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天京事變1851年，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建制”時，命其他四王歸東王楊秀清節制。自從南王馮雲山及西王蕭朝貴相繼戰死後，權力更加集中在東王一人身上。 在太平天國前期，實權由軍師掌握，天王雖然地位在各王之上，然而在制度上是一個虛君，實際權力在正軍師東王楊秀清手上，加上東王多次假託“天父下凡”傳令，令天王也要聽從東王命令。
在定都天京後，東王與其他諸王的關係日趨緊張。 北王曾因下屬犯錯而被東王下令杖打，北王的親戚因為跟東王的親戚發生財產爭執而激怒東王，東王叫北王議罪，北王就說把那人五馬分屍。 翼王石達開的岳父黃玉昆因公事開罪東王，被杖刑三百，革去爵位及降職，同一事件亦令燕王秦日綱及另一高官陳承瑢被東王杖刑。即使是天王，也多次被假裝“天父下凡”的東王以杖刑威嚇。由於東王權大，眾人往往敢怒而不敢言。
煮豆燃萁
柳亞子《題太平天國戰史》：“楚歌聲里霸圖空，血染胡天爛漫紅。煮豆燃萁誰管得，莫將成敗論英雄。”其中“煮豆燃萁”是指天京事變。
經過
天王府1856年6月，太平軍攻破清軍向榮的江南大營，解天京三年之圍。向榮在8月9日死後，其死訊不久便傳入天京。
過了不久，東王稱“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到東王府。“天父上身”的東王對天王說：“你與東王皆為我子，東王有咁大功勞，何止稱九千歲？”洪秀全說“東王打江山，亦當是萬歲。”“天父”又問“東世子豈止千歲？”洪說“東王既稱萬歲，世子亦當是萬歲，且世代皆萬歲。”“天父”大喜說“我回天矣。”
北王韋昌輝在這時請求天王誅殺東王，天王不肯。
東王以西線緊急為由，調北王韋昌輝和翼王石達開赴前線督師，只剩下天王和東王留在天京。
陳承瑢後來向天王告密，謂東王有弒君篡位之企圖，天王密詔北王、翼王及燕王剷除東王。
9月4日，北王韋昌輝率三千精兵趕回天京，當夜在城外與燕王秦日綱會合，陳承瑢開城門接應。
眾軍在凌晨突襲東王府，東王被殺，東王府內數千男女被殺盡。其後北王以搜捕“東黨”為名，大殺異己。眾多東王部屬在棄械後被殺，平民也不能倖免，隨後血洗南京城，約2萬餘人被屠殺。
翼王石達開十餘日後到天京，進城會晤北王韋昌輝，責備濫殺之事，不歡而散，連夜匆忙縋城逃出城外。北王未能捉拿翼王，盡殺其家屬及王府部屬。翼王從安慶起兵討伐北王，求天王殺北王以謝天下。此時在天京以外的太平軍大多支持翼王，北王在勢急下攻打天王府，但最終敗於效忠天王的將士及東王餘眾，最終北王韋昌輝於11月2日被殺，其首級被函送安徽石達開營中驗收
，燕王秦日綱及陳承瑢不久亦被處死，天京事變告一段落。
後來天王撤銷了楊秀清的圖謀篡位罪名，將楊之死忌定為“東王升天節”。
影響
天京事變天京事變後，太平天國內人心開始渙散，軍事形勢逆轉，清軍陸續在各戰場得勝，太平天國的控制區大為縮小，即使後來太平軍攻下江浙一帶，形勢上一直處於下風。
北王韋昌輝死後，翼王石達開執政，天王洪秀全開始重用其兄弟以牽制石達開，激發石達開在1857年帶領大軍出走，更令太平天國雪上加霜。
太平天國初期由軍師主政的政制，在天京事變及翼王出走後已名存實亡。後期的太平天國，天王雖然掌握了實權，然而當時的政府架構頗為混亂，加速了太平天國的滅亡。
在天京事變中，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先後被殺，翼王石達開出走敗亡。天京事變嚴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國的領導和軍事力量，成為太平天國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天京事變並未損傷太平天國的實力，主要表現在軍事力量上。但是，精神和思想層面的損失才是最嚴重的，天京事變的惡果不是軍事兵力的銳減和戰鬥力的下降，也不是土地的喪失，而是神話宗教體系的崩潰。
歷史疑團
史學界關於天京內訌的起因有逼封萬歲說（包括無詔擅殺說）、告密說（包括陷害說）、索取偽印說（包括索取金璽）、加封萬歲說（包括故意加封說）、自居萬歲說五種說法，除了傳統的“逼封萬歲說”外，“密告說”是另一個受到不少史學家支持的說法。
“告密”說的支持者認為，“逼封萬歲”說依據的史料主要是各種私人筆記，其原始敘述無不錯謬百出，大乖情理，更像以訛傳訛的市井傳聞，政治謠言，而“告密說”在太平天國文書，清方文書、外國人的記載中都能找到根據，更為合理。對於韋昌輝誅殺楊秀清一事是否經過密議，洪秀全是否向諸王頒發誅楊密詔，學界一直存在爭議，但從誅楊一事事發突然且進展順利來看，誅殺楊秀清是經過周密的策劃和分工的，洪秀全在事前也絕不會不知道此事。因此誅殺楊秀清，至少是經過洪秀全默許的。
當時（距離天京內訌不到一年）有兩個外國人所寫的通訊都認為天京內訌是由“告密”所引起的。布列治門發表在1857年l月3日《華北先驅周報》上的一篇通訊中說 .
“先是楊秀清有一心腹部將為其親信，不知何故，向洪秀全告密，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韋昌輝回兵勤王，一以保護其自己生命，次則以誅滅謀篡位者。”
“緣那大僭竊音（指楊秀清自1849年起即自稱得上帝附體，因之而成為全軍的實際元首，卻被陰謀所算而被殺。人皆相信彼有奸謀欲弒天王而奪其位，他卻被一同盟的高級人員所賣。對天王告密。而自告奮勇願負掃除奸黨之責。洪秀全於昏聵閉之中忽然醒悟。立即傳諭召出征安徽之北王韋昌輝及方奔丹陽之頂天侯。或並有其他首領回京。”
支持告密說的史學家認為，“告密”說與“逼封萬歲”說是完全對立的。如果楊秀清確已當面逼迫洪秀全封其為“萬歲,則篡位意圖已經公開暴露，還有什麼更甚於此之”密“可”告“？既然有人”告密“,說明楊秀清是在秘密活動，並沒有公開”逼封萬歲“。麥高文的通訊中還指出了告密者是太平天國領導人物中的第八位。從洪秀全算起，第八位應是胡以晃。但胡以晃在內訌之前早已病死，如果排除已死的人不算，則第八位應是朝內官領袖佐天侯陳承熔。
“告密說”在清方文書中也可以找到根據。據鹹豐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江北大營欽差大臣德興阿秦報：洪秀全在殺韋昌輝之後，又於十一月初一日將燕王秦日綱與佐天侯陳承熔同時處死。太平天國官方公開處死這三個人，顯然與追究內訌責任有關。韋昌輝、秦日綱是襲殺楊秀清並大殺其部屬二萬餘人的罪魁禍首，陳承鎔則可能是犯了“告密”不實的陷害罪而被處死，此外就很難找出公開處死他的任何原因。
與外國人的記載、清方記載相比，太平天國本身的正式文書更能說明問題。洪秀全在《踢英國全權特使額爾金記》中明確指出楊秀清之死是“遭陷害”的。這與“告密”說正好互相對應：“告密”者告密不實，被“告密”者就會遭陷害“。詔中說：
“爺遣東王來贖病，眼蒙耳聾口無聲，受了無盡的辛戰，妖損破頸跌橫。爺爺預先降聖旨，師由外出苦難清，期至朝觀遭陷害，爺爺聖旨總成行。”
在說明楊秀清遭受陷害之後不久，太平天國政府公開為之平反昭雪，定楊秀清被殺之日為東王升節扎，簡稱東升節。洪秀全在《天曆六節並命官富作月令詔》中說，
“天曆三重識東王，降托東王是父皇，爺前下凡空中講，爺今聖旨降托楊。七月念七東升節，天國代代莫些王，謝爺降托贖病主，乃埋世人轉天堂。”
雖然人死不能復生，但是平反與不平反還是大不相同的。韋昌輝、秦日綱、陳承熔均系因罪被誅，爵除，家屬成為罪人家屬。而楊秀清則公開平反，追念前功。以洪秀全第五子襲爵、稱幼東王。定其忌日為東王升天節，成為天國六節之一。如果真有“逼封萬歲”一事，則叛跡已顯，大逆不道，豈可如此險重平反！只有他確實遭到陷害，並無“逼封萬歲”劣跡，才能得到這樣的身後殊榮。
洪楊新論
洪秀全本只是個純粹的“精神領袖”
天國亡於洪秀全。但追溯起來，洪並不是天國的創造者。《李秀成自述》里說：“南王馮雲山在家讀書，其人才幹明白，前六人之中，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換言之，“開國者”，馮雲山也。
1844年，馮雲山囊空如洗進入紫荊山，三年後，當地信徒已達2000餘人。期間，被馮雲山終日念叨的“教主”洪秀全，始終神龍見首不見尾。直到金田起事前夕，洪一直都未曾在教眾面前露面。李秀成說“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實為天國高層共識。長期以來，洪只是一尊宗教偶像。
起事後，戰爭成為太平軍日常事務。軍事領袖地位上升，宗教領袖地位下降，是必然之事。來自廣東的洪秀全和馮雲山不得不在領導班子排序上向廣西本土實力派楊秀清和蕭朝貴們妥協。結果是：教主洪秀全仍居一把手，馮雲山則由二把手退居四把手，楊秀清、蕭朝貴分別上升為二、三把手。但一把手洪秀全實際上從未掌握實權，楊秀清總攬了軍政大權。日後出師北伐，檄文《奉天討胡檄》上，居然也只用了楊秀清和蕭朝貴的名義，見不到洪秀全的名字。換言之，洪只是“虛君”。
但是，洪秀全並不甘心只做“精神領袖”；楊秀清們也不可能讓洪真的擁有“精神領袖”的實質號召力。衝突，於是不可避免。
楊秀清與洪秀全之間的意識形態路線鬥爭
金田起事之後，馮雲山承認了楊秀清搞的天父下凡的把戲——楊在1848年春以“上帝附體”方式發言，從此取得了天父代言人的地位，平時位次洪秀全，但當“天父附體”時則超越洪秀全，所說的話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楊的把戲同樣是實用性的，與宗教無關。
實用派、實力派宗教領袖馮雲山的過早戰死，改變了太平軍中教權與軍權之間的比重——
偶像派宗教領袖洪秀全在失去馮雲山的支持之後，面對軍事領袖楊秀清和蕭朝貴一而再再而三的“天父下凡”把戲，毫無還手之力，發展至極端，楊秀清甚至敢借“天父下凡”當眾打洪秀全的屁股。
楊、蕭等人實無真的宗教信仰，當年馮雲山運動他們入伙，即絲毫不曾提及宗教。因此，太平軍內部，在宗教領袖洪秀全和軍事領袖楊秀清等人之間出現路線之爭，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這一路線之爭的明朗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853年太平軍攻克武昌。進入武昌後，楊秀清曾去拜謁了當地的孔廟。這顯然會讓高呼“打倒孔妖”的宗教領袖洪秀全相當尷尬。由此，也就開啟了楊秀清所主導的儒家路線與洪秀全所主導的上帝教路線之爭。
這場意識形態路線之爭，其實是世俗權力之爭的延伸。缺失了軍政事務決策權的洪秀全，自起事之後，便只能將精力轉注於宗教領域。作為精神領袖，操縱意識形態是洪秀全對付楊秀清最後的殺手鐧。故而，他領導下的刪書衙，對當時主流文化儒家學說大加撻伐，對其他宗教甚至民間宗教也嚴厲打擊。
洪的這些過激行為，在天國底層民眾中造成了思想混亂，其嚴厲的排他性，更給總理政務的楊秀清，帶來了巨大的工作阻力。楊的反彈方式是借“天父附體”斥責洪秀全。1853年5月，洪秀全禁絕儒學焚燒古書剛剛拉開大幕，楊秀清就借“天父附體”傳達指示說：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話，未便一概全廢。”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出自《中庸》，“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出自《論語》。楊秀清認為這些話不是妖言，不宜全部廢除，實際上是敲打洪秀全，對其意識形態工作表示不滿。
但洪秀全無視了“天父”的旨意，一意孤行，禁絕儒學和焚燒古書的運動愈演愈烈。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傍晚，楊秀清“天父附體”傳達旨意的語氣變得強硬起來，明確指示：“千古英雄不得除，流傳全仗笥中書”；“千古流傳之書不可毀棄”；“真心忠正的臣僚傳述總要留下”。楊秀清顯然已經相當憤怒，幾個小時後，“天父”再度下凡，勒令洪秀全必須停止他瘋狂的意識形態運動。楊的威嚇起到了預想中的震懾效果，此後，再未見洪秀全有大規模焚書的記載，而是代之以刪改四書五經的妥協政策。
鬥爭並未終結。具體的過程不再重要，結局是：1856年，洪秀全策劃“天京事變”，血洗了楊秀清和他的東王府勢力。這位天國“精神領袖”，終於心滿意足地實現了自己夢寐以求的“政教合一”。但正如楊秀清所評價的那樣，洪教主的平庸和短視是致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