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山古國

《漢書·西域傳》“山國”條：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谷於焉耆、危須。
《三國志·魏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傳》，謂山王國（即墨山國）與尉犁、危須“皆並屬焉耆”。
《水經注》卷二河水註：“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
『另附』 ∶ 史考：墨山國
魏晉時期以樓蘭（西域長史）、高昌（戊己校尉）和大煎都候故址（玉門關長吏）形成品字形布局，扼守西域與中土的交通咽喉，上承東漢，下啟前涼。在這個布局中，戊己校尉控守吐魯番盆地，阻擋天山北部遊牧勢力的南侵，其軍事意義較為突出；西域長史地處中西交通的十字路口，連線南北兩路的綠洲國家，其政治意義更為顯著；伊吾長吏駐屯玉門關外，北接高昌，西通樓蘭，西南連通鄯善，乃是西域絲路東端的總樞紐。樓蘭在這一戰略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很大程度上倚賴著它與高昌間的相互支持，而實現這一功能的，就是溝通高昌與樓蘭的墨山國之路。
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采自樓蘭的魏晉簡牘中，有反映樓蘭地區與高昌相互聯繫的內容。編號CH.928的一簡提到“高昌士兵梁秋等三人日食六升起九月一日盡卅日”[67]。王國維先生指出：“其（高昌）兵梁秋等三人，時殆以事留西域長史所，故其廩食由海頭給之也。”並推定其時間在西晉泰始間[68]。編號C.114的一簡曰：
兵曹泰始四年六月發訖部兵名至高昌留屯逃亡物故等事[69]
據唐長孺先生考證，此簡是兵曹簿籍，記錄泰始四年（268）發往高昌留屯兵士的逃亡、物故等事[70]。當然，對於西域長史和戊己校尉兩營士兵的構成及來源，目前的研究還不夠，從樓蘭文書中只能得到一些暗示性的了解。這些都是反映魏晉時期西域長史營（樓蘭）與戊己校尉營（高昌）間交通聯繫的間接材料。
西晉後期，中央政府放棄了對樓蘭地區的經營，鄯善國勢力進入樓蘭，樓蘭佉盧文書的發現以及學者對這些文書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71]。樓蘭放棄之後，高昌可能也會放棄。但這種局面並沒有保持很久，前涼早期就已恢復對樓蘭地區的統治。對於前涼樓蘭史，學者通過整理研究樓蘭簡牘，已經有了相當多的了解[72]。我們現在仍然把目光投放到這一時期樓蘭與高昌的交通問題上。這裡要提到“李柏文書”。1909年日本僧人橘瑞超在樓蘭發現的前涼西域長史李柏致焉耆王龍熙的書信草稿兩件[73]，即所謂李柏文書，受到學者們極大重視。今錄文書之二如下[74]：
五月七日海頭西域長史關內侯
柏頓首頓首闊久不知問常
懷思想不知親相念
便見忘也詔家見遣
來慰勞諸國此月二日來到
海頭未知王問邑邑天熱
想王國大小平安王使
□□俱共發從北虜中與
嚴參事往不知到未今
遣使苻太往通訊息
書不盡意李
首頓首
《 晉書·張駿傳》：“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為貞所敗。……竟以減死論。”孟凡人先生認為，李柏文書寫於擊叛將趙貞之前，寫信的目的，是為了聯絡焉耆，為出兵攻擊趙貞作準備，時在325年[75]。案趙貞是駐屯高昌的戊己校尉，對張駿似乎有點離心，所以李柏要建議攻擊他。根據文書內容分析，李柏剛剛從姑臧返回樓蘭，他到姑臧可能就是為了同張駿商議擊趙貞，得到同意後即回到任所著手準備。文書中還提到焉耆使者與“嚴參事”一起，“從北虜中”往焉耆。從涼州到焉耆，便捷又安全的路線是經樓蘭道，為什麼這裡需要迂迴“北虜”之地呢？看來也是為了擊趙貞而安排的外交活動。北虜，指東部天山一帶的鮮卑或由鮮卑所控制的其它遊牧部族。趙貞駐屯高昌，與伊吾及車師後國故地的“北虜”接界，因此攻擊趙貞，需要處理好吐魯番周邊地區的問題。
李柏向趙貞發起軍事進攻，唐長孺先生認為在東晉太寧二年（324）[76]。無論李柏這時是否與焉耆達成聯盟關係，他不太可能假道焉耆去攻擊趙貞。李柏進兵的路線，當然只能是經由墨山國之路，向北翻越庫魯克塔格，直接進攻高昌。我們不知道趙貞與李柏的軍事接觸究竟發生在什麼地方，可能在高昌城下，也可能在李柏進兵的路上，後者的可能性最大。李柏兵敗，退回樓蘭。樓蘭與高昌的聯繫因而中斷。三年以後，即東晉鹹和二年（327）[77]，前涼又一次進攻高昌，趙貞被擒，前涼於其地置高昌郡。前涼這一次出兵，自然也是經由墨山國之路。
高昌置郡後，似乎在吐魯番盆地並存著三個互不統屬的機構，即車師前國政府、高昌郡和戊己校尉營。駐屯樓蘭的西域長史營，在與吐魯番這三個權力機構的關係中，可能扮演著很特殊的角色。隨著前涼對鄯善、焉耆用兵，樓蘭的戰略地位越發突出。也可能就是因此，西域長史改號曰西域都護，提高了級別[78]。東晉永和元年（345），前涼設沙州，下轄晉昌、敦煌、高昌三郡及玉門大護軍、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三營。在這一軍政格局下，墨山國之路的重要性，乃是不言自明的。
前涼之後，從歷史文獻中所能知道的關於墨山國之路的使用情況，已經不多。本文開頭提到的呂光西征，即使不先至鄯善，也不可能避免經由墨山國之路。由於伊吾路為鮮卑控制，焉耆依附獪胡，所以要到車師和高昌，只剩了這一條路。我們在前面強調呂光大軍先至鄯善，後到樓蘭，還出於一種對樓蘭地區交通線變遷的推想：很有可能，從西漢到前涼，由於孔雀河流入羅布泊的水口緩慢地由北向南擺動，孔雀河尾閭地帶的綠洲也隨之發生了由北向南的擺動。西漢遺址集中於羅布泊以北（以土垠為中心），而東漢至魏晉十六國時期的遺址，集中於羅布泊西北地帶（以LA為中心），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發生這樣的地理變化，自然影響到交通線的變遷。西漢時期經常使用的穿越白龍堆至土垠向西的路線，到東漢以後，其地位很可能已經下降。而出玉門關經陽關繞道羅布泊西南至鄯善，再經喀拉庫順湖岸綠洲，沿羅布泊西岸北行到達LK、LA（樓蘭城）的路線，似乎更適於已經變化的羅布淖爾地區的地理環境。當然這只是一個猜想，還有待考古調查的證實。
北朝以後，隨著孔雀河改道，樓蘭地區自然環境發生了急劇變化，樓蘭綠洲消失了[79]。442年沮渠無諱受高昌太守闞爽降，將家戶自鄯善奔赴高昌。《魏書·沮渠蒙遜傳》：“無諱留安周住鄯善，從焉耆東北趣高昌。”可見這時從鄯善到高昌不再經由墨山國之路了，沮渠無諱所走的路線，很可能就是今天南疆的所謂“綠色走廊”。樓蘭綠洲的消失是交通路線發生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但是，我們不能根據北朝以後的地理和環境狀況，忽視在孔雀河改道、樓蘭綠洲消失以前，墨山國之路曾經發揮過的重要作用。
五、墨山國與墨山國之路
墨山國的所在，依據《漢書·西域傳》提供的與焉耆、危須、尉犁等國的距離及相對方位，最早由格倫納德（Grenard）提出應當在庫魯克塔格西部[80]。1915年春，斯坦因從吐魯番出發，跨託克遜河，向南直接翻越庫魯克塔格，深入庫魯克塔格腹地，進行了多方面的科學考察，並詳細記錄於其名著《亞洲腹地》一書中[81]。其中他對辛格爾（Singer）及興地（Shindi）兩地的調查，對我們研究墨山國尤其有價值。根據斯坦因的報告，辛格爾綠洲在庫魯克塔格山間具有一些非常特別的地理學特徵，最突出的特徵是氣候方面的。辛格爾不同於周圍地區的氣候特徵是空氣相對濕潤，深冬相對溫暖，即使在最乾燥的季節，空中仍然能看到雲霧；斯坦因還嘗試探討了這種小氣候形成的地理條件[82]。這可以解釋在庫魯克塔格山間，為什麼會存在這樣一個泉水豐沛、植被茂盛、農牧皆宜的小綠洲。把這裡看作西漢墨山國的中心，當然是有理由的。
斯坦因還考察了辛格爾西北方向的破城子、乾草湖一帶[83]。那裡比較優越的水草條件，也給斯坦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現代學者對這一帶的考察，證實了斯坦因報告的精確性。根據近年（1989）最新的調查，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尉犁縣東部，乾草湖以西的蘇蓋提布拉克山谷中，發現一座古城，從這裡向北至焉耆，“沿途有胡楊林帶和紅柳，溪水潺潺，風景十分優美，不失為行旅的佳道”，並因此認定這裡才是古墨山國故址[84]。
從這些材料看，庫魯克塔格中西部，存在著相當多的山間綠洲和草場，泉水出露地段甚多，是放牧和狩獵的好去處。1928年春，瑞典學者貝格曼（F. Bergman）考察了興地山谷大量的岩畫，這些岩畫反映出古代墨山國（當然還有後代的庫魯克塔格居民）的狩獵和放牧生活，是研究庫魯克塔格古代歷史的重要素材[85]。古墨山國居民主要的經濟生活形式，正是放牧和狩獵。庫魯克塔格西部（包括辛格爾在內）的氣候和水草條件，使這裡可以四季放牧（即在山間不同地帶分別形成冬牧場和夏牧場）。直到今天，庫魯克塔格一線仍然是獵戶樂於光顧的地方。此外，這裡還是野駱駝的主要繁息地之一。
可是，我認為，今天庫魯克塔格山地的水草條件，比起古代（唐代或北朝以前），已經有了很大的下降。據《漢書·西域傳》，當時的墨山國有“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在人口急劇增長的今天，庫魯克塔格山間的居民數量卻遠遠不能達到西漢時代的水平，說明這個地區歷史時期的自然環境是在逐步變得惡劣的。再以辛格爾為例，當斯坦因前往調查時，那裡只有一戶人家。清末的《辛卯侍行記》中，生額爾（即辛格爾）下注云：“或名五戶地，有池及樹，纏回一家，地三十畝，半耕半牧。[86]”以今天庫魯克塔格的自然狀況，去想像西漢時代墨山國的面貌，是有些困難的。
自從漢朝政府把經由墨山國主要綠洲、通往車師盆地的這條“墨山國之路”當做戰略交通線以後，墨山國的歷史文化發展受到了哪些影響，是一個很有趣味的課題。墨山國的君臣百姓，為路經此地的漢朝使節或軍隊擔任嚮導，提供牲畜，補充給養，提供水草等等，有時還可能要派遣軍隊，協助漢軍作戰，這些，當然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可是問題可能還有另外一面。我想，由於漢朝對這條戰略交通線的重視，墨山國會感受到一定壓力，其主體可能逐步向西移動。研究這個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材料。
從樓蘭城沿孔雀河向西，在營盤地方渡河，再向北行，可抵興地山谷。這是墨山國之路在樓蘭一邊的起點。營盤古城遺蹟及墓地，是此地古代繁盛的證明[87]。斯坦因在營盤以西發現的烽燧線，以及從營盤到興地之間發現的烽燧線，都是古代（漢代）絲路幹道的標誌。其中營盤與興地山谷之間的烽燧，可以說是墨山國之路的南端，這一帶的漢魏遺蹟就是最堅強的證據[88]
墨山國之路的北端，當然是漢魏的柳中（今鄯善縣魯克沁鎮）。這條由魯克沁出發，向南越庫魯克塔格入羅布淖爾地區的道路，雖然由於自然環境的惡化，早已不能如漢魏時代那樣暢達，但自古以來，始終就是溝通羅布窪地與吐魯番盆地的捷徑。現代大比例尺地圖上，也標示出這條古道。清代及民國的有關材料里，稱這條道路為“吐魯番歧路”。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六載此路甚明晰，今錄其文於下[89]（其夾注略去）：
又自沙白特坎爾西南行，三十里入覺羅塔克山峽，七十里克子裡山，八十里阿習布拉克，一百七十里烏宗布拉克，西南入孔木達坂，六十里帕沙布拉克，折西八十里生額爾，六十里阿子桿布拉克，轉西南六十里托乎喇布拉可，五十里營盤海子。
民國初期的謝彬《新疆遊記》於“新疆迪化道屬”一章中附“鄯善歧路”，亦載此路，行程距離幾乎全同《辛卯侍行記》[90]。可能所據的地方檔案材料相同。所記各地名，今天大致可稽。沙白特坎爾，即今底坎。底坎是大海道與墨山國之路分歧的地方。
在烏宗布拉克與阿習布拉克之間，應該還有一些地方，在古代可能十分重要。可以指出來的就是梧桐溝。從名稱上就反映出這裡水草條件不錯，曾經分布胡楊林。黃文弼先生1930年自魯克沁南行，越庫魯克塔格至羅布泊，所走的路線並不是古代的墨山國之路，但其北段有一部分是重合的。據黃先生自述，一個重要的石器遺址是英都爾庫什（黃先生在日記中稱之曰英都爾戈棋[91]），“有井一，位於蘆葦叢中，胡桐交槎，風景頗優”[92]。這個地方也在梧桐溝一帶。
這個梧桐溝，讓我想起十六國時期的高桐關或高梧關。這涉及呂光西征之後回師涼州的路線。《晉書·呂光載記》，光自龜茲還軍，未至高昌，前秦高昌郡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翰遂降光。《資治通鑑》卷106太元十年（385）載其事甚詳，今錄寫如下：
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西破西域，兵強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光聞楊翰之策，懼，不敢進。
是《晉書》之高桐，即《通鑑》之高梧。案宜禾為晉昌郡屬縣，位於河西走廊西部，敦煌以東，其地在今安西縣南岔鄉的六工破村[93]。因此，上引文中的宜禾或別有所指，或為史書錯謬，二者必居其一。胡三省注高梧谷口曰：“當在高昌西界。”注伊吾關曰：“伊吾縣，晉置，屬晉昌郡，有伊吾關。”前面我們討論過魏晉時代的伊吾問題，十六國前期的伊吾縣，當仍魏晉之舊，寄治敦煌（西晉惠帝以後屬晉昌），伊吾關，應當就是西晉伊吾都尉所在，其地在晉昌北境的北山（馬鬃山）南麓。這個伊吾並不是東漢時候的伊吾。胡三省能見及此，殊為難得，清人贊胡注優於地理，不為無因。但是胡注謂伊吾有伊吾關，不見於他書，或別有所本。這裡是否足以構成阻截敦煌與酒泉間交通的軍事關隘，我們還不能遽下結論，請俟諸今後的研究。胡注高梧在高昌西界，就不成立了。呂光自龜茲向高昌，當然是走銀山道。若高梧谷口在高昌以西，楊翰自可率軍拒敵，又何必獻策於梁熙？梁熙不聽，不是不欲拒呂光，而是不欲派遣大軍前往這個名叫高梧的關口。思考焉耆與高昌間的地理形勢，不存在一個這樣的軍事要地。那么，高梧在什麼地方呢？
首先我們應該知道，呂光大軍自高昌至玉門，走的是什麼路線。這時巴里坤草原和哈密盆地為鮮卑勢力所控制，伊吾路不通，呂光不可能走伊吾路。他可能選擇的只有兩條路：大海道或墨山國之路。大海道較為捷近，墨山國之路較為迂曲。馮承鈞先生認為呂光東歸是走大海道[94]。如果是這樣，那么高梧谷口就應該在大海道的中間某處了。但是《北史·西域傳》高昌國條描述大海道的情形曰：“多沙磧，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這條路上雖然也偶有泉水，但水量很小，不能供應大隊人馬，更不可能供應呂光那支龐大的軍隊。另外，如果把高梧安在大海道上，似乎也不符合楊翰語中所暗示的高梧谷口與伊吾關的距離。我認為，呂光大軍自高昌向敦煌，所走的路線是墨山國之路，翻越庫魯克塔格之後，或循來路回玉門，或自樓蘭逕羅布泊北岸東至玉門。呂光西征與東歸，都走了墨山國之路。因此，所謂高桐或高梧，就在墨山國之路的某一個重要位置上，我認為就是今烏宗布拉克東端的梧桐溝一帶。
作為地名的高桐或高梧，所描述的都是生長良好的胡楊林帶。從魯克沁南出，逕確洛塔格山峽，直至梧桐溝，三百多里之內，水草條件都很一般，所以梧桐溝一帶實在是最好的行旅休整之地。如果在這裡設關卡，對於長途跋涉、人馬饑渴的軍隊來說，應當是相當有威脅的。楊翰本意，是請梁熙派遣軍隊到這裡駐守，既可威懾東歸的呂光，又可與高昌互為支援，壯自己的膽；只是擔心梁熙嫌路程太遠，才又建議駐守伊吾關。
高桐或高梧，即梧桐溝一帶，在唐代可能還是一個重要地方。《通典》卷174州郡四交河郡條：“東至伊吾郡七百五十里。南至三百五十里，過荒山千餘里至吐蕃。”按照《通典》行文的一般格式，在“南至”與“三百五十里”之間，應該有一個地名。“荒山”，指庫魯克塔格。所謂“過荒山千餘里至吐蕃”，是指從庫魯克塔格到吐蕃屯城（今米蘭）間，有一千餘里。這些道里描述基本正確。那么，從交河向南（經墨山國之路）三百五十里，有一個什麼地名呢？依據前面引述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從底坎到烏宗布拉克恰好是三百五十里。案唐代交河郡即西州，治高昌。所以可以推定，《通典》此處所缺少的地名，應當就是高桐或高梧，其地即今之梧桐溝[95]。
墨山國之路的考述，到此基本結束。應該強調的是，以上討論雖然注意到了文獻與考古調查資料的結合，但都還是間接的。對於墨山國之路的認識，由於歷史條件的變化，特別是由於地理環境的變化（主要是水資源的變化），現在很難作進一步的具體論證。1910年年底，日本年輕的探險家橘瑞超從魯克沁出發，向南越庫魯克塔格，到達羅布沙漠。他在《中亞探險》一書中以“無人之地”為題記述這一經歷，並聲稱：“（庫魯克塔格山間）自古以來沒有聽說過這一帶有人居住。[96]”當然他並不是循著古代墨山國之路南下，但是在古代，即使庫魯克塔格東部，也不可能就無人居住。只不過橘瑞逾時代的庫魯克塔格山間環境，早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面對水草條件異常惡劣的今日的庫魯克塔格，他才會發出這樣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