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高峰的主要原因
引起失業高峰的主要原因是：(1)經濟衰退、勞動力需求減少，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減少；
(2)人口增長尤其是勞動力增長過快，超過了生產增長對勞動力的需求量；
(3)隱性失業顯性化；
(4)勞動力流動困難，勞動力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要求。
中國失業高峰的狀況及原因
中國的第一次失業高峰出現在建國初期,1949-1952各年城鎮公開失業人口分別是474.2萬、437.6萬、400.6萬、376.6萬人,前後兩年的失業率分別為23%和13.2%,造成這種異常現象的主要原因有:(1)帝國主義和國民黨長期統治的結果。帝國主義的入侵,破壞了我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城鄉手工業,打擊和排擠了民族工商業,致使大批農民、工人流落街頭;(2)新政權對舊政府的改組產生了一些新失業。第二次失業高峰出現在60年代初。鑒於1956年第一次招工失控的教訓,黨中央曾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通過了控制勞動力盲目增長的重要檔案並想方設法安置剩下的200萬失業人員,但時隔兩月,由於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後"大躍進"高潮的掀起和1959年廬山會議後"左"的錯誤繼續發展,全國迅速呈現出了勞動力嚴重不足的假象。於是,從1958-1960年城鎮職工人數增加了2500多萬,其中就有1430萬來自農村,僅1958年一年,全民所有制企業就增加了2000萬職工,等於前8年淨增職工人數總和的1.2倍,造成了我國勞動力管理史上的第二次招工失控。1961年5月21日-6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制定了“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規定三年內減少人口2000萬,本年內減少1000萬。其中1962年上半年就減少700萬人,而職工占500萬人以上。
第三次失業高峰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從在1960年底1.29億城鎮人口的基數上,1966年5月-1976年10月十年間,每年大約有220萬“與新中國同齡”的城鎮人口進入勞動年齡,但卻碰上了大學不招生、工廠不招工的古怪年代,“上山下鄉”成了他們就業的惟一出路。但在“文革”前,上山下鄉是城市就業的輔助手段,基本上是貫徹自願原則的,累計共有129萬人。1968年12月,毛澤東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口號,於是強制性的(當時政策規定:不下鄉的知青,在城鎮不得分配任何工作)、目的在於緩解城鎮就業壓力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從上山下鄉解決就業的效果來看,可以說勞而無功,一方面,由於城鎮青年基本上都上山下鄉去了(從1962-1979年末,全國累計有1766萬人),城鎮企業單位只能從農村招收職工。在新增職工3700萬人中,從農村招收了1400萬(包括下鄉知青600萬和農民800萬),而在這10年間正好約有800萬城鎮知青留在了農村,這就形成了中國歷史上極其罕見的城鄉勞動力大對流現象。這種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逆城市化”、“逆工業化”、曠日持久且耗資數億(100億元)的徒勞不僅沒有減輕城鎮就業壓力,反而激化了就業矛盾,為下一次失業高峰的到來埋下了重大隱患。
第四次失業高峰出現在改革開放初期。其直接原因是1978年底中央從原則上放棄了上山下鄉的方向後,大量下鄉的知青的蜂擁回城。當時,需要國家統一分配工作的人員達到1500萬以上,實際待業率高達13.6%。但其還有更深層次的主要原因:(1)人口增長失控。1949年我國有5.4億人,到1979年已增加到9.7億人,30年淨增4.3億,導致了“錯批一個人(馬寅初),多生3億人”的後果。同時,中國人口增長的兩次高峰(1950-1958年出生1.87億人和1962-1975年出生3.55億人)被集中到同一個時期(1976-1991年)就業(上山下鄉的知青等於延遲了10年就業),壓力可想而知;(2)中國“一大二公”體制下的“統包統配”勞動就業制度長期推行導致了大量的人在職而無事可乾,而許多適合於集體、個體生產經營的行業卻不允許乾,這就人為地堵塞了就業的多種渠道;(3)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計畫經濟體制下,長期片面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使中國工業投資中的90%投向重工業,導致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嚴重萎縮。
第五次失業高峰出現在1989-1991年。在改革開放的最初10年,中國政府利用制度創新成功地安置城鎮勞動力達7800萬人,城鎮失業率從1979年的5.4%(實際失業率為13.6%)下降到1988年的2.0%,成績斐然。然而80年代末,中國的就業形勢又嚴峻起來,1989年需要安置的城鎮就業人員為1050萬人,但實際只安置了300萬人,實際安置率只有30%,1990年需安置人員達1200-1250萬人。這次失業高峰的成因主要是:(1)巨觀經濟管理不當;(2)“民工潮”的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