市，所有的職業都已被男性壟斷，就是婦女最擅長的烹飪和裁縫也是以男子為主，只有那些為市民服務而又被男性歡迎的行業才有婦女的立足之地，因此煙館、茶樓、酒肆的女性服務成為收留婦女謀生的場所。女堂倌甚至比工廠的女工還要更早地在社會上出現，成為女性走出家門最早的職業大軍。
周小大案
查禁女堂倌一事正在各方協商醞釀未決期間,發生了一起與此相關的女堂倌周小大案，遂成為轟動一時並引起不同議論的社會新聞。2月6日，法租界某煙館女堂倌周小大，因與他人開玩笑打賭，故意女扮男裝，徜徉遊戲於街市之中，被巡捕拿獲送至會審公廨,後移送縣署。上海道縣官員對周小大在此議禁期間公然毫無忌憚、任性胡為十分惱怒,因正欲查禁女堂倌卻受西人掣肘而無從入手，便拿此案開刀，對周小大從嚴懲處，掌責六百，並枷號示眾。此案如此處置引起輿論譁然，人們街談巷議，大多認為懲辦過重。2月12日《申報》刊登一來稿反映了當時一般人的看法,文中說:“此案之起事本細微,不過偶爾嬉戲而已。……初眾人以為此事出於遊戲，公堂當以薄罰了之。不意竟如此處治。”於是,“群訝其過重”,並“無不為該周小大嘆息也”。該文列舉判罰過重的理由，認為一，“查男子女裝大幹例禁,女子男裝律無明文”,即大清律例並無對女扮男裝進行懲處的條文，對此重判無法律依據，二,如謂正值查禁之時，為懲戒他人而有意嚴辦，則此事正屬商議未決之間,應當先明令示禁，然後再逐步加重懲處，“始則照例罰銀,繼則再加責譴”，如此循序漸近,方較為合理。該文認為，周小大乃一離家來滬之孤弱女子，應予憐恤而不應如此重懲,並謂:“此皆眾人之公言,非予一人之私說也。”由此可見，人們一般對女堂倌周小大均抱同情態度，並希望官府以憐憫為懷，從輕處理此案。
周小大一案，成為此次上海租界正式實施取締煙館女堂倌的導火線。此案發生後,法租界巡捕房首先藉此案傳令各煙館將女堂倌一律辭歇。後據3月3日報載,上海道憲已照請英、美、法各領事，會同查禁各租界內之女堂倌，正式發布查禁告示，並將告示懸於會審公堂門口，各租界工部局已飭令巡捕設法禁止。但此舉受到煙館業的抵制。稍後數日,女堂煙館主徐某糾集同業二十多人聯名具稟法領事，謂自禁女堂倌後生意冷落，要求減繳月捐。實際上隱有圖復女堂倌之意。被送縣後，上海縣令“大怒,當予喝令嚴行重責,……收禁外監”，以示查禁之決心。自此,女堂倌在嚴厲查禁之下，被紛紛辭退,後雖有以家眷名義在櫃檯發煙照應等，但已不敢公開稱女堂倌之名，一度興旺的女堂煙館自此衰落。雖至十多年後仍有煙館試圖復用女堂倌，但結果被官府查出，予以鞭責枷示。在如此嚴厲的查禁之下，上海煙館女堂倌此後便未再復起。
評價
女堂倌並不都是出賣色相的人群，即使三陪女與妓女也有所不同，她們沒有妓女的人身依附關係，以自主的身份進入商業服務行業，擁有就職、辭職和選擇的自由，屬於自願接受僱傭的職工。走出家門到社會謀生，自己養活自己，是中國女性解放的第一步，這對從不涉足社會的中國婦女來說，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角色。有錢人家的婦女不需要自己謀生，像子君那樣的知識女性不屑於幹這低賤的行業，只有那些貧窮女子擔當了這一新的社會角色，雖然她們並不意識走出家門，到社會就職的意義。然而這一具有全新意義的工作，又從人們痛恨的大煙館起步，傳統的玩弄女性的積習和金錢引誘，使她們中的一部分人滄落到出賣色相的地步，更加重了社會對她們的偏見和認識這一問題的複雜性。
女堂倌其實，在群情洶洶指責女堂倌的時候，並非沒有對她們持以同情的人士。1873年在上海轟動一時的女堂倌周小大一案引起不同意見的爭議就是一例，這年春節期間，周小大與人打賭，女扮男裝在街頭嬉戲，被巡捕捉獲，押上公堂。清政府上海道縣的官員正想取締女堂倌，這就從她開刀，從嚴懲處，責打六百個耳光，又在額頭寫上女堂倌，脖子套上枷鎖，用差役鳴鑼開道，遊街示眾，小大羞忿難當，憤而自殺未遂。人們對她遭此重罰“無不為小大嘆息”，有人用“護花使者”的筆名，在報紙撰文說:“周小大等離家來滬作此生涯，亦孤苦無依，藉以謀食耳。此在責罰之時當予憐恤之意。”並指出:“查男子女裝大幹禁例，女子男裝律無明文。”清朝的法律對女扮男裝並無嚴懲的規定，對這種細微小事，變本加厲的懲處，這是社會歧視的惡性爆發，可憐的周小大成為這一行業的替罪羊。
八十年前魯迅的小說《傷逝》寫出了一個知識女性的悲劇，小說的女主人公子君是深受個性解放思想影響的新女性，她出身傳統的封建家庭，面對家人對她戀愛自由的干涉，勇敢地同情人私奔，她的一句話:“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說出了一代新青年的心聲。然而爭得婚姻自由後又將如何?不幸的是，自此她依靠丈夫涓生生活，每日喂喂雞，做做家務，無所事事，在生活瑣事中消磨時光，心胸愈來愈加狹小，愛情出現了裂痕。涓生失業後，經濟遇到困難，裂縫愈來愈加擴大，最後不得不分手，重又回到那陰森森的家庭。這一悲劇說明，女性解放如果沒有經濟上的獨立，必然要走向幻滅。
小說《傷逝》揭示了追求個性解放的女性知識分子在經濟上不獨立的悲劇，可惜魯迅沒有注意到力圖獨立謀生的勞動婦女，進入社會所遭受的更大不幸。數千年的封建社會強加在婦女身上的政權、神權、族權和夫權的重重壓迫，所能留給婦女自謀出路的環境非常狹小，要想通過這一狹小的渠道，走向社會生存，不得不沾了一身的污泥濁水，這是中國婦女解放歷史中最為複雜和辛酸的歷程。
遺憾的是，至今不論是中國婦女史還是中國工人史研究中，都沒有她們的一筆，是因為這段歷史不光彩?抑或無視這一事實?以至被湮沒無聞。女堂倌的遭遇，反映了中國婦女是帶著沉重的枷鎖和滿身傷疤走進社會的，這是我們先輩走出家門第一頁的血淚史，不該被人們遺忘。
雖然女堂倌這批最早的自由職業女子只存在了幾年便被取締，但稍後不久，在廣東、上海等地一些新開辦的繅絲、織布等廠局及茶棧，又出現了最早的一批女工，她們也成為較早走上社會、自主就業的職業女子。雖然這些女工剛出現時也同樣受到保守輿論的抨擊,指為“男女混雜”、“宣淫導淫”、“亂俗敗常”、“喪名壞節”等等,也有人提出禁止之議，但由於女工工價低,在近代工商業日益發展之下，受資本規律的支配，女工不僅勢難禁絕,而且越來越多，從上世紀70年代初的數百人,到90年代初已有近兩萬人。依託於近代工商業的女工,成為中國最早在社會中立足的職業婦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