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溯源
大學生自殺免責書人民網南京報導，2003年11月3日電 11月1日上午，南京師範大學仙林校區體育中心內，4000多名大一新生及家長們濟濟一堂，隨著校方負責人的一聲“簽約儀式開始”學生代表們分別與校方簽訂了一份《學生自律與教育管理協定書》，而在這份協定中，令人醒目的莫過於第10條：“學生自殺、自傷的；在對抗性或者具有風險性的體育競賽活動中發生意外傷害的；住校外學生在上學、放學、返校、離校途中發生傷害的；學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離校期間發生人身傷害的；在放學後，節假日或者假期等學校工作時間以外，學生自行滯留學校或者自行到校發生的人身意外傷害的，校方將無法律責任，學生就此必須承擔相關的責任。”
社會背景
大學生自殺免責書鑒於社會壓力，感情問題，許多大學生心理疾病，得不到及時醫治疏導，抑鬱症成了殺人兇器。心理脆弱，感情受挫，輕生事件屢見不鮮。
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深受重視，室友之間發生矛盾、大學生出現情感困惑走極端、畢業前大學生壓力大自殺等事件屢見報端，對此家長憂心忡忡，公眾忍不住質疑當代大學生：一次失戀便想不開跳樓，遇到點挫折便想割腕，嫉妒同學便發生危害行為。
隨著時下大學生自殺事件頻發，新聞媒體頻頻曝光，社會輿論普遍針對校園管理不得力，教師管教學生不當。學校遭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迫於無奈，學校無力承擔某些責任。
事件回顧
大學生自殺免責書2011年5月20日，中國石油大學青島校區15號樓，一名女生從7樓墜落至2樓身亡。據訊息稱，該女生是半夜兩點左右墜落的，在宿舍內的同學都聽到很大的動靜。女生並沒有直接墜落底層，而是掉到2層的陽台上。
2011年5月22號，齊大一男生晾衣間上吊自盡。
一網友於2011年5月27日留言“商丘示範一女生在家中自殺，原因是抑鬱症。”
2011年5月24日山東大學威海分校一大四女生跳樓自殺，官方解釋是父母離異，雙方都不要她。
2011年5月24日上午11時左右，在華僑大學廈門校區刺桐苑四號樓學生公寓，材料學院2007級本科高分子專業一男生被發現在其宿舍內身亡。
社會反應
大學生自殺免責書“自殺免責書”會出現兩種感受，學生會覺得學校缺乏人文關懷，像某學生說的，“學校給你提供吃、住的場所，但不顧你是否健康成長。在學校出事了，學校難道沒有一點責任？”家長們會徒生顧慮，“把孩子送到學校，萬一出現什麼意外，學校難道袖手旁觀嗎？”
不過，也有學生表示理解，因為大學生自殺和自傷可以由很多因素造成，例如感情問題、家庭問題、人際問題等，這些因素不一定全是學校造成的。大學生過了18周歲就成年了，有對自己負責的義務。大部分學校會提供心理健康諮詢，但有些同學有自閉傾向，不願諮詢。這些同學如果有自殺、自傷行為，就應該自己負責。
毋庸置疑，“自殺免責書”只是入學協定書，沒有法律保護當屬無效，然而如此自殺免責條款在很多高校都存在，這無不折射出兩個問題，一是高校學生管理的公式化，二是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滯後。
“自殺免責書”的的確確道出了學校的某種無奈。沒有一個學校能夠絕對避免安全事故，尤其對高校更是如此。處於青春期的大學生面臨學習、就業、家庭、愛情以及價值觀等各種困惑，很容易發生心理問題，大學生自殺、自傷的事件屢見於報端。儘管有教育部的“免責”法令，但在現實中，或出於息事寧人，或出於某種壓力，無論是否有責任學校都要賠償，幾乎成為慣例，這無疑對部分學校而言是一種經濟負擔。更何況，一旦發生安全事故，學校損失的不止是金錢，往往還要受到上級主管部門的處罰，更會損及學校的聲譽影響招生。因此，對於大學生“自殺、自傷”事件，大多數學校既緊張又頭疼，出此昏招意在預防，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種怪現狀，凸顯了學校和學生以及社會關係的斷裂，而這種斷裂，又和法制不夠堅挺以及教育管理體制不夠科學完善等原因存在聯繫，因此輿論不妨寬容一點，理性一點。而另一方面，無論再如何無奈，學校也不該出現這樣的協定，因為學校和學生不是冷漠的甲方和乙方，不是簡單地釐清權利和義務就行了，學校對學生，更應該有愛與關懷。
校方回應
校方相關負責人表示，協定的意義類似“溫馨提示”，是對學生的文明約定，目的是告知新生在宿舍需要注意的事項，從而實現要求自律的目的。例如，學生不遵守宿舍紀律，攀爬陽台而掉到樓下了受傷，那就要自負責任了。該負責人表示，這份協定書的條款存在多年了，並非針對不久前發生的“情傷事件”。事實上，沒有這樣一份協定書，學生違反了紀律，也會受到相應處罰，而學校要負起的責任，也不會因為這份協定書隨意地推卸。
專家觀點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這樣的條款並非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一家獨有，很多高校都存在類似的“自殺免責”條款，而實際上此類條款是無效的。熊丙奇建議說，如果真從學生健康出發，大學首要考慮的不是萬一出現傷害事故怎樣免責，而應從完善學校的管理，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生活環境著手。
法律解析
大學生自殺免責書學校事先擬定的體現校方意志、為己方卸責的協定，相當於“格式契約”，而根據《契約法》，在對該條款理解發生分歧的時候，應做出不利於提供契約一方的解釋。而且，協定書籤訂的雙方應為地位平等的民事主體，利用自身強勢地位強迫學生簽訂，幾乎等於“霸王契約”行為，學生有權拒絕簽訂協定。
學校作為教育機構，與學生之間並不是純粹的民事契約關係，而帶有一定的公法性質。雖然在學生自我約束管理等方面，雙方可以訂立契約，但在關乎學生生命健康的問題上，學校與學生之間是法定的權利義務關係，這種關係不能通過協定的形式免除或放棄。
就法理而言，生命健康權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權利，因此，除了人身保險契約之類的特殊法律關係，法律在原則上不允許設定以生命權、健康權受損害為標的的契約。而我國《契約法》第三章“契約的效力”第53條已明確規定：契約中關於“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免責條款無效。因此，該協定書作為契約而言是無效契約。
在刑法上，對於個人的自由權、人格權和財產權法益，在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個人一般有承諾權，即可以做出允許他人損害該法益的承諾。但對於生命權，刑法採用絕對保護原則，而對於身體健康權，傷害只有在一定情形下才具有承諾性，嚴重威脅健康保護效果的自身傷害承諾依然不具有法律效應。因此從刑法角度來說，該協定簽了也無效。
根據教育部2002年頒布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因為學生自殺、自傷而造成的學生傷害事故，學校已履行了相應職責，行為並無不當的，無法律責任。反向可推，若學校沒有履行相應的教育、管理職責，或因為校方行為失當導致學生自殺，那么，無論有沒有簽免責協定，學校都應該承擔責任。
根據中國《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相關法規，學校對於學生都有教育、管理和保護的義務。而根據《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學校對學生進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護，應當針對學生年齡、認知能力和法律行為能力的不同，採用相應的內容和預防措施。”對於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學生，學校的注意義務標準可以降低，但並不意味著完全沒有義務。
根據民事法律的規定，學生自殺、自傷事故對於高校民事責任認定而言，要看學校是否存在過錯。如果學校存在管理漏洞，或者因過度批評等直接或間接的刺激行為，或者沒有及時對有自殺、自傷傾向的學生進行必要的情緒疏導和管護，都屬於失職失當行為，學校要依法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如果學校工作人員對學生有侮辱、體罰、“潛規則”，刻意給學生造成心理壓力，最終導致其選擇自殺，甚至教唆、幫助、脅迫學生自殺、自傷等行為，相關人要被追究相應刑事責任和附帶民事責任。而根據最高法院《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9條，高校也不能免責，要對學生自殺承擔連帶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
《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第26條規定：“學校無責任的，如果有條件，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本著自願或可能的原則，對受傷害學生給予適當的幫助。”而在實際情況中，即便學校對於學生的自殺行為確實沒有責任，出於學校聲譽等因素考慮，為了息事寧人，通常都會以人道主義的名義給予補償。
社會反思
大學生自殺免責書“自殺免責書”正是要倒逼心理健康教育補課，各大高校應將心理教育與專業課同等重視，在校內開設心理諮詢室、減壓室和傾訴室，利用課堂時間向大學生灌輸心理健康教育，針對大學生群體的心理發展特點和容易出現的問題進行靈活施教，這裡既包括性教育、社交技巧、減壓訓練，也要幫他們樹立正確戀愛觀，怎樣走出失戀、如何進行心理調適等，當然，引導大學生如何幫助他人、如何保護自己、防範欺騙和侵害等也屬於心理教育範疇。
從當下看，各大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大都是蜻蜓點水，抑或者是擊性的，都是表面文章，對學生來說都是形式和過場，在真正遇到問題時往往束手無策，喪失理性。因此，完善相關配套設施，加強心理健康教育，下一步應成為考核高校的項目，以督促學校引起重視和具體落實。
心理健康教育不斷完善，大學生身心健康可得到一定保障，最關鍵的是他們面對困惑時懂得尋找合理釋放、解決的途徑，減少不必要的傷害行為。但是，心理健康教育不是萬能的，自有它的局限性，要想從根源杜絕意外事件發生頻率，學校要在內部管理上與時俱進，多一些人性化舉措，少一些公式化的免責，少一些硬槓槓的約束，為學生營造富有人文氣息的校園，唯有這樣，學生們才能擁有健康成長的土壤 。
總而言之，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石，完善心理教育，根據學生實際需求制定管理細則，以高度責任感面對學生的安危和冷暖，注重學生的差異性和多樣性，特殊情況特殊關照，這是當代大學的人文精神所在。所以，摒棄公式化的“自殺免責書”，將精力用在對學生的關懷和教育上，這應是大學亟需修煉的必修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