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鄂公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月初，胡鄂公從天津南下抵上海後，與滬督陳其美會晤，得知孫中山正在積極策劃北伐，希望北方革命黨人武裝行動加以配合。1月13日，胡鄂公抵南京，為北方革命請款之事，由黃興引見，到總統府謁見了孫中山。孫中山對他說：“滬軍都督陳其美，昨晚來電，亦謂北方革命，現在極宜推動，不可有所瞻顧。北方革命運動，固重於目前一切也。” 當場命黃興從陸軍部撥給北方經費20萬元。很明顯，孫中山是寄希望於北方的武裝起義。
胡鄂公返回天津後，於1月27日在法租界召開了北方革命協會各團體代表緊急會議。胡鄂公傳達了在南京謁見孫中山的情況，然後，討論了建立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及發動武裝起義的問題。會議推舉胡鄂公為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關於起義的時間，最後議定：“事關軍事秘密，應由北方總司令部決定。”
27日下午，北方革命協會在法租界吉祥里14號（此為胡鄂公在津寓所）召開會議，具體研究了天津起義及北京、保定、通州等地回響起義的步驟，確定於1月29日夜12時舉事。計畫分為九路軍，以進攻直隸總督衙門為主要目標，同時攻占巡警道署、督練公所、電報電話通訊機關、鐵路、橋樑道口等，一部分清軍及巡警經過策動，在起義後可以回響。在攻占督署之後，立即宣布成立津軍都督府。對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及津軍都督府的各部部長人選，也做了具體安排。
29日，預定的起義日期來到，按照事先的安排，由同情中國革命的一個姓谷村的日本人及擔任翻譯的王一民兩個人負責燃放信號彈。是日晚上，他倆在執行任務前喝了許多酒，至10點鐘時，谷村看了看自己的夜光表，卻看錯了長短針，以為時間到了。立即燃放了信號彈。在點火時，王一民竟將谷村當場炸死。由於過早地發出了起義信號，各路隊伍一時措手不及，原來的部署全被打亂。第一路司令姜賜卿糾集各路隊伍一百餘人，集中力量攻打督署，卻遇到了清軍的強烈抵抗並被包圍。在戰鬥中，第七路司令林少甫、第九路司令韓佐治相繼戰死；姜賜卿也受重傷，攻占督署的舉動宣告失敗。姜賜卿下令突圍退卻，第八路司令何南屏又在掩護退卻中犧牲，其他各路軍亦均失利，殉難多人。
起義失敗後，胡鄂公等人決心重整旗鼓，準備再乾，命令革命同志夜以繼日地由遵化、玉田、豐潤、遷安、靜海等地集合武裝力量，分期分批來到天津。正當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在小白樓籌划起義方案時，袁世凱勾結英租界當局於2月7日上午11時，破獲了起義機關，逮捕了革命同志，所有的印旗、武器、文書、餉銀等，均被搜去。2月8日下午3時，胡鄂公“訪晤英國駐津領事署，驅雙馬夷車，前後從四騎。儀容甚盛。至領事署，投以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水陸總指揮、鄂軍政府主持北方革命全權代表名刺，英領事接見甚恭”。胡鄂公“責以不守中立，謂革命軍起義武昌後，英、法、德、俄、日原已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是革命軍於清軍軍需軍械，有權可以沒收。今貴捕不僅搜去革命軍所沒收之餉銀，且逮捕革命軍同志，此非所以守中立者。予（指胡鄂公）此次北來，其於貴租界之治安，嘗予以深切注意。現貴捕所逮捕之革命同志，所搜捕之文書餉銀，若不立予發還，則貴租界今後之治安，予亦不能負責云云。於是英領事謂餉銀六千元，當已移交天津巡警道，熊得山、鄭小嵐二人允以翌晨恢復自由。”2月9日，“女同志張鴻翰、汪固、徐修廣等遂以馬車到英捕房歡迎熊得山、鄭小嵐出獄。所有印旗手槍文書諸物，一併索還。”
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在天津的革命黨人根據形勢的發展，於17日召集北方各革命團體在法租界吉祥里14號開會，議決五事：一、所有各團體革命行動，自本日起，一律停止或解散。二、北方革命協會總部，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及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所屬各地之總司令部、總指揮部與其他各種革命機關，自本日起，一律宣布解散。三、資助鐵血會、振武社同志暨遠地同志251人回籍旅費。四、灤軍同志及其他軍隊中脫離隊伍同志194人，資送煙臺魯軍政府，按照原有等級安置。五、本日到會同志，為紀念北方死難諸烈士起見，在袁世凱當國期內，不受其任何官職及其榮典勳章等物。會後，胡鄂公電請鄂軍都督黎元洪匯款兩萬元，以作北方革命協會等結束之資。2月21日，胡鄂公收到結束費兩萬元，遂按計畫完成了滯留在津的有關人員的遣返工作。“而我大總統孫先生所指撥之二十萬元，陸軍部以和平行將實現之故，已停止匯寄。”然而，“今共和雖幸告成，而國柄乃為巨奸所竊，此所以仁人志士莫不嘆惋而切齒者也。”大有“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感。
總之，辛亥革命時期，在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下，天津成為北方革命運動的中心。雖然天津起義因力量薄弱和準備不足而失敗，但它表明了革命黨人為維護共和，同封建專制政府做鬥爭的英勇精神。革命黨人在天津的革命活動，為加速清王朝的滅亡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