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在本書中，黃仁宇閘述了自己研究中國歷史的重要結論就是：中國歷史缺乏數目字管理，即便在他對於近代史的研究中他仍然堅持這種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雖然強調從技術、經濟和法律的角度來認識歷史，卻從不主張把歷史學徹底地實證主義化。歷史是一種關係的建構，而這種建構與人性的複雜因素是共生性的關係。因而歷史就成了一個生成性的具有巨大可能性的想像空間，而不是像以往那樣按照歷史規律只能線性地展開。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最新文集，旨在彰顯其“大歷史”的觀念，藉以重新修訂中國古代史、近代史、個人觀感及人物傳記。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經自強運動、甲午中日戰爭、康梁百日維新、民國肇建、五四運動、軍閥混戰、北伐、抗日戰爭……在這一連串長久遠大的過程中，舊體制已經瓦解。過去的農業體制往往成為改革的障礙，所以要加以改造。在這裡，作者提出一個“立”字：以“立”字下端的一長橫，代表社會低層結構，“立”字上端的一點和一橫，代表創建的國家與社會的高層結構，眼前的工作即加入當中的兩點，此即執行商業往來時，在法律面前厘定個人的權利與義務。本書是作者歷次精彩演講、訪問及評論的結集。對作者所有著作中的觀點提出補充，並且對讀者有疑慮的地方，也加以解說，為其所有著作的精華解釋。
特色及評論
伴隨著美國中層理論的興起和翻譯引入，歷史研究已經越來越社會科學化了。這由當前社會史研究的盛極一時可以得到證明。如果歷史研究不是建立於微觀的經驗研究基礎之上，從而內在生長出一種比如公共領域概念式的分析框架，那么這種歷史研究就容易被學界詬病為一種“宏大敘事”，意謂其是一種空洞無物的甚至意識形態性的歷史書寫。相對於這種主流的史學研究趨勢，黃仁宇無疑是一個“異端”。新近出版的《大歷史不會萎縮》就是一種“撥亂反正”的聲音。針對學界對他的“大歷史觀”的批評，黃仁宇沒有輕易地就繳械投降，放棄自己觀察歷史的獨特視野。在我看來，黃的主張是：作為觀者的歷史研究者，應該更多地“介入”當時的歷史性進程之中，通過對歷史事件的爬梳甚至是“神遊八極”式的勾連，儘可能把歷史作為一種相互關聯的空間和時間元素的再生產過程來看待，從而有效地揭示繁複的歷史表象背後的“真實故事”，而與此同時，歷史學者應該儘量擯棄從一種後設的立場出發，把單個的歷史人物或事件從它的語境中“拎”出來，粗率地對之作出道德或者價值判斷。這種判斷往往是苛求於前人，用俗語說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因而黃仁宇在他的文章中就直言不諱地批評道：“中國人重褒貶，寫歷史時動輒把筆下之人講解成為至善與極惡。這樣容易把寫歷史當作一種抒情的工具。”中國是有史官傳統的，而史官的職責就是記錄歷史的同時作道德判斷。而史官對歷史的書寫往往又是與意識形態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的。最後往往是採取簡單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意識形態主導了歷史的書寫。這種歷史書寫由於忽視了關係千萬重的歷史面相，而主題先行地把一個已經設計好的標籤強加給歷史，最後不是削足適履就是掛一漏萬。也許正如黃仁宇所云，寫歷史的人應該重視事情的因果關係，而不是私人情緒上的好惡，只有這樣，歷史學才能正本清源，關注歷史何以如是展開，而不是去譴責歷史的如是展開。換言之，歷史學家才能真正地如錢穆所講的那樣，對歷史抱持一種適度的溫情與敬意，到達一種“同情性的理解”，而不至於粗暴而荒唐地針砭歷史。這點，在黃仁宇對中國近代史的積極評價和對毛澤東、蔣介石的評述中可以得到印證。
也許只有這樣，作為歷史書寫者，才可能真正地抵達歷史本身那些幽暗而歧異的空間，使歷史成為一個具有包容差異性能力的超級文本。這當然是對意識形態宰制下的歷史書寫模式的一次顛覆和革命，同時也開闢了我們理解自己的歷史記憶的另一種途徑。與別的歷史學家不同的是，黃仁宇曾經有過當下級軍官時“半像土匪，半像乞丐”的從軍經歷。這使他對中國社會的底層有一種深切的體察，可以說，他的歷史書寫是從日常生活中生長出來的，多了些人間煙火氣和血肉感，而不像時下的一些歷史書更像是“書齋里的革命”。如果說，黃仁宇的歷史書寫反抗了把歷史研究毛細血管化的趨勢，那么這種反叛導致的“宏大敘事”倒可能結出善果，那就是把親歷歷史的日常敘事與反思歷史的宏大想像結合起來，從而使歷史學能夠在故事的敘述中展現歷史自身的脈絡。
作者介紹
黃仁宇，一九一八年生於湖南長沙。抗戰期間及戰後，曾擔任下級軍官十年；自成都中央軍校畢業後，任陸軍第十四師排長及代理連長。一九四三年加入駐印軍，任新一軍上尉參謀。受頒陸海空軍一等獎章。抗戰結束，任第三方面及東北保全司令長官司令部少校參謀。一九四六年參加全國考試後，獲保送入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後曾任國防部參謀。再度赴美，於密西根大學攻讀歷史，獲博士學位（一九六四）。曾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著有《萬曆十五年》，《中國的大歷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地北天南敘古今》，《放寬歷史的視界》，《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等書。曾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編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