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教育思想

墨家教育思想

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翟,生卒年代難以確知(約公元前468~前376)。據司馬遷 《史記》 載“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從墨翟的生平事跡推斷,他年壽相當長,大約是公元前第五世紀,即春秋戰國之際的人物。他生於魯國,能製造車轄,長於軍事工程和守御,大概是工匠或輿人出身,時稱他為“賤人”,他自己也不否認。至於是否作過大夫,迄今未有確證。關於墨翟學術的師承問題,據《淮南子要略》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

正文

墨家教育思想墨家教育思想

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翟,生卒年代難以確知(約公元前468~前376)。據司馬遷 《史記》 載“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從墨翟的生平事跡推斷,他年壽相當長,大約是公元前第五世紀,即春秋戰國之際的人物。他生於魯國,能製造車轄,長於軍事工程和守御,大概是工匠或輿人出身,時稱他為“賤人”,他自己也不否認。至於是否作過大夫,迄今未有確證。關於墨翟學術的師承問題,據《淮南子要略》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孔丘所創的儒家興於魯,墨翟長期居魯,曾入儒門,是有可能的。但他不滿儒家煩瑣擾人的“禮”和弦歌鼓舞的聲樂,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財的厚葬和傷生害事的久喪,並反對儒家的命定說,從而另立新說,聚徒講學。他的大弟子禽滑厘也曾受教於孔子的門人,後覺儒家的學說不意,方轉入墨家。墨家的著述現存《墨子》一書共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學說的基本材料。

墨家學派不僅是學術上獨樹一幟的派別,而且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政治團體。其具體表現是,以“巨子”為首領,徒眾的進退出處,都聽命於他,不得違反。墨翟是第一代巨子,據稱,“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鏇踵”。這種為實現學派宗旨而義無返顧的精神,是墨派顯著的特點。

儒墨兩家在當時並稱顯學,兩個學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兩派的階級立場顯然不同。孔丘旨在維護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墨翟則反映正在上升的“農與工肆之人”即小生產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兩派形成對立面。由於儒墨兩家立場不同,社會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馳。儒家主張“愛有差等”,墨家則主張“兼愛”;儒家信“命”,墨家則“非命”;儒家鄙視生產勞動,墨家則強調“不賴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禮”,墨家則儉約節用;儒家嚴義利之辨,墨家則主張“義,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墨家則“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如此等等。因此,這兩家的教育思想和實踐也各有特點。

教育的目的與作用 墨家的教育在於培養"賢士"或“兼士”,以備擔當治國利民的職責。墨翟認為賢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對國家的治亂盛衰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為賢士或兼士,必須能夠“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在這三項品德中,德行一項居於首位,因為“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這與儒家的說法頗為類似。但墨家所強調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則又與儒家有所區別。關於言談,墨家認為在學派爭鳴時代,立論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說服力,關係到一個學派勢力的消長,因此作為賢士或兼士,必須能言善辯,能夠奔走說教,轉移社會的風氣。兼士還必須“好學而博”,而且所學不僅是墨家的中心思想,並且包括技術的掌握。總的說來,墨家所要培養的賢士或兼士,必須具有“兼愛”的精神,長於辯論,明辨是非,又是道術淵博,有益於世的人才。

教育內容 墨翟以“兼愛”、“非攻”為教,同時重視文史知識的掌握及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還注重實用技術的傳習。禽滑厘要學習戰守之術,墨翟即教以戰略戰術和各種兵器的使用。《備城門》以下多篇,顯示墨翟對於這方面的工藝,有湛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導不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他為了實現非攻的主張,就反對楚王攻宋,並且派禽滑厘統率門徒300 人幫助宋國堅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計畫。

墨翟卒後,後學繼承其業。當時物質生產有所改進,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百家爭鳴亦有利於學術的繁榮。墨家門徒多出身於“農與工肆”,在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中積累了多方面的經驗,增長了不少科學知識。《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後學在百家爭鳴中,進行研討辯論,不斷總結提高的結晶,其中所涉及的認識論、名學、幾何學、力學、光學等等,其造詣都達到了當時的先進水平,也豐富了墨家的教育內容。

教學思想 關於知識的來源,《經上》指明:“知:聞、說、親。”《經說上》又解釋為:“知:傳受之,聞也;方不障,說也;身觀焉,親也”。就是說,人的知識來源有三種:①親知,即親身經歷得來的知識,又可分“體見”即局部的與“盡見”即全面的兩種。②聞知,即傳授得來的知識,又可分為“傳聞”與“親聞”兩種。③說知,即推論得來的知識,這種知識不受方域語言的障礙。 這三種知識來源中, 以“親知”及“聞知”中的“親聞”為一切知識的根本,由於“親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 “傳聞”又多不可靠, 所以必須重視“說知”,依靠推理的方法,來追求理性知識。這對於人們的認識事物,作了明確的分析。

墨翟關於認識客觀事物的方法與檢查認識的正確性問題,還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內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認為, 判斷事物的是非, 需要論證有據, 論據要有所本,“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就是本於古代聖王的歷史經驗。但僅憑古人的間接的經驗來證明還是不夠的,必須"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就是考察廣大民眾耳目所接觸的直接經驗。第三表是“有用之者”,“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當這一言論或判斷當作政策法令實行之後,還要看它是否切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斷事物是非、辨別知識真偽的標準。這也是墨家的邏輯學。儒墨都講邏輯學。孔子主張“正名”,就是以“禮”為標準來判斷是非利害;墨子主張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歷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實見實聞,再考察政令的實際效果是否對國家、百姓人民有利。對比起來,墨家的方法是較有進步意義的。

墨家重視思維的發展,注意邏輯概念的啟迪。他們為了與不同的學派或學者論爭,為了勸告“王公大人”勿做不義之事,必須辯乎言談,以加強說服力。因此,墨翟創立了一些邏輯概念如“類”與“故”,套用類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進行論辯,以維護他的論點。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對“非攻”,列舉禹、湯、武王從事攻伐而皆立為聖王,以這些例子質問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這裡,墨翟指出“攻”與“誅”是不同類的概念,不容混淆。墨翟還嘲笑儒家用“同語反覆”的答問方式。墨翟問儒家:“何故為樂?”答曰:“樂以為樂”。墨翟認為這等於問“何故為室?”而答以“室以為室”。以同樣的東西解釋同樣的東西,正是邏輯學所指出的下定義時的典型錯誤。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為男女之別,才是正確回答為室之故。由於墨翟重視邏輯思維,辯析名理,不僅運用於論辯,而且運用於教學。

墨翟長於說教,除稱說詩書外,多取材於日常社會生活和工農業生產的經驗,或直稱其事,或引做比喻,具體生動,較能啟發門弟子的思想,亦較易為其他人所接受。例如他以分工築牆為喻,教弟子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請求學射,他認為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告誡弟子不可同時“成學”又“成射”。這些例子也說明,墨翟教學注意量力,既要求學生量力學習,也要求教者估計學生“力所能至”而施教。只有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使能力不同的學生,在不同的基礎上,做到可能“成學”者成學,可能“成射”者成射。對教師講,這也是“因材施教”。至於不允許學生同時既“成學”又“成射”,也具有使學生學習要“專心致志”的意義。

墨翟還特別重視“強說人”的積極教育態度。一方面, 就一般的“上說下教”而論, 他的“遍從人而說之”,與儒家的“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恰成對比。一方面,在教育教學問題上,他對儒家所採取的“君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以及“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的被動答問的教學態度,堅決反對。墨翟主張教師要採取主動積極的態度,不僅有問必答,並須“不叩必鳴”。

關於道德教育的思想 墨翟把道德修養放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他重視勞動,反映了勞動人民的一些思想意識和道德品質。他主張“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他提倡勤勞和節儉,反對“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他說:“儉節則昌,淫佚則亡”。

道德教育的進行在於言傳身教,在於感化。墨家門弟子之眾, 成材之多, 是這一學派成為顯學的重要因素。《淮南子》讚嘆墨家門徒"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鏇踵”,其原因是墨翟“化之所致”。所謂“化”,即是感化,也即是言傳身教,潛移默化。墨翟本人粗衣糲食,胼手胝足。他的第子禽滑厘師事他三年,面目黧黑,手足也生老繭,役身給使,不敢提出什麼要求,這種艱苦作風,得到墨翟的嘉許。嚴師出高徒,禽滑厘經過長期的薰陶,終成為墨家的巨擘。墨翟抑強扶弱,見義勇為,有人勸其不要“自苦而為義”,他卻認為天下莫為義,所以自己更急於為義。身為學派之首,出處進退,以義自處,起示範帶頭的作用。在他的陶治和感化之下,大多數門弟子篤守“兼愛”、“非攻”以及“賴力而生”、“以自苦為極”的準則,極端重視言行一致,往往聞風而動,不避艱險。這是墨家品德教育的重要特點。

墨家的品德教育、論辯教育和科學教育雖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卻有共同的積極因素,即重視實踐(行)和聯繫實際。墨翟強調“言足以遷行者常(尚)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尚),不足以遷行而常(尚)之,是盪口也”。這段話的要義是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說到做到。墨家反對“言過而行不及”,認為話說得多與說得漂亮而不實行,就得不到好效果。只有“以身戴行”,也就是說,只有把“兼愛交利”的道理,指導實踐,見諸行動,才能成為“兼士”,才能通過實際行動來教人。

墨家重行,重視實踐,但並不是一般功利論者的觀點。他們在重視功效或結果的同時,並不忽視行為的動機,而是要求把“志”(動機)與“功”統一起來考察。魯君因選擇太子而請教墨翟,他建議魯君“合其志功而觀焉”。就是在判斷一個人的道德行為的同時,要把動機與結果結合起來。

墨學曾經是顯學,《非儒》一篇對儒家作了嚴厲抨擊。儒家孟軻則攻擊墨翟兼愛是“無父”、“禽獸”,但孟軻亦不得不肯定墨翟犧牲自我以救世的精神,說他"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翟及其後學所倡導的學說和學風,在古代產生過巨大影響。但後來一則由於儒家的反對,二則由於後期墨家內部分裂,並捲入反時代潮流的政治活動,信譽喪失,其學派就趨於衰落了。墨家的一些含有唯物主義因素的、功利主義的、鑽研科技的教育思想以及言必信、行必果的學習,是值得稱道的。

相關搜尋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