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布封(1707~1788)又譯布豐,十八世紀 法國博物學家、作家。生於孟巴爾城一個律師家庭,原名喬治·路易·勒克來克,因繼承關係,改姓德·布封。少年時期就愛好自然科學,特別是數學。1728年大學法律本科畢業後,又學了兩年醫學。1730年,結識一位年輕的英國公爵,一起遊歷了法國南方、瑞士和義大利。在這位公爵的家庭教師、德國學者辛克曼的影響下,刻苦研究博物學。1733年,進法國科學院任助理研究員,曾發表過有關森林學的報告,還翻譯了英國學者的植物學論著和牛頓的《微積分術》。1739年,當上了副研究員,並被任命為皇家御花園和御書房總管,直到逝世。
布封任總管後,除了擴建御花園外,還建立了“法國御花園及博物研究室通訊員”的組織,吸引了國內外許多著名專家、學者和旅行家,收集了大量的動、植、礦物樣品和標本。布封利用這種優越的條件,畢生從事博物學的研究,每天埋頭著述,四十年如一日,終於寫出三十六冊的巨著《自然史》。這是一部博物志,包括地球史、人類史、動物史、鳥類史和礦物史等幾大部分,綜合了無數的事實材料,對自然界作了精確、詳細、科學的描述和解釋,提出許多有價值的創見。破除各種宗教迷信和無知妄說,把上帝從宇宙的解釋中驅逐出去,這是布封對現代科學的一大貢獻。他堅持以唯物主義觀點解釋地球的形成和人類的起源,指出地球與太陽有許多相似之處,地球是冷卻的小太陽;地球上的物質演變產生了植物和動物,最後有了人類;人類的進化不是如聖經《創世紀》所說的,人類的祖先亞當、夏娃偷吃了禁果才有了智慧,而是在社會實踐中獲得了知識,增長了才幹。
布封觀察、研究大地、山脈、河川和海洋,尋求地面變遷的根源,開了現代地質學的先河。尤其在物種起源方面,他倡導生物轉變論,指出物種因環境、氣候、營養的影響而變異,對後來的進化論有直接的影響。達爾文稱他“是現代以科學眼光對待這個問題的第一人”(《物種起源》導言)。《自然史》的文學價值也很高,其中關於動物活動形態的描繪尤富於藝術性。作者以科學的觀察為基礎,用形象的語言勾畫出各種動物的一幅幅肖像,還通過擬人化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傾向。 1749年,《自然史》的頭三冊一出版,就轟動了歐洲的學術界。由於它用唯物主義的觀點解釋了世界的起源,被神學堡壘的巴黎大學神學院指控為“離經叛道”,要求給以“宗教制裁”。布封被迫寫信給神學院聲明自己“無意‘反駁’聖經”,並保證將來出版《自然史》第四冊時把這封信刊在卷首。後來他在《自然史》中,為了掩蔽神學家的耳目,經常抬出上帝的名字。但又悄悄地對人說:“只要把這名字換掉,擺上自然力就成了”。實際上仍舊堅持他的唯物主義立場。
《自然史》各冊的陸續出版,不斷給布封帶來更大的聲譽。1753年,他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入院時發表的著名演說《論風格》,是一篇經典的文論。他針對當時文壇上那種追求綺麗纖巧的風尚,呼籲文章要言之有物、平易近人,提出“風格即人”的名言,強調思想內容對藝術形式的決定作用。1777年,法國政府在御花園裡給他建立了一座銅像,座上用拉丁文寫著:“獻給和大自然一樣偉大的天才”。這是布封生前獲得的最高榮譽。布封的主要著作《自然史》是一部博物志,包括《地球形成史》《動物史》《人類史》《 鳥類史》《爬蟲類史》《自然的分期》等幾大部分,對自然界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他根據大量的實物標本作推論,反對“權威”的臆說,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創見,為後來的科學家引路。經他解釋的宇宙里沒有上帝的位置,宇宙的主人不是上帝而是人。人是自然界的中心,決定他周圍的一切。作為科學家,布封頗受詆毀,作為文學家,卻受到普遍的頌揚。他寫的《自然史》,筆鋒富於感情,其中《自然的分期》是一部史詩,他對獅、虎、豹、狼、狗、狐狸的獵食,海狸的築堤,用形象的語言,作擬人的描寫,生動活潑,至今仍為人們所喜愛。布封在法蘭西學院入院儀式上的講演《風格論》中提出,一個作家必須將自己的思想載入不朽的文字,始能不為他人所掠奪,而垂於久遠。思想是公物,而文筆(即風格)則屬於作家自己,科學在不斷進步,科學論點肯定要被新的研究成果超過,而文章風格卻是後人無法代替的。法語中一般所說的“文如其人”或“文即其人”,就是從布封的名言“風格是屬於個人的”中引申而來的《法國文學史》對布封的評價布封以卷帙浩繁的《自然史》而聞名。
資產階級文學史家根據氣質、性格等次要原因,把布封視為與啟蒙運動作家“截然不同”“游離於18世紀之外”的作家。但是,從布封所宣傳的唯物宇宙觀、重思想內容的文藝思想,以及屬於人文主義傳統的社會政治理想來說,他與18世紀的啟蒙運動是完全合拍的。他雖然在自然科學方面以他自己的方式進行工作,但他的貢獻匯入了啟蒙思潮這一時代精神的主流。他的《自然史》,以其基本的唯物主義思想和巨大的規模,和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有某些相似,當然,其戰鬥性遠遠不能和《百科全書》相比。他這樣熱情洋溢地唱著人的頌歌:憑著他的智慧,許多動物被馴養,被駕馭,被制服,被迫著永遠服從他了;憑著他的勞動,沼澤被疏乾,江河被防治,險灘急流被消滅,森林被開發,荒原被耕作;憑著他的思考,時間被計算出來,空間被測量出來,天體運行被識破;憑著他的由科學產生出來的技術,海洋被橫渡,高山被跨越,各地人民之間的距離縮短了,一個個新大陸被發現,千千萬萬孤立的陸地都置於他的掌握之中;總之,今天大地的全部面目都打上了人力的印記……大自然之所以能夠全面發展,之所以能逐步達到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樣完善,這樣輝煌,都完全是藉助於我們的雙手。這種熱烈的讚頌,反映了當時新興資產階級積極進取的精神面貌。《自然史》中有文學價值和較高的藝術性的,是對動物的描繪。
布封不是用完全客觀主義的態度去介紹這些動物,而是帶著親切的感情,用形象的語言替它們畫像,因而描寫生動具體、饒有興味。在他筆下,小松鼠善良可愛,大象溫和憨厚,鴿子夫婦相親相愛。布封還往往把動物擬人化,賦予它們以某種人格,馬像英勇忠烈的戰士,狗是忠心耿耿的義僕,都受到布封的讚揚;啄木鳥像苦工一樣辛勤勞動,得到作者的同情;海狸和平共處、毫無爭鬥,引起他的嚮往;他把狼比喻為兇殘而又怯懦、“渾身一無是處”的暴君,他把天鵝描繪為和平的、開明的君主。布封通過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眼光,將動物擬人化,反映了他的社會政治觀點,表現了他對封建專制主義政治的不滿,寄託了他對“開明君主”的歷史唯心主義的理想。他的動物肖像具有寓言的含義,而其中的寓意又滲透了資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
布封的《天鵝》
在任何社會裡,不管是禽獸的或人類的社會,從前都是暴力造成霸主,現在卻是仁德造成賢君。地上的獅、虎,空中的鷹、鷙,都只以善戰稱雄,以逞強行兇統治民眾;而天鵝就不是這樣,它在水上為王,是憑著一切足以締造太平世界的美德,如高尚、尊嚴、仁厚等等。它有威勢,有力量,有勇氣,但又有不濫用權威的意志、非自衛不用武力的決心;它能戰鬥,能取勝,卻從不攻擊別人。作為水禽界裡愛好和平的君主,它敢於與空中的霸主對抗;它等待著鷹來襲擊,不招惹它,卻也不懼怕它。它的強勁的翅膀就是它的盾牌,它以羽毛的堅韌、翅膀的頻繁撲擊對付著鷹的嘴爪,打退鷹的進攻。它奮力的結果常常是獲得勝利。而且,它也只有這一個驕傲的敵人,其他善戰的禽類沒一個不尊敬它,它與整個的自然界都是和平共處的:在那些種類繁多的水禽中,它與其說是以君主的身份監臨著,毋寧說是以朋友的身份看待著,而那些水禽仿佛個個都俯首貼耳地歸順它。它只是一個太平共和國的領袖,是一個太平共和國的首席居民,它賦予別人多少,也就只向別人要求多少,它所希冀的只是寧靜與自由。對這樣的一個元首,全國公民自然是無可畏懼的了。
天鵝的面目優雅,形狀妍美,與它那種溫和的天性正好相稱。它叫誰看了都順眼。凡是它所到之處,它都成了這地方的點綴品,使這地方美化;人人喜愛它,人人歡迎它,人人欣賞它。任何禽類都不配這樣地受人鍾愛;原來大自然對於任何禽類都沒有賦予這樣多的高貴而柔和的優美,使我們意識到它創造物類竟能達到這樣妍麗的程度。俊秀的身段,圓潤的形貌,優美的線條,皎潔的白色,婉轉的、傳神的動作,忽而興致勃發,忽而悠然忘形的姿態,總之,天鵝身上的一切都散布著我們欣賞優雅與妍美時所感到的那種舒暢、那種陶醉,一切都使人覺得它不同凡俗,一切都描繪出它是愛情之鳥;古代神話把這個媚人的鳥說成為天下第一美女的父親,一切都證明這個富有才情與風趣的神話是很有根據的。
我們看見它那種雍容自在的樣子,看見它在水上活動得那么輕便、那么自由,就不能不承認它不但是羽族裡第一名善航者,並且是大自然提供給我們的航行術的最美的模型。可不是么,它的頸子高高的,胸脯挺挺的,圓圓的,仿佛是破浪前進的船頭;它的寬廣的腹部就像船底;它的身子為了便於疾駛,向前傾著,愈向後就愈挺起,最後翹得高高的就像船舳;尾巴是地道的舵;腳就是寬闊的槳;它的一對大翅膀在風前半張著,微微地鼓起來,這就是帆,它們推著這艘活的船舶,連船帶駕駛者一起推著跑。
天鵝知道自己高貴,所以很自豪,知道自己很美麗,所以自豪。它仿佛故意擺出它的全部優點;它那樣兒就像是要博得人家的讚美,引起人注目。而事實上它也真是令人百看不厭的,不管是我們從遠處看它成群地在浩瀚的煙波中,和有翅的船隊一般,自由自在地游著,或者是它應著召喚的信號,獨自離開船隊,游近岸旁,以種種柔和、婉轉、妍媚的動作,顯出它的美色,施出它的嬌態,供人們仔細欣賞。
天鵝既有天生的美質,又有自由的美德;它不在我們所強制或幽禁的那些奴隸之列。它無拘無束地生活在我們的池沼里,如果它不能享受到足夠的獨立,使它毫無奴役俘囚之感,它就不會逗留在那裡,不會在那裡安頓下去。它要任意地在水上遍處遨遊,或到岸旁著陸,或離岸游到水中央,或者沿著水邊,來到岸腳下棲息,藏到燈芯草叢中,鑽到最偏僻的灣汊里,然後又離開它的幽居,回到有人的地方,享受著與人相處的樂趣——它似乎是很喜歡和暴君。
天鵝在一切方面都高於家鵝一家,家鵝只以野草和籽料為生,天鵝卻會找到一種比較精美的,不平凡的食料;它不斷地用妙計捕捉魚類;它做出無數的不同姿態以求捕捉的成功,並儘量利用它的靈巧與氣力。它會避開或抵抗它的敵人:一隻老天鵝在水裡,連一匹最強大的狗它也不怕;它用翅膀一擊,連人腿都能打斷,其迅疾、猛烈可想而知。總之,天鵝似乎是不怕任何暗算、任何攻擊的,因為它的勇敢程度不亞於它的靈巧與氣力。
馴天鵝的慣常叫聲與其說是響亮的,毋寧說是渾濁的:那是一種哮喘聲,十分像俗語所謂的“貓咒天”,古羅馬人用一個諧音字“獨楞散”表示出來。聽著那種音調,就覺得它仿佛是在恫嚇,或是在憤怒;古人之能描寫出那些和鳴鏗鏘的天鵝,使它們那么受人讚美,顯然不是拿一些像我們馴養的這種幾乎暗啞的天鵝做藍本的。我們覺得野天鵝曾較好地保持著它的天賦美質,它有充分自由的感覺,同時也有充分自由的音調。可不是么,我們在它的鳴叫里,或者寧可說在它的嘹唳里,可以聽得出一種有節奏有曲折的歌聲,有如軍號的響亮,不過這種尖銳的、少變換的音調運抵不上我們的鳴禽的那種溫柔的和聲與悠揚朗潤的變化罷了。
此外,古人不僅把天鵝說成為一個神奇的歌手,他們還認為,在一切臨終時有所感觸的生物中,只有天鵝會在彌留時歌唱,用和諧的聲音作為它最後嘆息的前奏。據他們說,天鵝發出這樣柔和、這樣動人的聲調,是在它將要斷氣的時候,它是要對生命作一個哀痛而深情的告別;這種聲調,如怨如訴,低沉地、悲傷地、淒黯地構成它自己的喪歌。他們又說,人們可以聽到這種歌聲,是在朝暾初上,風浪既平的時候;甚至於有人還看到許多天鵝唱著自己的輓歌,在音樂聲中氣絕了。在自然史上沒有一個杜撰的故事、在古代社會裡沒有一則寓言比這個傳說更被人讚美、更被人重述、更被人相信的了;它控制了古希臘人的活潑而敏感的想像力:詩人也好,演說家也好乃至哲學家,都接受著這個傳說,認為這事實實在太美了,根本不願意懷疑它。我們應該原諒他們社撰這種寓言;這些寓言真是可愛,也真是動人,其價值遠在那些可悲的、枯燥的史實之上;對於敏感的心靈來說,這都是些慰藉的比喻。無疑地,天鵝並不歌唱自己的死亡;但是,每逢談到一個大天才臨終前所作的最後一次飛揚、最後一次輝煌表現的時候,人們總是無限感慨地想到這樣一句動人的成語:“這是天鵝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