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城市擠出效應有媒體報導，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月薪達到9000元才感覺到不惶恐，一些二線城市月薪達到5000元才沒有太大的生活壓力，這一量化指標，給低薪族們設定了一個由薪水所闡發的現實生活與情感體驗的底線，生活有壓力了，只能選擇“逃離北上廣”。在這一過程中，大城市的發展價值取向，通過經濟槓桿，提高生活成本，發揮“擠出效應”，也就是把一些低收入人群擠出了城市。
社會現象
一項調查顯示，在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需9000元左右月薪生活不感到惶恐，而成都、大連等二線城市則在5000元上下浮動，這個結果引發網上網下的熱議，不少人甚至已覺得自己淪為“惶恐族”，因為達不到這個收入數字的大有人在。
惶恐是對生活的一種焦慮，相對微薄的收入讓他們的生活多了一份不安心。或還房貸，或交房租，或交水電費，或購衣，或孝敬父母，或人情往來，一個月算下來，一旦捉襟見肘，日子想要舒心，想要幸福感，只怕也難。
惶恐是頗具主觀色彩的語詞，不大適用於衡量薪水高調的調查上，但多元的社會習慣刻意將傳統的語詞與修辭進行新的解讀，惶恐和薪水聯繫在一起的意味和邏輯，也只能在特定的語境下進行評判了。
現象剖析
城市擠出效應實事求是地講過日子難免有人會入不敷出，或過得很拮据，因而對日子“惶恐”的人，總是有的。然而當一個城市裡“惶恐族”占駐了相當部分時，卻也折射出這個城市的無情，表明城市只求“擠出效應”，而忽略了不同群體的適意生存。
不管是哪個階層的生活，都離不開具象的物質生活和抽象的精神生活。物質生活更為具體，就是衣食住行，這要靠足夠多的金錢才能贖買到。有了物質生活的托底，精神上才有滿足感，就是所謂的幸福感受。
在一二線城市，月薪低於所謂惶恐底線的人也大有人在。外來務工者、城市低收入者，在一二線城市拿的都是三四線城市的工資，若對他們談月薪9000元和5000元的“惶恐”，他們恐怕要崩潰了。然而這些生活在城市底層的群體，他們不少人反而有著“貧民張大嘴的幸福生活”，是不那么“惶恐”的人群。
放眼世界，一流的城市並不意味著只有高收入階層。倘若有那么這種城市人口結構的失衡，最終必然會導致城市部分功能的喪失，以致與一流城市無緣。城市越發展，越應當適合不同收入群體的生存。也就是說，不同收入群體，都應當也能夠在大城市裡找到生存的空間，才有利於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這裡的關鍵是，其收入應當與其勞動價值與生活成本相匹配，而不能是一流的生活成本、二流的勞動、三流的收入，如果出現這種錯位，“惶恐族”就會呈現增多之勢。
解決途徑
城市擠出效應城市的“擠出效應”，會觸發一些群體的“自覺逃離”，這是必然而正常的反應。但是當上述錯位過大，勞動所得很難與勞動價值和收入匹配時，相當群體的逃離，會損傷城市的品質。說白了就是城市需要一類人幹活，卻只支付低工資，讓其承擔高生活成本，其結果必然導致這類活沒人乾，而留下的兩類群體，一個就是不得不精打細算的“惶恐族”，一個則是都市貧民窟群體。
“惶恐族”往往游離在留下或逃離的邊緣，他們處於生活的焦慮之中，生活品質下降，幸福指數不高。他們要想在城市裡把日子過下去，就得想法兒省錢。要使中國的市民們不惶恐，除了提高收入水平，最關鍵的還是提升城市人居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確切講給予全體市民均衡平等的社保醫保和安居保障，讓城市更具人文氣質，讓各行業更加和諧。
為城市發展作出貢獻的人，有獲得在城市愜意生存的權利。現代化的都市，應當著眼於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從制度上減少“惶恐族”現象。從根本上說惟有提高收入，使其與付出的勞動價值相匹配，最終才可能達到與生活成本相適應的良性狀態。如是過日子“惶恐”者或有，但不會成群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