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唐高宗駕崩武則天稱帝之後,洛陽城的皇城端門便開始被注入政治意義。這第一件事,便是武則天別出心裁,於證聖元年(695年)在端門前廣場上建造天樞,所謂“天樞”就是“天下中樞”的意思,武則天把洛陽作為正式都城後,為提升洛陽天下中樞的地位,稱洛陽為神都,在洛陽建天樞 。
公元695年,夏季,四月,朝廷鑄造天樞柱完成,高一百零五尺,直徑十二尺,柱身八面,每面寬五尺。大柱下面是一座鐵山,周邊長一百七十尺,環繞鐵山的是銅做的蟠龍和麒麟;柱頂上鑄一個騰雲形的承露盤,直徑三丈,四個龍人站在盤上捧火珠,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型,武三思撰文,天樞上刻百官和四夷首領的姓名,太后親自書寫匾額為:“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將天樞建在皇城端門的門口,原因是洛陽城皇城有一條中軸線,中軸線呈南北走向,最南端是龍門伊闋,號稱“天闕”,往北是外城正門定鼎門,再往北是天津橋,再往北是皇城正門端門,再往北是宮城正門應天門,再往北是萬象神宮明堂、通天浮圖天堂,這條中軸線躺下來,就像一個人體,皇城端門正好位居肚臍附近,好像人體的天樞穴 。
中醫認為天樞穴可治療便秘、腹脹、腸麻痹,無論指壓、針灸都有效果。武則天當政5年後,政治體制未理順,武周王朝有病症,反對她的李唐宗室成員,像鑽進她肚子裡的病灶一樣,使她感到難受。她在端門這個所謂的天樞位置上,豎起一根高高的銅鑄天樞,好像要針灸一下,企圖克服頑症,使得政體通暢。
天樞建成後,高度30米,直徑為3.6米,底座方台周長為50米。主體部分造型為八稜柱體,中部纏繞銅製蟠龍,上部呈現騰雲姿態,最上面托起一個直徑近9米的銅盤,4個龍人站立其中捧火珠一顆 。
天樞是唐朝一個繞不開的政治符號,天樞位於皇城端門外,端門城門口經常張貼徵兵令,城門兩側經常出現各種政令信息,既是信息發布平台,也是官民發表言辭的地方。加上武則天還在天樞題上了“大周萬國頌德天樞”,這一根高高的銅鑄天樞無疑是李唐繞不開的政治標記。在天樞問世22年後,唐玄宗下詔銷毀天樞,工匠“熔其銅鐵,歷月不盡”,這個政治符號終於被拔掉了 。
高度
關於天樞的高度,《資治通鑑》和《新唐書》的說法應該說是一致的,二書依據的資料是唐代的國史、實錄,比私家筆記所說的尺寸可靠。但《資治通鑑》表述含混、不全,容易讓人誤以為天樞通高105尺。仔細玩味《新唐書》,可知這個數字僅僅是八稜柱部分的高度。稜柱上面有雲蓋。雲蓋上四龍站立,各自身長12尺。四龍所託大珠,直徑10尺。龍爪子不會安放在大珠正中間或正下方,這樣起不到支撐作用,八隻爪子集中到一起也不便施工,因而只能在大珠下側。這樣,雲蓋、龍和大珠加在一起,高度會超過22尺。稜柱下面有鐵山,高20尺。三部分加在一起,天樞通高至少為147尺。唐制有小尺大尺兩種。小尺合今25厘米,用於測度銅錢一類小型物品。大尺運用很普遍,其長度據王國維的研究以及實測日本所藏唐尺,在今29.3至31.3厘米之間。那么,天樞的整體高度應超過今130尺,底座周長及面積也可據此推算。至於上部到底是《資治通鑑》所說的承露盤,還是《新唐書》和《大唐新語》所說的雲蓋,我認為作雲蓋更合理一些。承露盤最早是西漢武帝時修造的,在長安建章宮內。武帝好神仙,以為承接甘露,和玉屑飲下,可以長生不老。承露盤的形制有兩種說法。《漢書·郊祀志上》注引蘇林說:“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
《三輔故事》說:承露盤“上有仙人掌承露”。而天樞的銅盤,上下皆無仙人,用以承托四龍和大珠,不是承接甘露。天樞造成後,李嶠寫下一首《奉和天樞成宴夷夏群寮應制》詩。《大唐新語》這則資料說:“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唯嶠詩冠絕當時。”朝士們的諸多詩作,只有這一首流傳下來,詩中描寫說:“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資治通鑑》不像《新唐書》那樣說“大珠”、“雲蓋”,而是說“火珠”、“騰雲承露盤”,大概參考李詩說法而來。然而李詩並沒有說它是承露盤。如果是承露盤,李詩完全可以不說“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而說“仙盤正承露,高柱欲擎天”,須知“正承”二字拗救,符合律詩平仄要求。
官修史書和私家著述對它說法不一。《資治通鑑》卷205說:“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為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 ……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天冊萬歲元年“夏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為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為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為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武三思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工人毛婆羅造模。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新唐書·則天武皇后傳》說:“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柱顛為雲蓋,出大珠,高丈,圍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 ”鐵山高“二丈”,“負以銅龍,石鑱怪獸環之”。“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唐人劉肅《大唐新語》卷8記載天樞的名稱、高度、地點、耗費銅鐵錢幣數目等,又是一種說法,說:“長壽三年(694),則天征天下銅五十萬餘斤,鐵三百三十餘萬,錢二萬七千貫,於定鼎門內鑄八棱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紀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下置鐵山,銅龍負載,獅子、麒麟圍繞。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熒煌,光侔日月。”《大唐新語》所說的年份,比《資治通鑑》所說天樞造成的年份早一年,應該是指產生議案的年份,因而二者不算矛盾。
歷史記載
天樞“由工人毛婆羅造模”,唐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8介紹幾位擅長塑像者“皆巧絕過人”,其中有他,他是“天后時尚方丞”。 《新唐書·五行志一》提到“中宗時,……中郎將東夷人毛婆羅”,可知他是高麗或新羅人。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冊第1116頁載《阿羅撼墓誌》,說他“族望波斯國(伊朗)人也。顯慶年中(656-660),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績可稱,名聞□□,出使召來至此,即授將軍。 ……又為則天大聖皇后召諸蕃王建造天樞。”《洛陽新獲墓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載1990年伊川縣平等鄉樓子溝村出土的《高足酉墓誌》, 說高足酉是“遼東平壤人”,來洛陽後拜為“鎮軍大將軍、行左豹韜衛大將軍”。“證聖元年(即天冊元年)造天樞成,悅豫子來,雕鐫乃就。乾青霄而直上,表皇王而自得。明珠吐耀,將日月而連輝;祥龍下游,憑煙雲而矯首。……即封高麗蕃長、漁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阿羅撼、高足酉便屬於姓名可考的“四夷酋長”。可見天樞是中外合資設計建造的建築藝術品。
性質
天樞的性質是政治性的,上引“銘紀功德,黜唐頌周”、“紀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頌德”、“述德”及“表皇王而自得”云云,足以作為佐證。在唐代,政治性的紀念物在相關人員生前多有建造,稱頌某人的政績、功德,會為他修造頌德碑(遺愛碑),或以他為模特兒修造佛教人物像。《舊唐書·狄仁傑傳》說他當寧州刺史時,“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蘇頲在洛陽任縣令,有善政,調離後,當地百姓思念他,就募工匠依照他的形象在龍門山雕成一尊等身觀世音石像。張說《龍門西龕蘇合宮等身觀世音菩薩像頌》記其事說:“模宰官(縣令)之形儀,現輪王(菩薩)之相好。……盛德相傳,與此山而終始。” 但對武則天也這樣做,會顯得不夠規格,只有建造龐然大物,才符合級別。
因此,天樞是紀念碑似的建築物。何以命名為“天樞”?天樞(Dubhe)本是北斗七星中斗身第一星的名稱,用來比喻國家政柄,第二星叫天璇(Merak)。從天璇用直線連線天樞,延伸至兩星間長度七倍處有一顆星,是為北極星(Polaris)。北斗七星在不同季節和夜晚不同時間,轉動到天空的不同方位,但無論怎樣轉動,天璇和天樞始終對著北極星,因此,天璇和天樞被稱為指極星。《爾雅·釋天》說:“北極,謂之北辰。”《論語·為政》載孔子話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拱)之。”這是說國君如果以道德治理國家,自己就會像北極星一樣,處在固定的位置,眾星辰都鏇繞和歸向自己,即得到臣民的擁護、敬仰。那么,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的寓意在於吹捧武則天以道德感化天下,周邊民族和中原民眾都像指極星始終朝著北極星一樣,對她感恩戴德,忠誠不二。
位置
天樞建造在武則天聽政起居的宮城正南面,才能體現眾星“拱辰”的含義,端門和定鼎門都符合方位,它到底矗立在哪裡。端門是皇城的正南門(遺址應在今洛陽橋北端西),北對宮城正南門應天門(遺址在今周公廟、洛陽報社一帶),南對外郭城正南門定鼎門(遺址在今水磨村正南、古城村正東以及趙村正西南三者交匯處)。從端門到定鼎門七里多長的大街,叫做定鼎街、天門街或天街。端門南邊臨近天津橋,比起坊里鱗次櫛比的其它地帶,地勢無疑空曠寬闊得多。天津橋是洛河上的橋樑,當時認為洛河橫穿城中,有銀河之象,銀河又叫天津,天津橋因而得名。說到星宿,難免會提到銀河。
《全唐文》卷459載崔淙《五星同色賦》,說金木水火土五星,“鄰月魄而璀璨,落天津而隱映。朝臨日道,助我後夙興之勤思;暮入天樞,表聖皇夜寐之勤政”。 那么,把天樞修造在洛河旁端門外,不但應合天象,也不受地勢侷促的制約,還便於官府就近管理和保護。定鼎門內則不然。鐵山周圍170尺,方的也好圓的也罷,寬度在43至56尺之間,加上圍以石獸,兩邊留出車馬通道,所需寬度應超過100尺。定鼎門內街道兩側,坊里密密匝匝,哪有空地安置這個龐然大物。據今實測,定鼎門的中門寬24尺,東西兩側9尺外分別開設一門,各寬21尺,故定鼎門總寬應為100尺略多,正好與安置天樞所需寬度相同。
清人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5依據《大唐新語》的說法,認為天樞在定鼎門內,同時指出定鼎街寬百步,即600尺,是定鼎門總寬的五倍多。 這哪是街道,簡直是廣場。當今大都市高樓聳立,車輛密集,也沒這么寬闊的街道。因而定鼎街寬百步的說法,恐怕不可置信。若把天樞修建在定鼎街中間,即便街道的寬度能夠受納,但與定鼎門搭配不協調,會影響市容。在清代認為天樞在定鼎門內者,並非徐松一人,《全唐詩》的編纂者也持這一觀點。《全唐詩》卷61收錄了李嶠那首詩,所加的按語用的是《大唐新語》的那段文字。清人為什麼寧可相信私家著述的定鼎門內說,而不相信官修史書的端門外說呢?推測起來,大概有三個原因。其一,他們極有可能不相信天樞有正規史書所說的那么高大,能夠安置在定鼎門內。其二,他們可能誤讀了《大唐新語》這則資料提到的一句詩。這則資料說:“開元初,詔毀天樞,發卒銷爍,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賦詩以詠之,曰:‘天門街里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計合一條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夫!’先有訛言云:‘一條線挽天樞。’言其不經久也。”如上所說,天街北起端門,南達定鼎門,全長七里。無論在端門旁還是在定鼎門內,都屬於“天門街里”。因此,不能看到“天門街里”的說法,就以為銷毀天樞必然在定鼎門內。其三,他們可能拘泥於李嶠詩中“黃道”、“九門”的說法。李詩云:“何如萬國會,頌(《大唐新語》作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煙。”“黃道”即崔淙所說的“日道”,是太陽視運行軌道,太陽比喻皇帝,因而黃道也指皇帝經行的道路,不會特指某條街道。唐代曾將天津橋地段的洛河分作三股,分設三橋,天津橋居中,其北是黃道橋,命名依據的是天文學名詞。
因此,“灼灼臨黃道”是說天樞立於洛河旁,在日色輝映下光彩閃射。皇城除端門外,還有左掖門、右掖門、賓耀門、麗景門、宣輝門,共有六門。外郭城除定鼎門外,還有長夏門、厚載門、上東門、建春門、永通門、安喜門、徽安門,共有八門。清人是否會把這兩個數字同“頌德九門前”加以比較,選一個近是的說法?李詩說“九門”,只是用天子居處九門的典故代指皇宮。稍後,王維《同崔員外秋宵寓直》詩說:“九門寒漏徹,萬井曙鍾多。”既然“頌德九門前”,天樞總該離宮城近一些,在端門外最合適,遠在定鼎門內,怎么能算得上“前”。
毀滅
神龍元年(705)以來,中宗、睿宗兄弟相繼當政,國號恢復為唐,遷回長安辦公。中宗曾令各州設定大唐中興寺、觀各一所,諫官張景源認為“中興”提法不妥,建議改為“龍興”,中宗採納,可見他不敢否定母親的廢唐建周行為。睿宗同他伯仲之間而已。睿宗子玄宗即位後,才大刀闊斧地解決武則天時期的遺留問題,到開元二年銷毀了天樞,雖然最終清除了武周政權帶給唐朝的恥辱,但這座矗立洛陽達20年之久的藝術品,卻隨之化為烏有。
武則天此舉不禁令我們想起了羅馬帝國皇帝圖拉真在羅馬城為自己建立紀功柱的故事。這兩件事情的發生,在時間上大約相差600餘年,但在空間上卻是發生在歐亞大陸的兩端。遺憾的是,圖拉真的石造紀功柱至今還屹立在那裡,向人們展示著古羅馬的輝煌,而武則天的銅鑄紀功柱——天樞,卻在她死後不久,就被盛唐時代的君主唐明皇下令銷毀了:“開元初,詔毀天樞,發卒銷爍,彌月不盡。” 從這一件小小的事情,或也可以看出古代中國人在對待其前輩的創造物上,遠不如羅馬人那樣充滿了仰慕和虔敬的心情。
但唐玄宗廢天樞,取銅鐵以被軍需,將唐朝拉回正軌,亦無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