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亞斯[社會學家]](/img/3/b25/nBnauM3XwczMycTN5QTMzADOyITM0IDM2QjMwADMwAzMxAzL0EzL0c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埃利亞斯[社會學家]")
家庭背景
他於1897年出生於原屬德國、戰後劃歸波蘭的布雷斯勞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父親海爾曼·埃利亞斯是位富商，並擁有一專為大戶人家製作西服的工廠，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退出工商界賦閒家居。退休後他依然受人尊敬，在稅務局擔任榮譽性的職務，為此他對其一生頗有一種成就感。母親名為索菲，是一位賢妻良母型的傳統女性，有關家庭財政的事她全由夫君做主，自己維持著一個活躍的社交圈子。
生平經歷
上學時期
聘請一位“小姐”擔任家庭女教師，乃為當時的風氣，埃利亞斯家也未能免俗。不過父親經常調換人選，這使得孩提時代的他疲於應付。諾貝特自小身體孱弱，兒科中幾乎所有的病症都光顧過他，為此家人沒送他去幼稚園，另聘一位男性教師為他進行三年的學前教育。1903年，他進入約翰內斯文理中學的附屬國小。該校小學生一律穿校服，戴校帽，用鉛筆書寫，一般的學校則沒有如此的氣派，用來寫字的是石板石筆。當時德國有三大猶太人聚居的城市，首推柏林，次為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名列第三的則是布雷斯勞。約翰內斯文理中學猶太學生特別多，猶太教師也多。猶太教師中有幾個是市議員，隸屬自由黨，這對校風也產生了某種影響。
體質柔弱的埃利亞斯在約翰內斯文理中學如魚得水，學業名列上等。那時是按成績排座次的： 學習差的座位在前。據其同學回憶，諾貝特總是在後面排排坐，儘管他身材矮小。學校猶太人雖多，但猶太教並沒有得到特別的強調，幾個拉比講授宗教課，也只是應景而已。埃利亞斯在其回憶中津津樂道的乃是該校的普魯士人文主義傳統對他的影響，幾位傑出的教師所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埃利亞斯特別喜歡鑽研哲學，在高年級，他和同學組織了一個哲學興趣小組，主要閱讀以艱深著稱的康德的著作，並在閱讀速度和理解深度方面展開競賽。埃利亞斯如此“自討苦吃”，是因為他早就下定決心要在滿布荊棘的文人學者之路上跋涉，有意識地進行一番智力上的磨鍊。對哲學的迷醉，對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崇敬，對以席勒和歌德為代表的德國古典文學的熱愛，這一切都為其名山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德國的排猶、反猶並非自希特勒始，然而在威廉皇帝治下的德國，猶太人在法律上還是受到保護的，經濟上也有著平等競爭的機會。埃利亞斯家道殷實，屬於中上層，和那些沿街叫賣、衣衫襤褸、滿口蔥蒜味的“猶太佬”相距遙遠；埃氏一家雖則皈依猶太教，意識到自己是猶太人，可他們德國公民的自我感覺更加強烈。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偶爾發生的仇猶事件，並沒有使他們受到真正的傷害；在他們看來，這僅僅是沒有教養者的幼稚行為，不值得跟其一般見識。正如埃利亞斯在其生平漫筆中所寫的，他們過的是一種“人身、經濟和文化受到保障的生活”。康德的理性批判精神，歌德的世界公民的胸襟，都為猶太人融合整合於德意志社會開啟了方便之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鼓擂響之後，德國猶太人也紛紛走向戰場，為德意志帝國流血犧牲，不少人戰功卓著，受到應有的表彰。直至1938年，埃利亞斯的父母還沒有從其德國夢中警醒過來。那年他們去倫敦探望流亡的兒子諾貝特，後者勸他們留在倫敦。可即使到了那個時候，雙親還是要返回德國，父親的理由是： 他的所作所為光明正大，從沒有什麼不義之舉；自認為是在一個法制國家中過了大半生，分享了它繁榮的成果，致使自己達到了小康。可是他錯了，為此付出了慘重得無以復加的代價。
中學畢業後，早已決心走“homme de lettres”（文人，學者）之路的埃利亞斯於1915年6月進了布雷斯勞大學，所學專業為哲學和日耳曼學。可是一註冊，他便像所有其他同學一樣報名參軍。他成了通信兵，被派往東線，在夏季戰役中所在部隊損失慘重。由於體格不強，他在戰場上曾虛脫過一次，繼而便被遣返回家。他不再適於野戰，於是便當了布雷斯勞駐軍的衛生兵。服役的同時，他開始學醫，直至1919年4月才和軍隊徹底脫鉤。他的絕大部分同學都血灑“光榮的戰場”，對戰爭的殘酷埃利亞斯曾有如下的描述：“污穢，泥漿，鮮血，垂死的馬匹，垂死的戰友，密集的炮火；我還能回憶起向前線一步步推進的場面： 隆隆的炮聲日夜不停，我們看到開炮時的閃光。我身旁的戰友吹起了口琴，大家唱道：‘我曾有一個戰友……’”體弱的他，身心無損地從戰爭中走出來，這近乎一個奇蹟。不惟如此，經過“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磨鍊，經過戰火的洗禮，他反而更加堅強了。在戰爭環境下他培養出一種自律的能力，使自己的身心很快適應環境的能力，這樣的能力無疑有助於他度過那漫長的流亡歲月，有助於他進行長期的、默默無聞的學術研究工作。
學醫是父親的意旨，後者中學畢業後曾想攻讀醫科，可他無錢讀下去，於是便將當個濟世活人的醫生的理想寄託於兒子身上。埃利亞斯不願放棄他心愛的哲學，學醫的同時又兼學哲學，在其通過了醫學基礎科目考試之後，便逐步放棄醫學而專注於哲學。可是臨床前的醫學基礎和解剖學的學習，由此所獲取的自然科學知識為其以後的事業帶來莫大的裨益。在其《生平漫筆》中他曾寫道： 他對人在笑和微笑時的面部肌肉的運動了如指掌，並和類人猿進行了比較。人類笑肌的複雜多樣使面部表情的豐富與動物面部表情的呆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引發他得出這樣的認識： 人類的感情不僅僅是某些面部肌肉運動的原因，感情和表情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一碼事，自我的存在和他人是無法分開的。只是在文明的進程中感情和表情才人為地分了家。埃利亞斯甚至懷疑，如若沒有醫學知識，他能否構建起他的有關西方人心理發生的理論。
在布雷斯勞他師從新康德主義者理察·霍尼希斯瓦爾德（Richard H?nigswald， 1875—1947）。為擴大眼界，1919年夏季學期他就讀于海德堡大學，聽過他心儀已久的貢道爾夫（Friedrich Gungdolf， 1880—1931）的課，後者是歌德專家，同時也是詩人，堅決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11年後，年輕的馮至來到海德堡，也對貢道爾夫的道德文章大加讚揚。埃利亞斯還參加了雅斯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的討論班，雅氏建議他就文明文學家為題作個主要發言。所謂“文明文學家”原是托馬斯·曼用來諷刺包括其兄長亨利希·曼在內的左派作家的，在這裡文明是作為文化的對立面出現的。在托馬斯·曼看來，文化是自然的、真實的，因而也是德意志的；而文明則是異邦的，沒有魂靈的，分裂的。
迄今為止，埃利亞斯很少過問政治，其父母親眷的圈子也都遠離政治。在戰時的1918年他曾因其口才出眾被戰友選進了士兵委員會，但這並沒有改變他對政治敬而遠之的態度。面對這一政治化的題目，他避開現實，而是從歷史根源上來闡發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
埃利亞斯1920年夏季學期他又就讀於弗賴堡，目的是要參加在弗賴堡大學任教的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的歌德討論班。由於布雷斯勞大學的導師霍尼希斯瓦爾德的預先警告，他對胡塞爾的現象學抱著批判的態度。介紹他來見胡塞爾的曾是胡氏的學生和助教艾蒂特·施坦因女士。她在推薦信中寫道：“而今有個青年到弗賴堡去，為的是聽您的課，我曾答應他將其介紹給您，本來早就應該這樣做了。他叫諾貝特·埃利亞斯。主科或副科是醫學，在霍尼希斯瓦爾德那裡進行哲學訓練，不過我勸導他： 暫時收起他的批判主義，以便對現象學有所了解。”艾蒂特是個極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後被納粹殘害於集中營。保羅教皇在1987年訪問德國時，曾對她加以表彰。 在其撰寫哲學博士論文的過程中，埃利亞斯的解剖心理學的觀點和導師的觀點發生了衝突，實際上是和新康德主義發生了衝突。
新康德主義流行於19世紀後半期和20世紀初，後分為兩派： 馬堡學派和弗賴堡學派。他們提出“回到康德那裡去”的口號，但又指責康德唯心得還不夠徹底；他們否認康德“自在之物”唯物主義的意義，將其說成是一種“極限概念”，它所表明的乃是認識的極限，而並非實在之物，認為自然界是“純粹思維”的產物。埃利亞斯的導師霍尼希斯瓦爾德既不屬於馬堡學派，也不屬於弗賴堡學派，甚至提出了“具體主觀性”和“事實認識”的立論，但骨子裡還是新康德主義。
埃利亞斯在其博士論文《觀念和個體》中表達了他從解剖心理學角度出發所得出的認識，這和哲學唯心主義有所背離；他強調大腦運作的方式，這也和新康德主義者所稱的先驗就有的作為觀念領域的人的“精神世界”無法合拍。埃利亞斯認為： 先驗的一切無法符合事實，“我對此不能視而不見： 康德所說的超越時間和超越經驗的一切，是一種有著因果關係的表象，這種有著時間性或自然和道德法則的表象和其相應的話語被他人習得才能保留於個人的意識之中。這些概念(或表象）是一種知識財富，因而也屬於一個人的經驗寶藏。”在這裡他甚至直截了當地否定了先驗論。導師無法接受他這位博士生的觀點，並指出“生物學並非萬能”，要求他進行根本性的修改。那時師徒如同父子，不進行修改，論文就無法通過；進行根本性的修改，又有違自己的本意。面臨這兩難處境，他進行了“小修小補”，致使導師滿意，而他的基本觀點也得以保留。1922年他通過了如下學科的口試： 哲學、心理學、藝術史和化學，1924年拿到了博士學位。
埃利亞斯的博士論文充滿著哲學術語和抽象的論證，但特別重視事物發生的先後次序；在該文中埃利亞斯就已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先前的國家形式如何發展成後來的形式；先前的經濟形式如何發展成後來的形式；先前的知識形態如何發展成後來的形態；先前的人類共同生活的形式如何發展成今天的形式，這也透露出他日後研究的信息。
一位年輕的大學生不媚俗、不欺世，明知自己的觀點不合時宜，也大膽地發表出來；面對對自己未來有決定性影響的權威也能堅持原則，但又會在枝節問題上進行某種妥協，表現出適度的靈活性，這是一種忠實於學術的可貴的品質。在此後的數十年之久，埃利亞斯不為世人所理解，在學術界一直處於邊緣人的地位，可他無怨無悔，不改其孜孜以求的樂趣。
20世紀初，有個名為菲舍爾的德國人組織了一個候鳥協會，獎勵青年徒步旅行，一時間滿山遍野閃動著青年人的身影，傳出陣陣歌聲，這使人想起我們曾經有過的“拉練”。不過這種協會排斥猶太人參加，猶太人不甘寂寞，也組織起一個藍白協會來與之唱對台戲，不僅進行“拉練”，也進行猶太復國主義的宣傳。據同時代的人回憶，埃利亞斯參加了布雷斯勞藍白協會，並且是其中的重要頭頭，不過他所起的作用，至今還是爭論的話題。這裡有一點是清楚的： 他於1921年7月在該協會的《藍白雜誌》上發表過題名為《在自然中觀察》的文章。該文完全沒有涉及這一刊物最為關心的猶太復國主義，而是概述了他的學術觀點，顯現出他以後學術研究的方向和軌跡，是其從哲學家向人學家轉變的第一篇文獻。這裡所說的“人學”，並非“文學即人學”意義上的“人學”，而是直接研究人的科學，它包括以下諸學科： 歷史、心理學、心理分析、人種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埃利亞斯就是試圖將這些學科熔為一爐，來創立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他認為，人面對世界並非一個封閉的個體，而是這個世界的一分子，屬於這個世界。他不承認先驗的東西，一切的理論都需要進行科學的論證。如果說他在以前的思考中還有某種形上學的東西，而現在則是開始朝著經驗和實踐的方向轉變。經驗學術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評價客觀事物的科學的尺度。
《在自然中觀察》一文不僅表明了埃利亞斯的科學態度，也顯現出他的遠大目光，開闊胸襟，承前啟後、一往無前、將學術研究進行到底的志向。他在該文中引用一句拉丁成語，以為其一生的座右銘：“lapadia echontes diadosusin allelois”，用中文來說就是火把接力的意思，也可說是薪盡火傳。前薪雖盡，後薪以續，前後相繼，學術之火，永不熄滅。他對其博士導師霍尼希斯瓦爾德滿懷感激之情，他也從導師那裡學到很多東西。1966年之後，在其獲取阿多諾學術獎金之後的一次答謝演講中他曾這樣說：“人學以及其他的學術工作都是一種火炬接力： 從上一代接過火炬，前進一程，又將其傳到下一代的手中，代代相傳，學術的火炬永遠照耀著人們前進。前一代為後一代創造了超過自己的前提。”
職業生涯
1922年進行了博士考試之後，他再也不能指望得到父母經濟上的支持，因為大蕭條也使他們自身難保： 難以想像的大幅度的通貨膨脹使得父親的退休金萎縮得微不足道。於是他不得不設法自己養活自己。一家生產爐蓋和閥門蓋的工廠需要一位高學歷的年輕人，最好是博士。
經人推薦，埃利亞斯前往應聘，結果他便成了這家擁有800多員工的中型企業的銷售部主任。於是他經常出差到北歐諸國，開展其行銷活動。為此他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他也觀察到了經濟危機中的工人那令人觸目驚心的窮困。他也了解到工廠主之所以孜孜為利，也並非只是為了賺錢，為了競爭所帶來的樂趣，而是錯綜複雜的相互關係使然。埃利亞斯迄今為止主要是棲身於學校的圍牆、學術的象牙之塔之內，士兵的經歷打開了通向社會的一條門徑，而這次的“學商”則使大門洞開，對其以後的學術生涯發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文明的進程》的許多觀點就是源於這次的行銷經歷。
銷售部主任是個令人眼饞的職位： 薪給優厚，又能經常到國外出差，他本可以衣食無憂、開開心心地乾一輩子，可這樣的生活非其所願。他鎖定要在大學裡發展，教學科研才是其所愛。他自信能做一個好老師，為人授業解惑，在同學中他享有這樣的聲譽： 複雜的事物能以簡單的話語表達。1924年他離開了工廠，來到了闊別五年的海德堡。這期間，父母的經濟狀況有所好轉，也可供他們惟一愛子的不時之需。在這裡還需提一件事： 埃利亞斯是個珍惜時間的人，在工作之餘，在旅途中，他將一些希臘的故事和笑話加以翻譯改寫，後來竟在柏林畫報上發表，並得到稿酬。這使得他堅信，筆耕也能使他維持生活。
童年和青年時代過去了，在海德堡他的生活開始了新的一頁。
作家埃利亞斯
人物簡介
埃利亞斯（1905-1994），生於保加利亞北部魯斯丘克（今魯塞），祖先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猶太人。1938年遷居倫敦，並取得英國國籍。使用德語寫作。作品多探索民眾心理以及與社會格格不入的個人處境。198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主要著作
卡內蒂著有長篇小說《迷惘》（1935），劇本《婚禮》（1932）、《虛榮的喜劇》（1950）、《確定死期的人們》（1956），論著《民眾與權力》（1960）、遊記《馬拉喀什之聲》（1977），人物特寫《耳證人》（1974），自傳體三部曲《獲救之舌》（1977）、《耳口火炬》（1980）和《眼睛遊戲》（1985）等。
人物經歷
早期
艾利亞斯·卡內蒂(EliasCanetti，1905—)是用德語寫作的英籍作家，一九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於保加利亞北部港口城市魯斯丘克。父親是奧地利籍猶太商人，母親是西班牙籍猶太人。一九一一年，六歲的卡內蒂隨父母到英國的曼徹斯特。一九一三年，父親去世後，母親帶他和他的兩個弟弟移居維也納。他先後在蘇黎世和法蘭克福等地讀國小和中學，一九二四年進維也納大學攻讀化學，一九二九年獲博士學位。 埃利亞斯·卡內蒂生於多瑙河南岸的魯斯丘克（Rustchuk），即是今天的魯塞。他的家庭是1492年來自西班牙的瑟法底猶太人後裔，所以除了保加利亞語外，卡內蒂還會講老式的西班牙語——拉迪諾語（一種已經遭廢棄的方言）。其後卡內蒂一家遷至英國曼徹斯特，但父親於1912年逝世，卡內蒂遂隨母親搬至維也納，並開始學習德語。此後他母親逼卡內蒂平日以德文溝通，日後他亦用了德文寫作。
中期
從1924年至1938年，他定居維也納，間或去柏林，在此期間，他還潛心研究歷史和文學，結識了卡夫卡、巴別爾、布萊希德等著名作家和藝術家，並開始從事文學翻譯和文學創作。 1924年卡內蒂入維也納大學攻讀化學，1929年獲化學博士學位。不過期間他發覺自己更熱衷於藝術、文學和哲學 ，故他一直沒有當化學家，反而開始寫作，完成了《年輕的羅馬執政官》和一部詩歌戲劇。
一九三八年，納粹德國併吞了奧地利，卡內蒂流亡法國，在巴黎住了一年，然後定居英國倫敦，並取得英國國籍。
到訪過柏林和認識了一些藝術家後，卡內蒂開始創作一系列關於人類狂熱行為的小說，如1935年的《迷惑》（DieBlendung），靈感來自1920年代暴民焚燒維也納正義宮時的瘋狂現象。此書頗受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保羅·托馬斯·曼與英國哲學家兼小說家艾瑞斯·梅鐸的讚賞。30年代，卡內蒂亦寫了兩部戲劇：《婚禮》（DieHochzeit）和《浮華喜劇》（DerEitelkeit）。不久，美國作家厄普頓·辛克萊（UptonSinclair）開始翻譯其著作。
1938年，納粹侵占奧地利，身為猶太人的卡內蒂逃到巴黎，次年移民倫敦並定居當地。以後他大部分的時間都英國渡過，而且在那裡他主要用英語發表作品，因此有些作品先有英文版本，然後再由他譯成德文出版。
而其小說則被納粹封查，至60年代才重新得到重視。所以目前卡內蒂仍舊是默默無聞的作家。
戰後在英國，卡內蒂停止了文學創作，著手寫論文集《民眾與權力》。
晚年
卡內蒂居於蘇黎世。1981年因為“作品具有寬廣的視野、豐富的思想和藝術力量而獲得諾貝爾獎。 1994年8月14日，卡內蒂逝世。
卡內蒂終生用德語寫作。早在一九三五年，他即出版了著名的長篇小說《迷惘》，通過書呆子式的人物漢學家彼得·基恩的悲劇，表現了人性喪失、道德墮落、精神被貪慾毀滅的社會現實，採用怪誕的手法，用形形色色的畸形人物，表現了異化的世界。一九三二年，卡內蒂發表了第一個劇本《婚禮》，此後還相繼發表過《虛榮的喜劇》(1950)、《確定死期的人們》(1956)等劇本。這些劇作帶有荒誕派色彩，沒有主角，沒有情節，只表現了某種場面和狀態，揭露並諷刺了當時社會上的某些變態心理和醜惡行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