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根據《墨子》中關於機關術的記載，當時墨家發明出來的機關器械有：
1． 連弩車 見於《墨子·備高臨》。連弩車是一種置於城牆上可同時放出的大弩箭六十支，小弩箭無數的大型機械裝置，需十個人駕駛，最為巧妙的是長為十尺的弩箭的箭尾用繩子系住，射出後能用轆轤迅速捲起收回。
2． 轉射機 見於《墨子·備城門》。轉射機也是一種置於城牆上的大型發射機，機長六尺，由兩人操縱，與連弩車不同的是轉射機更為靈活，能夠在一人射箭的同時由另一人將機座鏇轉。
3． 借車 見於《墨子·備城門》。借車外部包鐵，一部分埋在地下，是能夠投射炭火的機器，由多人操縱用來防備敵方的攻城隊。
實際中的機關術顯然不如遊戲中那樣神奇且令人驚嘆，但以兩千多年前的生產力，能夠設計並製造出如此複雜的機械，也是相當的不容易。
這些機械的製造者墨子，生於約公元前468，卒於公元前376年，名翟，《墨子》一書中多稱“子墨子”，是春秋戰國之際小邾國（先後曾為宋、邾、魯、齊等國的附庸）人。墨子有一大串挺嚇人的頭銜：春秋末期戰國初期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和社會活動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
這位集五個“家”，一個創始人於一身的墨子是目夷氏（目夷即墨夷，後省為墨姓）的後裔，孤竹君之後，與宋國國君同宗，但是到了墨子一代，其身份已由貴族降為了平民。墨子當過製造器具的工匠。他自稱是“北方之鄙人”(《呂氏春秋·愛類》)，被人稱為“布衣之士”（《呂氏春秋·博志》）和“賤人”（《諸宮舊事》和今天罵人的“賤人”意思不同）。從墨子自詡說“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他還是一個同情“農與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跟周官史角的傳人學習周禮，“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倫”。但後來逐漸對儒家的煩瑣禮樂感到厭煩，最終“背周道而用夏政”，舍掉了儒學，“法夏宗禹”，創立了自己的墨家學派。即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他的選擇也是很有魄力的。
墨子擅長工巧和製作，在軍事技術方面高於其他諸子，堪稱博學多才。據說他能在頃刻之間將三寸之木削為可載300公斤重的軸承。據《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載：“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一日而敗”。他利用槓桿原理研製成桔槔，用於提水。他還製造了轆轤、滑車和雲梯等，用於生產和軍事。他還擅長守城技術（即所謂的“墨守”），其弟子將他的經驗總結成《城守》二十一篇。
墨子的行跡很廣，東到齊，西到鄭、衛，南到楚、越。魯陽文君要攻打鄭國，墨子知道後又前去說之以理，說服魯陽文君停止攻鄭。他“南遊使衛”，宣講“蓄士”以備守御。又多次訪問楚國，獻書楚惠王。但後來他拒絕了楚王賜給他的封地，離開了楚國。墨子晚年來到齊國，企圖勸止項子牛討伐魯國，但沒有成功。越王邀請墨子作官，並許給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聽吾言，用我道”作為前往條件，而不計較封地與爵祿。
關於墨子的事跡，最著名，也最為大家所熟知的是“止楚攻宋”的故事。
戰國初年，楚惠王意圖攻宋，墨子求見楚惠王，陳述厲害關係，還當著楚惠王的面和公輸般用皮帶當作城牆，用小木板當作攻城器械，互比攻守城池的技術，來了一場精彩的攻防“論戰”，最終阻止了楚國對宋國的侵略戰爭。其間墨子的口才固然了得（先秦的名辯之學到了墨子手中才真正達到完善，成為與古希臘邏各斯，天竺因明鼎立的三大邏輯系統），但是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他的防禦器械以及讓弟子禽滑嫠等三百人守住了宋城策略。
戰國初年的楚國是一個國力強盛的大國。這樣一個大國的軍事計畫竟然被墨家這個學派的力量所改變，可見墨家在當時具有相當強的實力和影響力。
在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對立的最大的一個學派，並稱為“孔墨顯學”。孟子曾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學出於清廟之守（掌守宗廟），即巫祝，有濃厚的宗教傾向。墨子的思想共有十項主張：兼愛，即治國者應“興萬民之利，除萬民之害”，提倡無差別之愛；非攻，即否定非正義戰爭（“攻”），肯定正義戰爭（“誅”）；尚賢，主張“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應唯賢是用；尚同，即“選天下之賢可者，立為天子”，達成社會的統一；節用，即節約財物；節葬，即反對奢侈的喪葬；非樂，即反對當權貴族的“繁飾禮樂”和頹廢淫蕩的靡靡之音；天志，即把一切自然現象看成是上天愛人的表現；明鬼，墨子以有人“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結論；非命，墨子在先秦思想家中第一個明確反對儒家的“命定論”，認為 “執有命是天下之大害”。
公元前376年，墨家創始人墨子卒。墨家弟子將開派鼻祖的遺體從簡安葬於狐駘山下的蒼松翠柏之中。他的陪葬品極其簡單，最有價值的是一部《墨子》的手稿。墨子生前對為之奮鬥終生的事業、自己的學說非常自信，曾經慨然而呼：“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猶在。”
墨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在西漢時劉向整理成七十一篇，統稱為《墨子》。其中《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及《大取》、《小取》六篇，專說名辯和時間、空間、物質結構、力學、光學、聲學、代數、幾何等內容，前人稱其為《墨經》。《墨經》代表著戰國時期中華科學發展的一個最高峰。在力學方面《墨經》中提出了關於機械運動的定義為：“動，域徙也。”意思是說，機械運動的本質是物體位置的移動，這與現代機械運動的定義完全一致。同時墨家學派掌握槓桿定律比阿基米德早了2個世紀。在光學方面，在我國浩如煙海的經史著作中，《墨經》是唯一一本對我國古代幾何光學發展進行系統性論述的典籍。《墨經》中記載了墨子及其學生做的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實驗，並對實驗結果作出了精闢的見解，這是對光沿直線傳播的第一次科學解釋。在數學方面，《墨經》提出了一些幾何學的定義，例如中學數學教材中所舉的《墨經》中對圓的定義：“圓，一中同長也。” 這與近代數學中圓的定義“對中心一點等距離的點的軌跡”是完全一致的。
在遊戲《軒轅劍》中，墨家大寨的居民是一個秉承了墨家思想的團體。而在真實的歷史上，墨家是中國最早的民間武裝團體。墨家的親信弟子達數百人之多，最高的領袖被成為“巨（鉅）子”，巨子有絕對的權威。巨子的職位是由集團中公認的賢者互相傳讓的，而墨子就是墨家的第一任巨子，墨子的大徒弟、守住宋城的禽滑嫠則是墨家的第二任巨子。墨家的成員都稱為“墨者”，必須服從巨子的領導。墨者大多來自社會的下層，能夠吃苦耐勞，平時一律短衣草鞋，參加勞動，“串足胼胝，面目黎黑”，以吃苦為高尚的事。他們勤於進行實驗，作戰十分勇敢，平時從事生產勞動，主要職業是教師、工匠等。墨子及其門人為人們做好事，即使是犧牲了個人性命也在所不惜。《淮南子》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 意思是說至死也不後轉腳跟後退。而且他們功成不受賞，施恩不圖報。
墨家有著嚴密組織和嚴格紀律的團體。戰國時，秦國巨子的兒子犯法，秦王顧念他年老而饒恕了他的兒子，但巨子卻以墨者的律法將兒子處死了，這足見墨家的紀律非常嚴格。
但是墨家並不是出身於俠的武士團體。而主要是一個學術團體，他們所從事的是一般游士的共同事業：完成學業，然後四處遊說，用自己的觀點和辯才去影響諸侯各國，並爭取出仕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以建功立業。如墨子他曾使其弟子耕柱子於楚，游高石子於衛，游公孫尚過於越，出曹公子於宋，使勝綽事齊國項子牛。很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味道。
其實，用現代學生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來形容墨家子弟並不為過。墨子的五個“家”裡面就有一個“教育家”。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設有文、理、軍、工等科的綜合性平民學校，就是墨子約在其三十歲之前創辦的。這個學校培養了大批人才，史稱“弟子彌豐，充滿天下”。
墨子的思想的十項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想來應該是這個學校的必修課。
墨子死後，墨家分為三大派別，分別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鄧陵氏之墨（見《韓非子·顯學》）。分別以談辯，從事，說書為主要思想，其中談辯即辯論，從事即研究科學，說書即教書和研究各種典籍。他們各自以為是正宗，不相上下，誰也不服誰，甚至互相傾軋窩裡鬥，致使墨家元氣大傷。到了戰國後期，墨家三派又匯合成二支：一支轉化為秦漢社會的遊俠，另一支則注重認識論、邏輯學、數學、光學、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亦稱“後期墨家”。
可惜的是此後的時間，也就是從秦統一六國以後到清朝初年的近兩千年里，墨學進入最低潮的時期。墨學基本上是處於停滯階段，治墨者屈指可數，能找到的的有：晉時的魯勝，唐時的樂台，宋代的何蕪及元代的陸友等。這些人名都生疏得很，可謂是“鳳毛麟角”。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秦始皇的以法為教、焚百家之書和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政策，但也有墨家自身未能保持生機和活力，以適應社會歷史發展的需要的內因。大抵說來，還是墨家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難以實行，加上墨家獨特的巨子組織，已經是一種變相的神秘組織，既不如儒家有治世的理想，也不如道家可深植於心靈，更不如法家能被巧妙的套用在政治上，因此，墨家思想慢慢的沒落了。
但是墨家精神並沒有失傳，而是在中國民間的社會底層流傳著。漢代以後的俠士是墨家“兼愛”精神的繼承者。中國歌頌俠義精神的詩歌和俠士小說，其精神源頭莫不與墨家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繫。
DOMO之所以一再使用墨家文化背景，其原因不外乎有三：一是由於墨家主張 “明鬼”之說，與中文RPG遊戲當中神人不分的世界觀一致；二是墨家主張“天志”之說，相信天的決斷，同時又反對宿命論，相信自身的努力，在這一點對於當今的青少年上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三是墨家的科技成就很高，在這一點上可以由編劇自由發揮，展現出一段波瀾壯闊的劇情。
作為中文RPG中的人物，輔子轍、輔子洵和水鏡，還有其他一些角色，多少都帶有些“俠”的影子。但是上面說過，墨家有嚴密的組織，並不適宜於具有自由意志、主張人格平等的遊俠，何況墨家的完整的理論體系和嚴密的邏輯思辨能力，也絕非“重氣輕命”的武俠所能為之。這點倒是可以從水鏡的處境上體現出一二。
然而，墨家卻與俠的生長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首先，墨家對武俠現象進行了觀察和研究，提出了完整的“任俠”觀念和理論主張。《墨子·經上》曰：“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注曰：“謂任俠。”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任俠”觀念，指出任俠出身於“士”階層，武俠是“士”的一部分，這是指俠的社會性質。
墨子還精粹地概括了“任俠”精神的實質和核心——“損己而益所為”，也就是損己利人。接著，墨子進一步闡述了任俠精神的實踐方式：“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這句話翻譯出來是：乾己身所厭惡的事來解放他人的急難。也就是要不顧一切地去扶危救困，為人解難，正是俠的行為準則。墨子對剛出現的武俠現象十分關注，並及時地對俠義精神與俠義行為作了系統的聞述，論證它們是合理的，這無疑給初生的尚在用生命和鮮血去探索行動宗旨的武俠提供了所急需的精神武器。可見，墨者對於武俠的出現是充滿同情和好感的。
墨家團體還收留了一些跡近武俠的人。例如被稱為“東方之鉅狡”的索盧參，由墨子的大弟子禽滑嫠收為及門弟子。又如好勇的武士屈將子“帶劍危冠”去見墨子的另一名弟子胡非子。胡非子向屈將子闡述了勇武的真正含義。屈將子為之心折，“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為弟子學”。這些記載的字裡行間，保存了墨家對受迫害的俠士加以保護的記錄。而部分俠的棄武就學，也給墨家輸入了新鮮血液。（想想水鏡給墨家帶來了什麼？）
墨家文化如日中天的日子已經過去了2000多年，如今留下的只是一部殘缺不全的《墨子》和種種神秘的傳說，但墨家的精神永遠不會消亡，因為它閃爍著人性的光輝，它將永遠流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