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奧波德·馮·蘭克
人物概述
利奧波德·馮·蘭克是歷史學方面的非凡人物，他的出身特別是他早期的發展和成長過程在19世紀初期的大多數德國歷史學家當中是很典型的。像他的大部分專業同行一樣，蘭克出生在一個新教（基督教）神學家的家庭里。有證據表明，他的祖先從17世紀中葉起就是曼斯費爾德（Mansfeld）（在圖林根[Thüringen]）伯爵領地的牧師。他的祖父約翰·海因里希·伊斯雷爾·蘭克（Johann Heinrich Israel Ranke，1719—1799）在翁施特魯特河畔（Unstrut）的里特堡（Ritteburg）擔任牧師。正統的虔信的家庭職業傳統在蘭克的父親戈特羅布·伊斯雷爾·蘭克（Gottlob Israel Ranke，1762—1836）這一代中斷了，他在翁施特魯特河畔的維厄（Wiehe）開業當律師和法律顧問。他繼承了母親的一筆遺產，從而保障了一家人能過上舒適的中產階層的生活。儘管蘭克的名字利奧波德（Leopold）後面不再按照家庭傳統繼續加上舊約教名“伊斯雷爾”（Israel），而是加上了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最後一位皇帝的非聖經名字“弗朗茨”（Franz），但蘭克一生都受到了他虔誠信仰基督教家庭的決定性影響。新教信仰和中產階層出身形成了蘭克早期乃至他畢生事業的重要特色。蘭克從青年時期直至大學時期的作品，主題多為宗教問題，後期的著作比如《教皇史》和《宗教改革時期的德意志史》也是致力於教會和宗教歷史題材的。他其餘的著作也反映出了明顯的新教世界觀。
1795年12月20日，利奧波德（弗朗茨）·蘭克生於維厄。他是家中長子，下面有八個弟弟妹妹。父親名叫戈特羅布·伊斯雷爾·蘭克，母親名叫弗里德里克(Friederike，1776—1836)，她的父姓是勒米克（Lehmicke）。蘭克小時候先是接受父親的啟蒙教育，1807年春天開始上多恩多夫（Donndorf）修道院的寄宿學校。1809年5月，轉到了位於普福爾塔（Pforta）的一所很有名氣的薩克森州貴族學校，在那裡學習了全面的文科知識。1814年復活節，蘭克文科中學畢業，之後獲準在萊比錫（Leipzig）大學註冊入學。他決心選擇神學研究的道路。他的兩個弟弟海因里希（Heinrich，1798—1878）和恩斯特（Ernst，1814—1888）也選擇了同樣的職業生涯。後來蘭克的職業願望發生了變化，因為他在學習福音新教神學和語文學的過程中深受他的大學老師戈特弗里德·赫爾曼（Gottfried Hermann，1772—1838）和克里斯蒂安·丹尼爾·貝克（Christian Daniel Beck，1754—1832）的影響。赫爾曼介紹蘭克成為萊比錫語文學協會的成員，指導他學習並掌握了文獻考證和注釋等研究方法。赫爾曼主要研究的是修昔底德（Thukydides）的著作。後來蘭克正是在他那裡獲得了博士學位。赫爾曼是德國“語言語文學”（Sprachphilologie）的獨具風格的維護者，他所代表的語文學主張審慎地對文獻進行注釋。蘭克的另一位老師貝克雖然沒有那么大的名望，但在科學認知方面更為現代，他屬於“內容語文學”（Sachphilologie）的代表。“內容語文學”的目的在於從歷史前後關係上解釋著作，而“語言語文學”強調的是對於歷史知識的敘述。蘭克在大學學習期間就對涉及史實和史料的文章頗為敏感，同時他十分強調對於這些文章進行考證和評註的必要性。除此而外，蘭克從大量閱讀中所獲得的經驗更增強了他對歷史的興趣。巴爾托爾特·格奧爾格·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關於羅馬史的講稿於1811—1812年印成了兩卷集，這兩卷《羅馬史》成了蘭克對歷史資料進行考證研究工作的楷模。另外，蘭克還非常喜歡瓦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的歷史小說，特別是他於1814年出版的《威弗利》（Waverly）。從這裡人們不難找到蘭克著作極具敘述才能的根源。
1817年，蘭克獲得了博士學位，並在柏林通過了獲取較高教師職位資格的國家考試。第二年，他取得了在奧得河畔的法蘭克福市一所高級文科中學教歷史和古代語言的首席教師職位，同時開始撰寫他的處女作《拉丁與條頓民族史（1494—1535）》，該書於1824年11月出版。正是憑藉這本書，蘭克在1825年4月被任命為柏林大學歷史學副教授。在普魯士的首府柏林，蘭克和拉埃爾·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1771—1833）的文學沙龍有了接觸。1825年2月，拉埃爾·法恩哈根的丈夫卡爾·奧古斯特·法恩哈根·馮·恩瑟（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1785—1858）在《施佩納報》（die Spenersche Zeitung）上發表了一篇讚揚性的評論，從而引起了公眾對於蘭克著作的興趣。在法恩哈根家裡，蘭克和普魯士早期著名的知識分子們有了聯繫。他們當中有自然科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神學家和哲學家弗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雕刻家克里斯蒂安·勞赫（Christian Rauch，1777—1857）和約翰·戈特弗里德·沙多（Johann Gottfried Schadow，1764—1850）、建築師卡爾·弗里德里希·申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1781—1841）以及作家貝蒂納·馮·阿爾尼姆（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路德維希·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和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1827年，蘭克出版了他的第二本書，題目是《諸侯和平民》。在這本書里，蘭克闡述了16、17世紀歐洲的國家制度。此書出版後不久，蘭克得到了一筆普魯士獎學金，於是1827年9月他在歐洲進行了一次研究工作性質的旅行。他相繼訪問了維也納、威尼斯、佛羅倫斯和羅馬。利用這次旅行的機會，蘭克會見了許多有影響的學者，並進行了藝術史方面的研究，特別是訪問了義大利的檔案館。在這些檔案館裡，他蒐集到了大量的原始檔案資料，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被稱之為“威尼斯報告”的各國駐義大利公使們為本國政府撰寫的匯報，這些資料成了蘭克後來撰寫許多著作的原始依據。
1831年初，蘭克返回柏林。不久，普魯士政府聘請他擔任《歷史政治雜誌》的編輯工作。這份雜誌是普魯士政府針對1830年夏季在許多歐洲國家發生的動亂所做出的反應，政府企圖利用這份雜誌為普魯士的國家政策作宣傳。蘭克在1831年11月接受了這一職務，總共負責編輯出版了5期雜誌。該雜誌由於辦得不成功，在1836年宣告停刊。蘭克之所以沒有能夠使這份雜誌與他一樣受到公眾的廣泛關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從蘭克的工作方法來看，他更適合做學者而不是當記者。對此蘭克有自知之明，早在1831年他就曾經表露過對於雜誌編輯工作的擔憂。其次，他的文章多集中於歷史題材而對雜誌的政治方面關注太少。另外，該雜誌缺少一個得力的工作班子，以至於蘭克不得不親自撰寫大部分文章，而且，蘭克在他的不少短篇文章中又沒有很明確地表述他的歷史哲學和政治觀點，他通常只是在其歷史學著作的邊注中含蓄地闡述自己的理論根據。
在從事《歷史政治雜誌》編輯工作的同時，蘭克並沒有停止他自己的歷史學術研究：1833年，他創立了柏林專題研討班（Seminar，又音譯“席明納”或“習明納爾”），由此為歷史學的持續發展創立了一種典範性的教學機制。在專題研討班裡，他講授自己以原始歷史資料和客觀事實為基礎的歷史學觀點。從蘭克的柏林專題研討班裡產生了許多重要的歷史學家，他們在蘭克身後繼續在各自的教學和學術活動中傳播蘭克的歷史理念。1834年，蘭克被任命為正教授，同年出版了他的《教皇史》第一卷（共3卷，1834—1836年陸續出版）。這部書由於在認識論和史料評註方面的獨創性而再次引起學術界的轟動。因為書中有一些反天主教的章節，在1841年被列入了禁書目錄，其結果反而使得該書不僅在德國而且在德國以外的地方也引起了特別的重視。蘭克於1839—1847年出版的6卷本《宗教改革時期的德意志史》同樣也具有強烈的宗教信仰色彩。這部6卷的大書充分表明了蘭克對於歷史的百科全書式的綜合概述能力。從蘭克接著出版的《普魯士史》（3卷，1847—1848）、《法國史》（5卷，1852—1861）和《英國史》（7卷，1859—1868）等一系列歷史著作中，人們更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為撰寫歐洲通史所做的努力，而這種努力在其未能全部完成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9卷，1859—1868）計畫中達到了頂峰。
《普魯士史》一書的最後部分涉及1848年的形勢。當時在普魯士如同在歐洲的大多數國家一樣也發生了市民暴動和革命。蘭克的一些自由派同事，例如約翰·古斯塔夫·德羅伊森（Johann Gustaf Droysen，1808—1884）、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達爾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1785—1860）都成了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然而保守的蘭克和他們不同，他不主張為建立一個立憲基礎上的統一德意志國家而鬥爭。對於市民暴動和革命，蘭克原則上採取了拒絕的態度並稱革命運動是“民眾要求打倒一切的狂熱”。1832年蘭克被選為柏林科學院院士。1841年蘭克被譽為“普魯士國家歷史學家”。這一榮譽稱號意味著作為普魯士君主國擁護者的蘭克被允許進入所有的國家檔案館，而其他歷史學家則被拒之門外。1850年蘭克被授予二級紅鷹勳章，1855年被授予科學和藝術功勳勳章，1867年成為科學和藝術學院院長。自1854年起，蘭克一直是普魯士國務委員會委員。
1865年蘭克獲得了可由子孫承襲的普魯士貴族身份。從這時起，蘭克一直佩帶著他的家族徽章，上面刻有他的座右銘“labor ipse voluptas[工作即快樂]”。在他離世前四年，蘭克還最後獲得了普魯士樞密顧問的頭銜。
蘭克的學術成就不僅在普魯士受到承認和敬重，其他地方的許多大學包括哥廷根大學和慕尼黑大學也都聘請他去講學，對這些邀請他都一一婉拒，然而，他卻接受了對歷史頗感興趣的巴伐利亞國王約瑟夫·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Joseph，1811—1864，簡稱K?nig Max[馬克斯國王]）的邀請，為其進行私人講座。講座的內容在蘭克身後於1888年發表成書，題目為“論近代歷史的各個時代”（U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亦即中譯本《歷史上的各個時代》）。該書可以說是關於蘭克歷史認識論的方法和體系的最為簡明扼要的論述。蘭克自1835年起一直是慕尼黑巴伐利亞科學院的通訊院士，1853年他榮獲了巴伐利亞君主授予的勳章。一年之後，即1854年，在馬克西米利安二世位於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別墅及其附近的威姆巴赫（Wimbach）狩獵之家，蘭克為這位君主做了19次講座，並且在講座之後與其進行了討論。蘭克與巴伐利亞國王的會面很有意義，因為會面本身就說明了信仰新教的蘭克同時也得到了來自天主教方面的尊重。另外，這位巴伐利亞國王還根據蘭克的建議於1858年設立了“歷史委員會”（Historische Kommission）。這個歷史委員會至今仍然是德國大學以外的一所最為重要的歷史學研究機構。直至1873年，蘭克一直擔任該委員會主席。
蘭克從來都把他的職業生涯放在首位，其次才是私人生活。他的夫人克拉里薩（Clarissa，1808—1871）是愛爾蘭首府都柏林警察局局長約翰·格雷夫斯（John Graves，1776—1835）的女兒。夫人的弟弟羅伯特·帕西瓦爾·格雷夫斯（Robert Perceval Graves，1810—1893）是英國利默里克（limerick）聖公會主教。為了研究和蒐集歷史資料，蘭克經常訪問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檔案館。有一次蘭克到法國進行研究工作，在巴黎結識了他的妻子。他們於1843年在英國北部的溫德米爾（Windermere）結婚。婚後育有四個孩子：長子奧托（Otto，1844—1928），後來在柏林擔任牧師；次子弗里都赫爾姆（Friduhelm，1847—1917），是位軍人，軍銜至普魯士少將；唯一的女兒也許是出於父母對於巴伐利亞國王的崇敬被起名為馬克西米利安娜（Maximiliane，1846—1922），她嫁給了普魯士貴族、地產主威廉·馮·科策（Wilhelm von Kotze，1840—1901）；最小的兒子阿爾布雷希特（Albrecht），1849年出生幾個月之後就夭折了。蘭克夫人的嫁妝十分可觀，從而使得蘭克能夠在柏林過上超越他所從事研究工作收入的家庭生活，此外還讓他擁有兩萬多冊的私人學術藏書。這些書籍連同家具在蘭克去世之後全部賣到了美國（現存錫拉丘斯大學）。蘭克還從他擅長寫作的夫人那裡受到不少藝術啟迪。蘭克和夫人的天分由他們的子孫後代繼承下來了，其中一位就是英國作家羅伯特·馮·蘭克格雷夫斯（Robert von Ranke?Graves，1895—1985）。
蘭克人生的最後歲月是在疾病的陰影下度過的：1850年代，他的夫人受到漸漸惡化的脊髓病的痛苦折磨，靠輪椅代步。蘭克在他夫人去世的1871年退休，此後集中精力出版他的《全集》（54卷，1867—1890年陸續出版）。這時候他幾乎雙目失明，曾多次跌倒而身受重傷。到生命的最後階段，又漸漸失去了聽力。1886年5月初，蘭克在自己的住宅里最後一次摔倒，之後臥床不起。1886年5月23日，蘭克逝世，三天之後官方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蘭克長眠在柏林的索菲教堂墓地（Sophienfriedhof）。
蘭克的歷史觀
我情願忘卻自我而只講述能夠彰顯強勢人物的事情。
——摘自蘭克《英國史》第2卷（又見全集第15卷，萊比錫，1877年，第103頁）
利奧波德·馮·蘭克比19世紀任何一位德國歷史學家都更強調科學“客觀性”。這是有據可查的。實際上蘭克的“忘卻自我”（Selbstausl?schung）的說法也許正是對這位潛心鑽研其學術的歷史學家最為貼切的比喻。“客觀性”在這裡應理解為走出自我、不加任何其他補充的對於客體的描述。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歷史”（Geschichte）是對以往現實的一種寫照。蘭克有一句在世界範圍內常被引用的名言：歷史學家“只是要表明，過去究竟是怎樣的”。（這句引語出自蘭克《拉丁與條頓民族史》一書的前言。）不過，許多歷史學家都認為蘭克的這個“願望”過於天真。比如和蘭克同時代的約翰·古斯塔夫·德羅伊森在其《歷史知識理論》（Historik, 1857/1858）一書中就指出，過去發生的事情是不可能再現的。歷史不是以過去發生的事情而是以迄今為止的流傳為基礎的：這就是歷史的出處。此外，他還指出，歷史學家不可能也不允許忘卻自我。相反，歷史學家應該也必須尋找有關過去事情的原始資料，對原始資料加以解釋並說明這種解釋的含義之所在，以便讀者能夠獲悉事物的全貌。
在這些評論面前，蘭克的客觀性主張乍看起來確實顯得不切實際。不過，針對蘭克的所有指責都沒有涉及蘭克本人是否在其理論指導之下對於歷史事件作出過錯誤主觀的判斷抑或在有關重要歷史事件的敘述和分析方面存在問題。人們只是評論蘭克“客觀性”概念本身的天真和不切實際，但並沒有指責蘭克其人。相反，後來的歷史學家倒是常常援引和運用蘭克的“客觀性”概念。蘭克的“客觀性”概念基於19世紀上半葉對於歷史的普遍認識。蘭克主要是從理論上強調並使用“客觀性”這個概念，他並沒有把“客觀性”納入自己實際研究的範疇；他很清楚這兩者之間的差別。他曾經這樣寫道：“我提出了一種理想，人們會對我說，這種理想無法實現。但現實告訴我們：一個人的思想可以無限，但他所能取得的成就天生有限。”（蘭克：《思考》，第114頁）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蘭克是把歷史客觀性視為一種理想，一種歷史學家應該具有的然而又是永遠難以實現的理想。
蘭克的名字還和歷史學的學術機構密切相關，特別是他創立的歷史研討班，更是聞名遐邇。在這種研討班裡，學生們學習如何批判性地對待史料，並被培養成為職業的歷史學家。這些學生由於受到良好的專業培訓而有望成為各自國家和民族歷史文化的真正代言人。如果更深入地研究蘭克的著作，還會發現他更多的有趣主張。蘭克於1831年撰寫的《世界史的觀念》（idee der Universalhistorie）序言第一段可以看作是其史學理論的一個梗概。蘭克在這個梗概里著重強調，歷史學不僅僅是一門科學，而且具有藝術活動的特點。他寫道：“歷史學與其他學問的區別在於，歷史學同時也是藝術。”由此，蘭克提出了一個直至近幾十年來才成為專業歷史學家們不言而喻的主張，亦即，修辭嚴謹和文筆優美的歷史著作對於認識和研究歷史十分重要。
在19世紀漸漸成為一門專業學科的歷史學雖然從來不曾忽略過這種藝術美學觀點，但並沒有能夠使之成為歷史學中的專業共識。只有德羅伊森等少數歷史學家真正擁護這種主張。在歷史學框架之內對於歷史的思考可以看作是一種研究。研究的結果往往是以文章的形式出現的。而此類文章的撰寫原則與歷史研究本身的規則和方法是不同的，對於這個問題人們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然而，蘭克清楚地看到了歷史科學的這種雙重特點。他曾經這樣寫道：“歷史科學要對事物進行收集、發現和深入探討；藝術則是對所發現、所認識和所發生的事物進行敘述。”在這裡，蘭克對於歷史學工作用了三個動詞進行概括，即收集、發現和深入探討（Sammeln, Finden und Durchdringen）。這是蘭克對歷史學的核心工作程式所做的天才概括。德羅伊森又從啟迪、批判和闡明（Heuristik, Kritik und Interpretation）三個方面進一步說明了歷史學研究工作的內容。“啟迪”是要求對於史料進行檢驗：即系統地審閱迄今為止仍然具有經驗意義的歷史事物，從而能夠依據內容豐富的經驗回答歷史上所提出的問題。“發現”是指史料批判的歷史學方法：運用這種方法對於從過去到今天經驗性的信息在多人共識的基礎上進行審核和查實。這裡涉及的是事實（Fakten），是一種準確的審核，要能夠說明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事情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是在什麼地方發生的，是怎樣發生的以及為什麼會發生。
蘭克對於歷史學研究工作本身的闡述對於歷史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起了很大作用，也使得他的名字成為了歷史學的象徵。蘭克很清楚，“深入探討”實際上也必須貫穿在“發現”的過程當中。具體的方法則正如德羅伊森所稱的“闡明”：即對於經史料批判而確認的事實必須深入探討其內在意義上的相互關聯，然後以清晰優雅的語言重新描述出這種內在關聯。後者對於蘭克來講不再是科學研究，而是藝術工作。對此，他曾經這樣寫道：“其他學科完全滿足於記錄所發現的事物，歷史學則要求對於所發現的事物具有一種再創作的能力”，而且這種“再創作能力”應該真正符合美學規範。這裡的關鍵在於通過敘述準確地表達出歷史事件的真相和意義。蘭克依據史料批判所撰寫的處女作《拉丁與條頓民族史（1494—1535）》使他一舉成名。他的聲望不僅在於他所發表的關於史料的研究和批判本身，而更在於他敘述歷史的能力。他是一位歷史敘述者，他作出的“大師級的敘述”涉及近代早期歐洲大國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內部狀況。蘭克撰寫歷史的主要依據是外交公文和資料。他是如何將撰寫歷史與客觀性標準相結合的呢？這個問題可以從他對於一些具體歷史事件的描述中找到清楚的答案。然而，關於他的客觀性理想與卓越的敘述能力之間究竟有何內在聯繫，這一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分析。不過，有一點足以證實蘭克的史學研究具有客觀性：我們知道，作為著名歷史學家的蘭克身處單一民族國家林立的時代，然而卻從來沒有人質疑過蘭克的歷史觀念帶有民族狹隘性。蘭克的視野的確十分開闊。他本人稱自己的視野是普遍性、世界性的。今天我們認為，他的視野是真正歐洲性的。
蘭克的歷史觀念與他的一些同行前輩明顯不同。19世紀上半葉有一批歷史學家，其中包括蘭克，反對“啟蒙歷史學”或稱“教育歷史學”（Aufkl?rungshistorie）的歷史概念。啟蒙歷史學家的代表人物有尤斯圖斯·默澤爾（justus M*ser, 1720—1794）、約翰·克里斯多夫·加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 1727—1799）和奧古斯特·路德維希·施勒策爾（August Ludwig Schl*zer, 1735—1809）。這些歷史學家認為，敘述歷史發展變化的目的是使人們能夠認識到在歷史上發揮作用的理性。歷史學應該對時代的變化發揮啟蒙性的促進作用。蘭克等年輕歷史學家出於多種理由反對啟蒙歷史學家的歷史觀念，他們指責這些歷史學家為自己的歷史概念設定了前提，而且這種前提隸屬於哲學概念範疇，並非源於歷史研究工作本身。年輕歷史學家指責老一輩歷史學家利用歷史敘述來宣揚倫理道德並為教育目標服務。他們認為這種利用歷史的做法是不容許的。他們以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1784）一書為例，指出該書的出發點是要使歷史理性最終發展到一個世界主義社會。按照康德的理論，歷史似乎可以根據目標預先起草勾畫！康德還在書中提出，歷史必須朝著一個理想發展。這就提出了教育意義上的要求，即人們應該積極支持這種歷史發展進程。
與啟蒙歷史學的鬥爭進一步為歷史成為獨立於哲學、神學和語文學的一門科學打下了基礎。年輕歷史學家們於19世紀上半葉開始提出了另一種理論範疇並以有力的證據論證了歷史學所具有的專業獨立性。如果說此前受到重視的是歷史的教育作用的話，那么到了這個時候人們著重強調的則是，歷史將按照其自身意志發展、人應該成為人。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以“歷史學家的任務”（Die Aufgabe des Geschichtsschreibers，1821）為題所作的學術講演就十分明確地代表了這種觀點。另外，年輕史學家們反對啟蒙歷史學提出的“真實理想觀”（Wahrheitsideal），強調要以客觀性為理想（die Objektivit?t zum Ideal）。蘭克是這種客觀性理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人們大概只能通過理性思考才能實現啟蒙歷史學提出的“真實性”，然而這又落入了哲學的範疇。鑒於此，年輕歷史學家們提出了“客觀性”。他們認為，人們在對於具有經驗意義的資料和史料進行研究工作時可以實現“客觀性”。蘭克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提出了他的“客觀性理想”，而這種理想可以看成是一個十分新穎的史學研究宣言。
蘭克從來沒有專門撰寫過關於學術研究的具體方法問題的書籍。他只是在其文章的注釋中加以提示。從我們編輯的蘭克史學文選中就可以找到這些提示。在認識論方面，蘭克堅持的是注釋學，即堅持不對文章做任何改動而只加以科學的解釋和註解。蘭克的這種做法並不奇怪，這來源於他所受到的高等教育。蘭克在大學裡不僅學習過新教神學而且學習過語文學，而這兩門學科的研究方法主要都是詮釋學方法（das hermeneutische Verfahren）。蘭克總是力求理解史料中所記載的事件、人物及其行動。在這方面他與其前輩同行的歷史學理論截然不同。他們主張以理性認識作為認識歷史的主要方法。但對於蘭克來講，歷史認知不能僅局限於理性認識，而是要包括利用“現有精神上的感覺和經驗”（geistige Apperception）、理解（Apprehendieren）以及預知能力（Divination）。簡言之，歷史學家可以通過自己的研究揭示和表明許多前因後果以及符合理性的內在關聯。如果對於歷史只進行純理性的探究，則肯定會受到局限。因為人的生命有限，不可能深入認識到歷史自身的目標。蘭克曾經這樣寫道：“我認為不可能徹底完成這項任務。只有上帝才了解全部世界歷史。我們只是認識歷史上所產生的各種矛盾、幾多和解。正如一位印度詩人所言，‘為神所知，但不為人所曉’。我們作為人只能膚淺地、由遠而近地認識了解歷史。”（見《關於世界史觀講座》的導言，1831—1832，S.83）
蘭克對於世界的認識深受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的影響。馬丁·路德認為上帝是隱蔽的，不引人矚目。人們只能從上帝發揮的作用當中認識上帝。不過，這位上帝並不是在作用中油然而生，也不會像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lich Hegel, 1770—1831）所說的那樣在歷史的規律性中顯示。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理論對於19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史學觀念曾經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但蘭克與黑格爾的觀點完全不同。蘭克堅持在哲學權威面前維護歷史學的獨立性。另外，蘭克還從根本上拒絕黑格爾的神學論點。在黑格爾看來，歷史是絕對精神來到世界的過程，作為有限精神的絕對精神在歷史的進程中經歷完善的各個階段，以便最終在人類文化的各種歷史形態中（即在普遍自由的實現中）重新回歸自身。
蘭克及其同時代的許多普魯士/德意志歷史學家都認同歷史學家德羅伊森關於“歷史的合理性”觀點（Geschichte als Theodizee）。蘭克在有關宗教和教會題材的著作中清楚地表達了他的主張。他指出，可以證實的是一切正在發生和已經發生的事物都源於上帝的意願。他這樣寫道：“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帝居住和生活在各個歷史時代。每個事件都來源於上帝。每時每刻，尤其是較長歷史階段之間的關聯更是源自上帝。事情怎樣發生，怎樣進行，如何成功，這一切全都依靠上帝的意願。我們只能盡己所能揭示神聖而隱蔽的上帝之存在！我們就是這樣地在侍奉上帝，做著牧師和教師的工作。”（《給海因利希兄弟的一封信》，1820，S.18）從1750到1850年，這個世紀被稱為“歌德時代”（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在這個時代里，神學和歷史學之間的交替影響比德意志歷史上的其他任何時代都要深遠。“現代思維”在這個時代里深深紮下了根基。大約在1835、1836年間，神學家施特勞斯（David Friedlich Strass, 1808—1874）發表了兩卷本《耶穌傳》（Leben Jesu）。此書受到自然神論的啟蒙宗教流派的啟示，並開始將歷史學引向歷史人物的研究。這種研究工作一直持續到了今天。就這樣，人們開始在神學領域運用歷史學方法探究聖經中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的歷史真實性（聖經的歷史批判、與非聖經史料的比較等等）。人們將這種研究工作看成是歷史學的任務，目的是要從歷史事實中找到上帝存在以及上帝行動的證據。這種研究工作也稱為“歌德時代的歷史神學”（Geschichtstheologie der Goethezeit）。蘭克在這個研究領域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不過，蘭克的歷史觀並不局限於絕對的神學理論。蘭克史觀不像康德那樣追求歷史的終極目標，即實現大同社會；也不像黑格爾那樣尋求世界精神的回歸自身，更不像許多普魯士德意志歷史學家那樣企圖實現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政治抱負。雖然蘭克指出過歷史上出現的“大趨勢”以及某些技術和文明方面的進步，但他著重強調的則是“每個歷史時代都直接與上帝相關聯”以及“每個歷史時代的價值根本不在於這個時代產生了什麼，而在於這個歷史時代的存在，在於這個歷史時代本身”（《歷史上的各個時代》）。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蘭克的歷史觀沒有他那個時代的許多歷史哲學和歷史理論的標誌性特徵，即認為歷史是不斷進步的，人類道德也是逐步提高的，人性在日臻完美。蘭克認為，應該更加準確和恰當地表述關於歷史發展的概念。他認為，不同的歷史階段，比如過去和現在，是相互關聯著的。歷史體現著一種持續發展。每個歷史階段都存在“大的趨勢”即主導理念。蘭克寫道：“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是研究人類在特定歷史時代中的所思所為，這樣就能發現除去道德觀念等恆久不變的主要理念之外，每個歷史時代都擁有其特定的趨勢和自己的理想。”（《歷史上的各個時代》）
蘭克在反對啟蒙教育派的歷史進步論方面起了決定性作用。他關於“每個歷史時代都直接與上帝相關聯”的說法成了歷史學中常被引用的名言。蘭克這句話的實質在於強調對過去做歷史評價的時候不能片面地套用現在即當代的價值體系，而是要依據過去人們自身的感知能力去認識他們的生活。只有這樣才能使現在人們的理解能力變得更加全面、更加綜合、更加具有時代活力。有人可能認為，蘭克如此強調以往歷史時代自身的重要性只是有利於從美學上接受過去人們所生存的世界，但卻沒有突出最終導致進入當今世界的時代活力。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蘭克在同一篇文章中就強調指出，每個歷史時代都直接與上帝相關聯。人們不應該忽視“每個歷史時代所產生的事物。歷史學家當然也需要承認不同歷史時代之間的區別，以便認識這些歷史時代依次相連的內在必然性。這裡存在某些進步是顯而易見的。”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蘭克並不是簡單地否認啟蒙教育歷史學關於歷史進步的概念，而是代之以另外一個更為全面、更為人性的概念。根據他的觀念，現在人們的生活關係是人類精神文化綜合發展的體現，而這種精神的全部內涵和活力又必須通過歷史觀察才能徹底發現。對於蘭克來講，歷史學的意義就在於認識我們這個宇宙的各個歷史時代的個性、差異性及其特殊的文化特點。他寫道：“不同民族和不同個體在人性和文化觀念相互接近的過程中肯定會有進步。”蘭克的這種主導理念不但沒有受到他所處的以歐洲為中心的時代局限，而且還適用於今天的歷史思考。因為他主張從歷史的角度深入理解文化的多樣性。他認為，不應該為了自身文化的意義而相互爭鬥、甚至發生文明衝突，而應該在認識自身文化意義的同時學會認識自身文化與其他文化的差異並能夠從歷史的角度理解和承認其他文化。
顯而易見，成年時代的蘭克在思想上主要受到德國唯心主義哲學流派的影響。洪堡的觀念與蘭克相似。他在《歷史學家的任務》（1821）一文中對“起始理念”和“歷史理念”作了區別。他稱“起始理念”或“永恆的主要理念”為“主導觀念”，正是這種主導觀念形成人類學中的恆量。“歷史理念”或“主導理念”雖然高於歷史，但卻是在特定的歷史時代以特定的方式表示出來的。舉例來說，一個歷史理念可以是國家理念或人性理念（財富理念）：歷史理念可以在各種歷史文化中得到確認；但其形成則分別源於“各自的理想”（eigene Ideale）。所以說，歷史的發展實際上是“人類精神在每個歷史時代中所表現出的某種變化。這種變化有時突出這種、有時則突出另一種趨勢並在這種趨勢中顯示出自身固有的特色。”（《歷史上的各個時代》）歷史進步論的維護者認為新的歷史時代總是要比老的歷史時代進步，而且在質量上也更高一級。蘭克對這種觀點持保留態度。他認為，一個老的或已經過去了的歷史時代並不是一個新歷史時代的不完善的預備階段，因為老的歷史時代同樣“直接與上帝相關聯”，所以新、舊歷史時代是等值的。
由此看來，蘭克的歷史觀認為歷史的發展是一種具有活力的變化，“主導理念”是歷史發展的持續不斷的因素，而個性則是各種因素相互聯繫的交點。蘭克對於具有歷史性的個性的理解也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人不同。我們知道，19世紀不僅是在德國而且在許多西方國家都流行撰寫人物傳記，這個世紀甚至被稱為“傳記時代”。傳記記載的主要是對於歷史起過決定性作用的“大人物”，特別是國家領導人、政治家、軍事家等等。傳記中有關於這些人物生平事跡的描述和研究。蘭克撰寫過兩本人物傳記，一本是1869年出版的《華倫斯坦傳》（Geschichte Wallensteins），另一本是1877年出版的三卷本《哈登貝格和普魯士國家的歷史（1793—1813）》。依據自己對歷史的認識，蘭克認為，集體性的各種個體要比個別的各種人物更為重要。蘭克還進一步將其關於歷史性的個體的概念擴展和提高到“各個民族”的概念。不同的民族組成了各自的國家。蘭克早在1824年撰寫的博士論文標題中就清楚地表達了他這個概念，該論文題目是“羅馬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歷史（1494—1514）”（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olker von 1494 bis 1514，即《拉丁與條頓民族史》）。這些民族分別以各自的方式體現著歷史理念，所以羅馬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之間的區別清晰可辨。蘭克將其主要關注點放在各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方面，他認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人們稱蘭克的史學著作是在維護“外交優先權”。
由此可見，蘭克是（古典）政治歷史學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一位政治歷史編撰家。他與普魯士國家官方關係密切，是普魯士的官方歷史編撰家。蘭克政治態度形成的關鍵在於他青年時代所經歷的拿破崙戰爭以及在他看來與此密不可分的法國革命。1830到1848年期間許多歐洲國家革命失敗的情況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政治態度。他曾經這樣寫道：“我們所經歷的各種事件都表明了革命力量的失敗，這些革命力量打破了世界歷史的有序發展。假如革命力量能夠維護住地位的話，則將難以形成真正的歷史力量，甚至談不上能夠產生公正的觀念，也不可能有客觀意義上的世界歷史了。”（蘭克1885年12月21日90歲生日講話，全集第51/52卷，萊比錫，1888年，第597頁）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蘭克的歷史觀念與其政治態度密切相關。他不像德羅伊森、格維努斯（Gervinus）、達爾曼（Dahlmann）和聚貝爾（Sybel）等歷史學家那樣積極主張建立一個德意志民族國家，而是終身認定普魯士是一個政治大國。這也許說明蘭克和這些歷史學家存在著代溝吧。如果說一個人15歲到20歲年齡段的政治意識對其一生最有影響的話，那么，蘭克正是在這個年齡段經歷了拿破崙戰爭期間的混亂，並且親眼看到1814、1815年維也納會議的解決方案是如何完全恢復了舊的歐洲國家制度和舊有的社會秩序。而我們前面所提到的蘭克的專業同行大多比蘭克年輕10歲到15歲。這些人的青年時代正好處在普魯士復辟政策的高壓之下，同時他們還普遍受到大學生社團等政治反對派的影響。（蘭克從來沒有參加過學生社團。）
蘭克的學術觀念和世界觀都受到他的理想（Ideale）的支配，而他的理想則明顯地和普魯士的復辟努力、浪漫反啟蒙思想、歌德時代的美學以及唯心主義哲學相聯繫。蘭克的思想觀念終其一生幾乎沒有改變。順便要提及的是，蘭克幾乎只是在其早期著作中對自己的思想觀念進行過理論探討。這一點在我們評論蘭克的成就時應該予以考慮，因為蘭克早期的歷史著作具有創新和指導意義。到了晚年，他的科學客觀性理念或他作為歷史學家所持的政治態度都受到他同時代人的批判，他們認為蘭克在學術方面已經過時。高壽的蘭克本人實際上也親眼看到自己的著作如何成為了學術史的一部分。
對於蘭克著作的理解
到了蘭克晚年，當時社會上的“普魯士小德意志歷史學派”（該學派主張在普魯士領導之下、排除奧地利參與的德國統一）對歷史學觀念起著決定性作用。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從年齡上來看幾乎都屬於蘭克的後輩。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在1848年都擁護建立一個單一民族國家。在革命失敗之後，他們則認為強大的普魯士應該成為統一德國的核心。他們把自己的歷史著作看作是為實現德意志邦國統一的手段，這種統一在1871年終於實現。在追求歷史真實的史學理想方面，“普魯士小德意志歷史學派”主要是以多人共識和利益相近為基礎，而蘭克則強調以客觀性為基礎。在當時的德國，“普魯士小德意志歷史學派”比蘭克更受到重視，但他們在歐洲範圍內的影響遠不及蘭克。
人們認為蘭克的客觀性理想是實證主義的。這就是說，受到蘭克客觀性理想約束的歷史學應該擺脫以往深刻影響歷史思考的各種規範性因素，起碼是在歷史思考具有集體性的展示和教育等文化作用的時候更要迴避規範性因素的影響。無疑，不應忽視的是，蘭克時代德國歷史學的領軍人物和蘭克的學生們實際上非常清楚，歷史觀念具有文化導向的作用（尤其是負有一種民族認同感的責任）。這種文化導向作用反過來又會給歷史思考帶來更多規範性因素（Normenbezug）。這些歷史學家不認為規範性因素是一種損害，相反，甚至視其為對客觀性原則的必要補充。直到今天，歷史學中規範性因素與客觀性原則之間的內在聯繫仍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並且是引起激烈辯論的焦點。
蘭克去世之後，有一批被稱為“新蘭克派”（Neorankeaner）的歷史學家影響越來越大。他們堅決反對“普魯士小德意志學派”。“新蘭克派”開創了一個歷史學中的“蘭克復興”（Rankerenaissance）階段。屬於這個“新蘭克派”的歷史學家主要有馬克斯·倫茨（Max Lenz, 1850—1932）、埃里希·馬爾克斯（Erich Marcks, 1861—1938）和費利克斯·拉赫法爾（Felix Rachfahl, 1867—1925），還有奧托·興策（Otto Hintze, 1861—1940）、埃里希·布蘭登堡（Erich Brandenburg, 1868—1946）和弗里德里希·梅涅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45）。新蘭克派比普魯士小德意志學派的代表人物要年輕一代，比蘭克年輕兩代，但他們之中的一些人親眼見到過蘭克。儘管新蘭克派內部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存在種種分歧，但他們努力遵照蘭克的理想（Ideale）創立了一種新的歷史觀念。新蘭克派與其父輩歷史學家不同的是，他們重新將追求客觀性放在了首位，同時他們還反對當時已經贏得了影響的社會民主主義歷史學和社會主義歷史學的具有黨派偏見性的理想。新蘭克派在越來越全球化的工業社會中不斷發展，以至於引起了對一些政治規範性因素的重新定義。新蘭克派不像普魯士小德意志學派那樣將歷史學的重心放在德國民族國家的組成方面（die Nationsbildung Deutschland），而是放在了外交優先權方面（Primat der Au?enpolitik）。當然，他們優先研究的外交關係不再像蘭克那樣局限於歐洲，而是包括社會和經濟等多方面的問題及發展前景。不過，“新蘭克派”或稱“蘭克復興派”的代表們完全理解蘭克將國家和人民作為歷史的主導個體的觀念，並依據這種觀念表述歷史的發展變化。
到了20世紀初，史學界對蘭克的評價重新有了提高。人們開始著手對產生於18世紀中葉並延續至當代的整個現代歷史學進行整理和總結。特別是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梅涅克，他提出了一個“歷史主義”（Historismus）的概念。他指出，在過去近200年的這個歷史階段里產生了欣欣向榮的歷史科學，這種歷史科學以“個性”（Individualit?t）和“發展”（Entwicklung）等作為主導理想（leitende Ideale）。梅涅克對德國歷史學的決定性影響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始終堅持將蘭克的史學原則作為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階段的根本特徵，並視蘭克為這個歷史階段的史學典范。
然而，後來由於納粹勢力在德國的抬頭，蘭克史觀的典範作用漸漸減弱了。這是因為蘭克是從文化角度解釋國家和民族的概念，而納粹則鼓吹以種族性為基礎的國家概念並將學術研究納入了黨派範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德國的蘇軍占領區/民主德國，蘭克雖然由於其建立歷史學科的功績而受到尊重，但他作為一位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已不再被接受了。在西方，二戰之前的歷史學家在戰後的頭20年裡再次受到重視。但是最遲至1960年代中期，以蘭克為代表的歷史觀被社會歷史學派所代替（sozialgeschichtliche Schule）。這個學派以“社會”（Gesellschaft）代替“人民”(Volk)和“國家”（Staat）作為史學研究的規範性因素。
前面我們主要講述的是學術界對蘭克史觀的評價。實際上，作為歷史學家的蘭克直到今天仍然受到人們的普遍敬重和愛戴。這是因為蘭克一生著述極為豐富，他的大量的歷史著作不僅在德語國家地區而且在其他歐洲國家都在繼續不斷地再版刊印。他的讀者群體也早已超出了史學界的範圍。蘭克的學術著作因其鮮明的敘述文學特色和優美的語言藝術而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不過，使蘭克享有盛名的真正決定性因素，可能還是在於讀者對於蘭克所追求的“客觀性理想”的共鳴，即讀者的“求真願望”。而人們這種“求真願望”恰恰由於在當代歷史學中時而出現的對於歷史的人為杜撰和虛構往往無法實現。因此，蘭克提出的歷史學的無條件客觀性理想，即他的名言“只是要表明過去究竟是怎樣的”，頗為符合人們的心愿。誠然，這句話同樣是看上去簡單，做起來困難。
蘭克的名言“只是要表明過去究竟是怎樣的”，即追求歷史事實的理念，長期以來一直是史學界爭論的一個焦點。近30年來，無論在德國還是在國際上所發表的有關蘭克及其著作的文章又都在積極地探討研究蘭克的客觀性概念。有些學派如“激進的建構論”從根本上懷疑“眾人皆能平等參與的事實”的存在。而另外一些學派則堅持認為，假如歷史著作的撰寫不能以“事實”為依據，則必定將無法與杜撰虛構性的歷史敘述劃清界限。在某些歷史學家眼中，蘭克是一位不成功的“天真”（naiv）的客觀性概念論者的化身；而另外一些歷史學家則強調，蘭克體現了一種科學客觀性的理想，在今天的歷史研究中仍然應該突出這種理想。
除此而外，近年來人們還深入研究了蘭克在其豐富的歷史著作中運用的分析方法和敘述藝術。重新評價了19世紀歐洲現代歷史學的興起與現代小說產生之間的內在聯繫，比如將歷史小說的產生與蘭克的《拉丁與條頓民族史（1494—1535）》一書進行了對比。這類學術研究涉及此前沒有引起足夠注意的史學敘述所遵循的特定的修辭學模式，從而進一步擴展了對蘭克及其同時代史學家的研究領域。
從今天歷史學的眼光來看，蘭克對於歷史經驗的把握過於狹窄：他集中精力主要研究的是決策者層面涉及的政治事件特別是外交政策。對與此緊密相關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層面則鮮有闡述，或只是在旁註中加以說明。誠然，蘭克通過對深層結構變化的探究基本上揭示清楚了歷史事件本身。蘭克在描述歷史事件的時候提出了“事務的大進程”以及“大趨勢”等理念，並通過對典型事件發展過程的重點描述進一步闡明了這些理念。這就是說，蘭克在卓越地敘述歷史事件的同時，成功地進行著歷史思考方面的理論探討。當然，蘭克的歷史思考及其史學理念都脫離不開他基本的宗教觀念。但從整體上看，蘭克將透徹的理論闡述、不斷豐富的史學研究經驗以及生動優美的敘述文體融合在了一起，他所取得的成就對於歷史學的發展具有開拓性的意義。
蘭克關於將各個國家和人民作為歷史個體的主張及其歷史理念從來沒有被普遍接受。在唯心論以及其他所有關於整個世界的論述終結（至少暫時終結）之後，蘭克的歷史理念和今天也不再具有銜接之處。但蘭克關於世界通史的概念今天仍然受到關注，儘管他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實際上是概括了德國唯心主義關於人類精神、思想從東方國家（埃及、以色列）進入西方國家（歐洲、美國）的發展過程，排除了其他的國家和其他種種文化。蘭克世界史的核心是歐洲史；他給予古代歐洲以積極的意義。蘭克的歷史理念是以各個國家之間的和平關係、各種力量之間的平衡以及不同歷史時代擁有同等價值為基礎的。他關於“人民”（Volk）或“民族”（Nation）的概念則是以特定範圍的“文化”（Kultur）為基礎的。蘭克關於“文化”的概念隨著對文化傳播的深入科學研究以及在國際社會中越來越重要的文化交流贏得了現實意義，——不過，在這方面蘭克並不是一位時興又適用的歷史模式的提供者，而是尋求這種模式的推動者。即便蘭克的歷史著作顯示出他狹窄的歐洲視野，但蘭克史觀的原則是關注人類。蘭克在撰寫世界通史的計畫中排除了西方沒有承襲的各種文化，這是他人類視野局限性的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證明。但如果跨越這種局限進入真正世界性歷史觀的廣闊視野，那么蘭克有關個性和發展的理念以及他視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為世界歷史發展動力的看法定將在今天重新發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