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了，在大吉祥胡同輾轉了幾個城區，搬遷了幾次，但是最讓我懷念的還是曾經居住過的小平房。就是到了今天，我80多歲的老母還總是埋怨，一次次的搬家，能和她談天說地的人越來越少了，住在樓房裡一家一世界，我一上班，整天就沒個說話的，少了許多人情世故，溫馨熱鬧。
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跟隨著父母，曾經在禮路胡同、翠花橫街等地都住過。但我記憶最深的還是位於西城區的小珠簾胡同17號。那裡有我童年的玩伴，有我童年時代所經歷過的喜怒哀樂，還有那至今溫暖我心靈的溫馨。
小珠簾位於西城豐盛地區，它的南邊是兵馬司胡同，毗鄰三道柵欄胡同、能仁胡同、山門胡同；往北是羊肉胡同、磚塔胡同，住在這裡的大都是平民百姓，偶見一些小汽車在這裡進進出出。北邊倒是有一些高樓建築，都是部委所建的家屬樓，我們這些住在平房裡的孩子羨慕得不得了，也經常到那些大院裡玩耍，被門衛看見後大聲訓斥，各自倉皇逃跑。
1964年我的父親因病去世，剩下我和母親相依為命，每月靠父親單位發給的20元生活補助金度日，為了節省開支，經父親的朋友介紹，我和母親從翠花橫街搬到了小珠簾，房東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我叫她宋奶奶，她有一兒一女，看我們是孤兒寡母，不要我家的房租。直到“文革”期間，房產歸公，我們才每月交9角錢的房租。同院的還有在糧店工作的李大叔一家五口，在人民醫院工作的李大爺夫妻二人。
小珠簾胡同不大，是一條東西向的長條兒胡同，只有25個門牌號。我所在的17號院是一個拐進的死角兒，這裡原來叫大吉祥胡同，17號院原來是大吉祥胡同1號。院子不是很大，地勢比較低洼，一個月亮門把院子分成了里外院，李大叔一家住在外院，我們家和宋奶奶、李大爺住在里院。“文革”期間月亮門被拆掉了。院內一溜兒四間北房，只有一間東房，而我就在這間僅10平方米左右的小東屋裡一住就是20年。
那個時候，上學都是按街道劃片兒，胡同里的孩子們上學一般都是在兵馬司國小，我是從原來的國小轉到了這裡。“文革”中，學校按部隊建制，年級叫連，班級叫排，兵馬司國小當時搞起了“五七連”，學工、學農又學兵，班級分成了橫班和縱班，橫班就是按現在的年級分班，上文化課，縱班類似現在的複試班，按居住地分班，主要是學工、學農和軍訓。在學校里，我們除了學習功課外，還挖過防空洞，打過磚坯，到農村拉練，幫助農民夏收。所以，一個胡同的孩子上學是同學，下學後就是鄰家玩伴兒，那時候不像現在的孩子有這么多玩兒的東西，做完作業，夥伴兒們都集中在胡同里“抽漢奸”，跳皮筋，滾鐵環，倒是別有一番滋味。
在這裡，我經歷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段人生，從少不更事逐漸變得成熟起來，可以說，我的人生觀、世界觀就是在胡同里逐漸形成的，它影響了我以後的生活。
剛搬過來的時候，正趕上“文革”開始，由於父親曾經被劃成“右派”，“文革”中這筆舊賬又被翻出來了，其實這個時候，我的父親已經去世幾年了，但有一些人，非要揪住不放，想從我母親這裡找出點父親和老北京市委一些領導的關係，其實他們的目的不在我父親，而是在這些領導，想挖出點東西邀功。我至今清楚地記得，好幾個傍晚，勞累了一天的母親還沒顧上休息，幾個壯漢走進我們家，像審訊犯人一樣地審問我母親，父親和北京市委某某、某某某都有什麼聯繫，都乾過什麼。可憐我那什麼都不知道的母親，根本說不出來他們想知道的東西，只能以抽泣回應。而那時年幼的我，只能蜷縮在床角，在昏暗的燈光下，驚恐地看著眼前發生的一切。這些人走後，我的母親都要放聲大哭一場，然後再開始周而復始地勞作。更為令人氣憤的是，出身於貧農家庭的她，一天好日子沒過，“文革”中卻被當做“五類分子”家屬被安排到學習班去學習。我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雖然表現很優秀，但在入團的問題上也屢受磨難，在我的心靈里總感到比人矮一截。有一段時間，一遇到填寫登記表的時候，我的心裡就打顫，不敢抬頭見人，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
當時的生活是艱難的，由於經濟上的拮据，體弱多病、手有殘疾的母親以繡花、做口罩、扎藥箅子等活計貼補家用，每個月十幾元的收入要精打細算，靠鄰居們的幫襯才能勉強度過，我雖然還在上學，可已經像個小大人一樣承擔起生活的重任。清早起來，幫母親收拾房間、生爐子，下學以後幫助母親做飯，後來居然練就了蒸饅頭的好手藝，往發麵里放鹼水，只放一次，保證正好，蒸得饅頭又白又好吃，得到大人們的稱讚，有時他們蒸饅頭，還要讓我看看鹼放得合適不合適。有時母親病了，我還要摸著黑兒起床，到白塔寺、西四、宣武門的藥店排隊給母親抓藥。那個時候沒有現在的年輕人這樣富有理想和幻想，就是一門子心思想好好學習，找個工作，幫襯一下家裡。逆境中的生活持續了很久，直到1979年我從工廠考上了大學，父親的右派問題得到平反以後才有所改善。現在回想起那時候的日子，還感慨不已。那種日子確實鍛鍊人，可是我真不想再過那種日子了。沒有改革開放，沒有院裡鄰居們像親人一樣的幫助，我家的生活狀況真不知會是一種什麼結果。
我們的院落雖然不大，可是院子裡幾家人的關係像一家人一樣，讓左右的鄰居們羨慕不已。在這個小院裡，和睦、互助的溫情始終溫暖著我們一家。誰家今天做了什麼好吃的，總要拿出來讓全院鄰居們嘗鮮，而每家人也沒有什麼客套話，拿過來心安理得地就吃。誰家要是有困難，就像自己家的事兒一樣伸手。當時，我們孤兒寡母得到的照顧是最多的。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天傍晚，母親正在外院，和李嬸邊說話邊吃飯，不知怎的，突然碗掉在了地上，隨即母親人事不省，正當我手足無措的時候，宋家小叔下班回家，看到這一情景，二話沒說，從院外的房管所借了一輛手推車就把我母親送到附近的人民醫院，一直看護在身邊。我犯小腸疝氣需要做手術，是李大叔給我簽的字，在人民醫院工作的李大爺一天三次去看我，把我託付給醫生。外院的李嬸、宋奶奶家裡做了什麼好吃的，一定要給我們家送過來嘗嘗，還手把手地教我做飯。小時候的我就是被這種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溫暖簇擁著一天天長大的。感恩是我至今始終不變的信條。
生活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北京小胡同的平民們，生活雖然是清苦的，但是老百姓習慣了這種清貧生活，並在清貧中怡然自樂。即使在遭遇了天災人禍以後，他們也會泰然處之，在磨難中找樂兒。1976唐山大地震，驚醒了在睡夢中的北京人。我還記得那天發生地震時的情景，凌晨三點多，我和母親被劇烈的晃動所驚醒，瞬間我穿著短褲就跑出了房門，只見四周的房子發生著不規則的上下、左右的晃動，悶雷聲似乎是從腳下發生的。鄰家小院的外牆皮整扇地倒了下來，瓦礫堆滿了我們院。跑到大街上一看，到處是坍塌的景象，整個胡同的居民們全都跑了出來，驚恐地看著眼前發生的情形和慘狀。地震發生過後，最重要的是要安置好生活，因為隨時可能發生餘震，自己的家是不敢回去睡了，只能露天在外面搭個帳篷湊合著。當時的北京到處是抗震棚，成為那個時候北京的一景。我們小珠簾胡同比較窄，胡同的鄰居們不知從哪裡找來一張大苫布，大家湊來一些棍棒，五六個院落幾十口人就在胡同里搭起了一個臨時抗震棚，裡面是大通鋪，男男女女都住在裡面了。大人們特別是一些比較傳統守舊的人，礙於情面不好意思男女同住在一個屋棚下，到了晚上還是回到自己的房子裡面去睡，死也不肯出來。而我們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少年不識愁滋味，巴不得有這樣一個機會，抗震棚成了我們的樂園，大家在一起說笑打鬧，在鋪上追來跑去，嘻嘻哈哈，沒有了男女界限，彌合了以往的隔閡，大家仿佛成了一家人，當時的那種生活，真有點“戰時共產主義”的味道。這種狀況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地震形勢穩定了，我們這些孩子才被家長趕著，戀戀不捨地分別，回到各自的家裡。
這些年，北京搞起了“胡同游”，其實，要想真正體味北京“胡同游”的味道，不是走幾條胡同，看幾處房子能體會到的。北京胡同的文化內涵深藏在院落里，只有生活在那裡才能切身感受，胡同兒里所蘊涵著的京腔、京味、京情集中體現了北京的“胡同文化”，要比現在的“樓房文化”深的多。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和母親搬家離開了這個居住了20多年的老地方。那些曾經帶給我無限溫暖的長輩們也一個個故去了，兒時的玩伴們也都成家立業，不知在北京的哪個角落過著和我一樣的平常生活。如今我的住房條件比那個時候有了天壤之別的改善，可是我還會時常想起那個小小的院落，不時去小珠簾胡同走上一圈兒，看一看那裡發生了什麼變化，回憶一下當年的情形。這些年北京搞城市連片改造，但不知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改造到小珠簾，在鱗次櫛比的高樓包圍下，小珠簾胡同顯得破舊了，看到它，我的心裡就會有些傷感，因為那裡畢竟是我生活、成長的地方，我期盼著還在那裡生活的老街坊們也能隨著國家的進步，改善他們的居住條件，住進高樓大廈，小珠簾胡同將作為美好的記憶永遠留存在我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