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夏目漱石1867年（慶應三年）2月9日，夏目漱石出生。夏目家在江戶地方有龐大勢力，金之助身為家中么子（排行第八），由於在他出生前家境已逐漸沒落，雙親並不希望這位么兒的降生，所以出生後一度被寄養在別人家，兩歲時便被過繼為嚴原家的養子，此後因養父母情感不睦以及養父的工作影響而經常遷居。十歲時才總算回到親生父母身邊，然而這樣的幸福日子極其短暫，父兄一向與他不睦，並對他濃厚的文學誌向不以為意；其母在他十五歲時便因病去世，金之助十九歲時就已離家開始其外宿生涯。這些遭遇相信對於金之助的心境及日後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
1874年，七歲，入淺草壽町的戶田學校。夏目自幼喜歡漢學，14歲開始學習中國古籍，少年時曾立志以漢文出世。
1888年，考入東京第一高等中學。與同學－－後來的俳句運動倡導者正岡子規結為摯友，22歲那年，便以漢文來評論正岡子規的《七草集》詩文集，並以漢詩體作遊記《木屑集》。就在這年，首次使用“漱石”為筆名。這個頗具漢學意涵的名字據說其典故取自於中國的《晉書》孫楚傳。
一千日元上的夏目漱石1890年，23歲的夏目漱石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英文科就讀，成績斐然。青年時期的他接受了漢文學所蘊含的道德觀念、英國文學中的啟蒙主義思想以及俳諧文學中的文人趣味和美學觀點的影響，大學期間已不時發表學術論文，從事俳句寫作。
1893年，大學畢業的他在校長的推薦下順利進入東京高等師範任教。兩年後辭職到四國島松山市中學任教，次年轉入九州島熊本市第五高等學校任英語教師。此後便一直擔任教職到33歲，在熊本市定居了4年又3個月。在這4年裡，夏目漱石搬了6次家，其中內坪井的舊居就是現在我所探訪的故居紀念舊址。對夏目漱石來說，熊本的這座故居是一個有紀念意義的地方。
1899年4月，他於《杜鵑》雜誌上發表《英國文人與新聞雜誌》一文。5月，他的長女筆子誕生於此。8月，他於《杜鵑》雜誌發表《評小說》一文。此時，夏目漱石才剛剛32歲。文學才華已勢不可擋。
1900年，夏目漱石奉教育部之命前往英國留學兩年。留學時期，夏目漱石體認到所謂的英國文學和他以前所認識的英文有著極大差異，精通英文不足以增強國勢，這使夏目漱石賴以生存的理想幾乎幻滅，再加上留學經費不足，妻子又因懷孕而極少來信，他的神經衰弱因此更為加劇，一直到回國後他始終為神經衰弱所苦，但也刺激他更專注於寫作。
夏目漱石之墓1903年，返回日本，任第一高等學校英語教授和東京大學英國文學講師，並常給《杜鵑》雜誌撰寫俳句、雜文類稿子。 回到東京後不久升任教授。
1905年，38歲時在（杜鵑）雜誌發表短篇小說《我是貓》，備受好評，應讀者要求而一再連載。深受鼓舞的夏目漱石因而有了創作的力量，此後10年是他創作的高峰期。之後被神經衰弱之舊疾折磨得相當痛苦。
1911年，夏目漱石曾拒絕接受政府授予的博士稱號。
1915年11月，經由林原耕三的引薦，久米正雄、芥川龍之介等人入漱石門下。
1916年，因罹患糖尿病接受治療，同年12月9日因大量內出血去世，葬於雜司谷墓地。夏目漱石死後將他的腦和胃捐贈給東京帝大的醫學部，他的腦至今仍保存在東京大學。
人物作品
中長篇小說
| 作品名稱 | 相關信息 |
| 我是貓 | 1905年1月-1906年8月、‘杜鵑草’/1905年10月-1907年5月、大倉書店・服部書店 |
| 少爺/哥兒 | 1906年4月、‘杜鵑草’/1907年、春陽堂刊‘鶉籠’收録 |
| 草枕 | 1906年9月、‘新小說’/‘鶉籠’收録 |
| 野分 | 1907年1月、‘杜鵑草’/1908年、春陽堂刊‘草合’收録 |
| 虞美人草 | 1907年6月-10月、‘朝日新聞’/1908年1月、春陽堂 |
| 坑夫 | 1908年1月-4月、‘朝日新聞’/‘草合’收録 |
| 三四郎 | 1908年9-12月、‘朝日新聞’/1909年5月、春陽堂 |
| 從此以後（それから） | 1909年6-10月、‘朝日新聞’/1910年1月、春陽堂 |
| 門 | 1910年3月-6月、‘朝日新聞’/1911年1月、春陽堂 |
| 彼岸過後 | 1912年1月-4月、‘朝日新聞’/1912年9月、春陽堂 |
| 行人 | 1912年12月-1913年11月、‘朝日新聞’/1914年1月、大倉書店 |
| 心（こころ） | 1914年4月-8月、‘朝日新聞’/1914年9月、岩波書店 |
| 道草 | 1915年6月-9月、‘朝日新聞’/1915年10月、岩波書店 |
| 明暗 | 1916年5月-12月、‘朝日新聞’/1917年1月、岩波書店 |
短篇小說·小品
| 作品名稱 | 相關信息 |
| 倫敦塔 | 1905年1月、‘帝國文學’/1906年、大倉書店・服部書店刊‘漾虛集’收録 |
| 幻影之盾 | 1905年4月、‘杜鵑草’/‘漾虛集’ |
| 琴的空音 | 1905年7月、‘七人’/‘漾虛集’收録 |
| 一夜 | 1905年9月、‘中央公論’/‘漾虛集’收録 |
| 薤露行 | 1905年9月、‘中央公論’/‘漾虛集’收録 |
| 趣味的遺傳 | 1906年1月、‘帝國文學’/‘漾虛集’收録 |
| 二百十日 | 1906年10月、‘中央公論’/‘鶉籠’收録 |
| 文鳥 | 1908年6月、‘大阪朝日’/1910年、春陽堂刊‘四篇’收録 |
| 夢十夜 | 1908年7月-8月、‘朝日新聞’/‘四篇’收録 |
| 永日小品 | 1909年1月-3月、‘朝日新聞’/‘四篇’收録 |
其他作品
| 作品分類 | 作品信息 |
| 評論 | 文學論（1907年5月、大倉書店・服部書店） |
| 文學評論（1909年3月、春陽堂） | |
| 隨筆 | 想起的事等（1910年-1911年、‘朝日新聞’/1911年8月、春陽堂刊‘切抜帖より’收録） |
| 玻璃門之中（1915年1月-2月、‘朝日新聞’/1915年3月、岩波書店） | |
| 演講 | 現代日本的開化（1911年、和歌山県會議事堂/1911年11月、朝日新聞合資會社刊‘朝日講演集’收録） |
| 我的個人主義（1914年） | |
| 遊記 | 卡萊爾博物館（1905年、‘學鐙’/‘漾虛集’收録） |
| 満韓各處（1909年10月-12月、‘朝日新聞’/‘四篇’收録） | |
| 詩集 | 漱石俳句集（1917年11月、岩波書店） |
| 漱石詩集附印譜（1919年6月、岩波書店） | |
| 從軍行（1904年5月、‘帝國文學’10卷5號） | |
| 作品集 | 漱石全集（1993-1999年、岩波書店、全28卷別卷1卷） |
| 漱石文學全集（1982-1983年、集英社、全10卷） |
寫作特點
《夢十夜》縱觀漱石一生的創作，會發現他一直關心社會現實，認真思索人生，努力通過各種各樣的典型形象反映生活，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生活，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他的作品風格樸實、幽默，結構巧妙，多樣，描寫生動、感人，語言樸素、細膩，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 夏目漱石的創作傾向是複雜的，但基本傾向是現實主義的。在他進行創作時，日本文壇上的浪漫主義高潮已經過去，自然主義派正處於隆盛階段，大有壟斷一切之勢。此外還有唯美主義等等流派存在。但是，漱石的創作卻在當時文壇上獨樹一幟。他不肯附和自然主義派，決心按照自己對於文學的理解，走自己認為正確的道路。針對自然主義者以為事實的再現即文學的觀點，他主張文學不應該是實際生活的照片，而必須是有意識地虛構出來的“仿造品”，因為只有通過虛構才能產生超過“事實”的“真實”。因此，他的處女作《我是貓》一問世就受到自然主義派的攻擊，被斥為庸俗無聊的作品，此後他的作品也不斷受到自然主義派的指責。漱石雖然被一些人稱為“餘裕派”、“高蹈派”，可是這些稱呼並不能正確表現他的創作的實質，最多只能表現他的創作的一個方面，並且不是主要方面。
夏目漱石是在日本自然主義勃興時期步入文壇的。但是，他的文學觀與自然主義截然相異，其主要表現為強烈的道德意識和對現實的深刻批判。他是正岡子規“寫生文”的崇拜者，早期曾提倡“寫生文”，將自然與人生作為一幅寫生畫來描繪，逐漸發展為“有餘裕的文學”，又稱“低徊趣味”小說，這是1908年夏目漱石為高濱虛子的小說集（雞頭）所作的序中的造語。他的創作正是從“低徊趣味”小說《我是貓》開始的。夏目漱石的早期創作受兩種思想的支配，即同現實抗爭和逃避這種抗爭。當“這種抗爭和衝突直接流露出來的時候，他就寫成了《哥兒》、《疾風》等貫串著主觀反抗的作品，當他要逃避這種抗爭和衝突的時候，就產生了像《旅宿》、（倫敦塔）那樣浪漫主義的小說。”當然，前者始終是夏目漱石創作的主流，而後者則僅僅是主流中的一個短暫的、細小的回遊。
在第二時期的創作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所謂“愛情三部曲”。這三部作品雖然寫的是愛情故事，但其意義決不限於愛情範疇，作者所要表現的，實際上是明治時代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問題，描寫他們不滿現實而又無力鬥爭的狀況，其中不乏對明治社會的黑暗現實的揭露和批判。
夏目漱石被稱為“後愛情三部曲”的（春分之後）（1912）、（行人）（1913）、（心）（1914）都是以知識分子的戀愛為題材，其主題都是揭示由利已主義、個人主義釀出的悲劇。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形式，都有著緊密的聯繫。在思想內容方面，三部小說的主人公須永、一郎和“先生”都是由於在愛情上遭到挫折和失敗而導致孤獨和痛苦的人物，他們的悲劇正是人性深處的利已主義和妒忌心理誘發的必然結果，從而在客觀上宣告了明治維新以來由西方文化催生的資產階級道德的破產。在藝術形式上，三部作品的結構都是用幾個短篇連綴起來的：《春分之後》為六個短篇，《行人》為四個短篇，《心》為三個短篇，並且都有一個講故事的人登場。
夏目漱石各個時期的主要作品，不難發現，他是一位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傾向的作家。他的許多作品，無一不觸及到日本明治社會的某些本質方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庸俗、醜惡現象，以及日本“現代文明”所帶來的種種弊端作了尖銳的諷刺和深刻的批判，對利已主義進行了無情的鞭撻。
他的作品貼近現實，表現普通人的生活，描寫他們在戀愛、婚姻、家庭和社會中的各種問題，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內心矛盾及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心情，既富有濃厚的時代氣息，更秉有強烈的倫理道德意識和道義個人主義精神。在藝術上，夏目漱石的作品繼承了日本“徘諧”文學的傳統，吸取了民間文學“落語”的有益成分，具有幽默、風趣的特點。在創作風格上，他是“餘裕派”的代表人物，主張以旁觀者的餘裕心情來品味人生，從中產生回味綿長的趣味。他在一系列以愛情為題材的作品中，將“餘裕派”的低徊趣味與近代小說中的戀愛心理巧妙地裸合在一起，清晰地凸起了漱石文學獨具一格的特色。夏目漱石是日本文學界公認的首屈一指的語言大師。他的語言精確，豐富多彩，富有表現力，常常把雅語、俗語、漢語、西語等混融於作品之中，成為敘述故事情節，刻劃人物形象，描繪內心世界，反映現實生活，表達人生哲理的有力手段。這一切都充分地體現了作家的創作個性，顯示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
《我是貓》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學的傑出代表。這個黑暗現實（主要是國內形勢）形成一種重壓，使夏目漱石几乎喘不過氣來。面臨這種形勢，他既感到無限憤慨，又覺得無能為力。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乃是漱石思想意識產生種種矛盾，創作過程產生種種曲折的根本原因，也是他的作品不斷尋求解決辦法，但總是找不到的根本原因。在作品中批判社會的內容大大減少了，力量也大大削弱了，而集中精力以精雕細刻的手法剖析人們的內心世界，批判人們的私心，尤其是在男女愛情矛盾方面表現出來的私心以及由此產生的苦悶、孤獨和絕望，則成為漱石後期作品的主要內容了。總之，如果說他的前期作品在社會批判的大膽和尖銳方面超出同時代一般作品水準的話，那么他的後期作品在剖析人物心理的細緻方面和在批判人物私心的深入方面，也是同時代一般作品所不及的。
另外，夏目漱石畢生創作漢文詩兩百首余，還用中文寫作了《正成論》（1878）、《觀菊花人偶記》（1885）和《木屑錄》（1889）等漢文作品。毋庸置疑，早年對用漢語寫作漢詩文的熱衷和喜愛可視為之肇始，這在漱石很多的談話錄中可見端倪。1906年發表在《中央公論》上的《予之愛讀書》，和發表在《文章世界》上的《吾文學獲裨益之書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對當時文壇趨之若鶩的賴山陽（1780~1832）的漢詩“因鋪陳繁冗而感到厭惡”，獨獨傾倒於被人所不齒的荻生徂徠（1666~1728）的漢文，並在小說《草枕》中假借和尚與老人的對話表達了“徂徠比山陽的文章好很多”的取向。與力導漢詩日本化而流於粗率露骨的賴山陽相比，更偏愛倡導直接使用漢語訓讀詩文、拋棄朱子學帶給漢詩其本身的束縛與桎梏的徂徠，足見夏目漱石對漢詩文的熱愛之情。
人物影響
夏目漱石漱石在日本享有盛名，幾乎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中國小選他的作品為教材，所以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讀過他的作品。文學史家公認他為日本近代文學史上最傑出的代表作家之一，有的還將他和森鷗外並列為日本近代文學的兩位巨匠。日本發行的千元鈔票票面上決定採用他的頭像作為標誌，對於一個日本作家來說，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在整個世界範圍內，漱石也是最為人熟知的日本作家之一。世界幾種主要語言都翻譯了他的作品，有的甚至翻譯出版了他的全部創作。漱石也是中國人民最熟知的日本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早在解放以前就介紹到中國來了。《魯迅全集·現代日本小說集》收入他的兩篇小品文的譯文，即《掛幅》和《克萊喀先先》。這本書的附錄中寫道：“夏目的著作以想像豐富，文詞精美見稱。早年所作，登在俳諧雜誌《子規》上的《哥兒》、《我是貓》諸篇，輕快灑脫，富於機智，是明治文壇上的新江戶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日本（朝日新聞）曾評選揭曉了一千年以來最受歡迎的50名日本文學家，在兩萬多張選票中，夏目漱石以3516票位居傍首。
夏目漱石一生著有兩部文論、大量俳句、幾百首漢詩，若干隨筆和書信，但在文學上的最大貢獻是以他十幾部長篇小說和大批短篇小說樹起“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豐碑，給後來的作家以深刻的啟迪。夏目漱石一生堅持對明治社會的批判態度，以他具有鮮明個性的、豐富多彩的藝術才能，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稱為日本的“國民大作家”。他對東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詣，既是英文學者，又精擅俳句、漢詩和書法。寫作小說時他擅長運用對句、疊句、幽默的語言和新穎的形式。他對個人心理的精確細微的描寫開了後世私小說的風氣之先。
人物評價
魯迅先生說：“夏目漱石的著作以想像豐富、文詞精美見稱。早年所登在俳諧雜誌《子規》上的《哥兒》、《我是貓》諸篇，輕快灑脫，富於機智，是明治文壇上新江戶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
人物思想
自己本位
夏目漱石早期的思想是“自己本位”，在這一思想的建立過程中，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東方思想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又借鑑了西方近代哲學、近代自由主義思想。東方儒家思想是“自己本位”的根本，西方近代哲學是其方法論。夏目漱石不太看重以求真為目的的“揮真文學”，他的文學理念是以“自己本位”為出發點來構築的，是以追求“善、美、莊嚴”為理想的。他的“自己本位”的思想，究其根源，仍然是以東方儒家思想為基礎的，西洋的思想觀念、西方哲學的介入，只是為他選擇人生道路、構築文學理論提供了一個方法。
夏目漱石一開始就講明，他的這種“自己本位”絕對不是那種時時、處處以自己為中心的利己主義，而是一種具備“公平”與正義的發展自我個性的道路。發展自己的個性，追求自己的幸福是自己個人的權力，但是不能因此毫無理由地剝奪他人發展個性、追求幸福的權力。在最後他又聲明，他的這種個人主義，決非俗人所想的那種危及國家、危及他人的個人主義，而是一種建立在“道義”之上的個人主義，是以尊重他人存在為前提的。他自己把這種“自己本位”思想的特點歸納為三條：（1）欲想發展自己的個性，必須尊重他人的個性；（2）欲想使用自己擁有的權力，必須懂得伴隨這種權力的義務；（3）欲想顯示自己的金錢的力量，必須重視伴隨金錢力量的責任。同時，他又警告年輕人說，如果一個人沒有一定程度的“倫理修養”作基礎，那么他沒有發展個性的必要，也沒有行使金權的價值。
夏目漱石在《草枕》中提出了“非人情”的文學創作理論。“非人情”的提出及其含義與禪宗思想有著緊密聯繫。在廣泛學習和模仿西歐的明治時代，漱石提出“非人情”的文學創作理論，旨在呼籲日本作家創造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學。
另外，在夏目漱石的《文學論》的理論構築上，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是：論證方法是西方經驗論哲學以及心理學理論，思想的基礎卻是漢學中的“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論》）這一經國濟世的“有用之學”。書中運用的主要的西方理論有：斯潘塞的經驗論哲學、T·A·里博的《情緒心理學》、羅伊德·摩根的《比較心理學》、威廉·詹姆斯的《意識流》等。他在論述藝術家的創作態度以及理想時，利用了心理學上的“物我”兩分的方法，把“物”三分為自然、人、超感覺的世界，把“我”的精神作用三分為“知、情、意”，並進一步將其分為“真、善、美、莊嚴”4類。
在論述第4種精神作用時，認為“意志”與“意志的實踐”（在這裡指道德）是密不可分的，他在這裡提出了自己特有的基於儒家道德的文藝家的理想——“莊嚴”，因為這是夏目漱石論述的重點，從中可以了解到夏目漱石思想的真實面目。他說，這種“壯”理想在與“為國、為道、為人”的道義的理想結合後，就能引發一種“特別高尚的情操”，即所謂的英雄主義，而“到達真正的英雄主義，就能產生一種極其壯烈的情感”，爾後他惋惜地說：“在文藝家當中，以此種情緒為理想者，在當代幾乎沒有”。從他的這種認識出發，我們就不難理解漱石文學中的那些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極強的倫理道德修養的人物形象了。
夏目漱石不太看重以求真為目的的“揮真文學”，他的文學理念是以“自己本位”為出發點來構築的，是以追求“善、美、莊嚴”為理想的。他的“自己本位”的思想，究其根源，仍然是以東方儒家思想為基礎的，西洋的思想觀念、西方哲學的介入，只是為他選擇人生道路、構築文學理論提供了一個方法。
漢文學
夏目漱石畢生對漢文學鍾愛有加，直至修善寺大患、在臨終之前仍有漢詩留世。由此可見漢詩文在夏目漱石一生中的重要地位。夏目漱石是偉大的小說家、徘人，也是日本明治以來少有的漢詩人。曾親歷英國文學，受西方文學影響很深，亦屢屢在文著中彰顯其卓越的漢文修養。崇尚與謝蕪村俳句中的江戶情調，耳濡目染荻生徂徠的“漢化”之精髓，出生在明治維新後舉國學習西方之大背景下，回響國家的號召引進西學，無論是主動地還是被動的，這對於自幼熟知唐宋詩文的夏目漱石無疑是矛盾的。這點亦可從夏目漱石的漢詩文中窺得一清二楚。
在學生時代，夏目漱石創作漢詩38首，未成詩1首，漢文6篇，是為第一個時期。初期的漱石愛讀漢詩，傾倒於漢文古籍的修養，在此時期漢文寫就《木屑錄》中甚至言及“余兒時誦唐宋數千言喜作為文章或極意雕琢經句而始成……遂欲以文立身”。由此可見，夏目漱石早期的漢詩文創作主要著眼於所接受的唐宋詩文的化用，還停留在題物、詠史、送別、訪舊和贈友等生活層面。第二個時期創作漢詩19首，未有漢文傳世。1892 年 5 月，二十五歲的漱石成為東京專門學校的講師，並撰寫東洋哲學方面的論文《老子的哲學》，倡導平等主義。期間因患神經衰弱，開始有厭世傾向。縱觀這一時期的詩作，大都是悟道、參禪、淡泊功名之作，詩中“禪”“道”“白雲”的字眼屢次出現。在日本學界，夏目漱石漢詩研究日益受到關注。日本的學者們注重實證與資料，以其良好的感受力對夏目漱石漢詩文展開細節雕琢，但由於大多從作品本身或者尋找詩文本源的中國文學的影響（比如陶淵明），局限於某一角度鋪陳冗敘，很大程度上就制約了其思維視域的深度與廣度。
夏目漱石由於有漢文學、英文學這樣的東西方知識背景，能夠不局限於任何一種似乎既定的文學概念，能夠有一種非歷史主義的文學觀，這一點在任何時代都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也由此，夏目漱石才的確稱得上日本近代文學史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