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夏夜，誰也睡不著，大家輪流談自己的戀愛生活。設計院來的一位技術員在人們的催促下說起來了：
前年，他大學畢業後到工地工作，工地女會計的熱情、質樸給他留下極好的印象。在隨後的交往中，技術員漸漸愛上了她。當他求婚時，她提醒說自己的年齡要比他大幾歲，但技術員堅持認為年齡差距沒有關係。婚後，技術員調到設計院工作，夫妻一周只能見一次面，但他們感情很好。妻子那質樸的性格不知不覺中影響著技術員，在設計一幢辦公樓時，他一改平素追求表面華麗的設計作風，設計得簡潔、實用，結果得到了上級表揚。秋天，設計院來了一個才從藝術學院畢業的、作雕塑師的姑娘加麗亞。她容貌出眾，一身時髦的裝束，單身漢們都爭著向她獻殷勤。中秋節，機關組織游頤和園。加麗亞上車後，主動和技術員坐一起，兩人愛好相近，越談越投機，還一同劃了船。從此，他們成了好朋友，常常一塊看電影、聽音樂。技術員感到妻子與加麗亞相比顯得呆板，沒有風度，並第一次發現他們夫妻年齡差別是那樣明顯。許多圍繞著加麗亞的青年逐漸自動散開了，人們說她：“輕浮，在感情上打游擊。”技術員卻認為這是男孩子們吃不著葡萄就說酸。他與加麗亞的關係更密切了，還互稱兄妹。一次散步時，加麗亞自言自語說道：“姑娘，這兩字多響亮啊，也許將來有個人能使我不得不用這黃金似的名字去換他的愛情。”技術員聽得心裡發熱，認為她在暗示對他有情。冬天，加麗亞總是戴一頂哥薩克式羊皮帽，技術員很喜歡。加麗亞知道後，買了一頂送他。回到家，技術員謊稱帽子是自己買的。妻子剛給他買了頂長絨帽，因而責怪他太浪費。二人為此吵了嘴。此後，他們幾乎沒有一個星期不吵架。技術員產生了離婚的念頭，卻又下不了狠心，內心備受煎熬。周圍的同事們已經在說他和加麗亞的閒話了，團組織也給他提了意見。他想收斂一些，可加麗亞說：“我跟你沒有不能見人的事，我就不怕別人誣衊。”說罷，她還把自己的圍巾解下圍在技術員的脖子上。圍巾帶著她的體溫和芳香，使技術員發醉。他的設計風格也變得華而不實，圖紙受到了批評。科長約他談話，批評了他的設計圖，也批評了他的生活作風，還說加麗亞在美術學院曾因為作風不好受過處分。技術員雖然怕良心的折磨而不敢思考科長的話，卻仍堅持跟妻子一刀兩斷。他先去找加麗亞，想試探一下。正打算開口，一個常和加麗亞跳舞的男青年也來找加麗亞。技術員只好告辭，加麗亞將她塑的技術員戴著哥薩克式皮帽的半身像送他。塑像肚子裡有張紙條，寫道：“人還像，只是不知他的心是怎么樣的！星期天下午三點，我去北海，你來不？”技術員看後，一股暖流從心底衝上腦袋，呼吸都困難了，抽筆在一邊寫道：“加麗亞，加麗亞，你就要看到我的心了！”回到家，他覺得妻子有些異樣，但沒有心情去關懷。第二天，妻子兩眼紅腫，說她下午有事要回娘家。技術員趁機向她提出了離婚的問題。妻子聽後沒有吵鬧，只表示不會拖拖拉拉，然後平靜地走了。下午三點，技術員在北海見了加麗亞，向她求愛。她卻說不想因為嫁人而輕易告別當姑娘的生活，還表示不許技術員把離婚的罪往她身上加，使同事們更有了打擊她的藉口。說罷，她跑走了。技術員悔恨交加，想起了妻子往日的種種恩愛，感到自己是一個無情、狠毒的自私小人。走到機關的大門外，門房交給他一個布包，說是他妻子留下的。包里有一封長信。在信中妻子表示自己懷孕了，但看到加麗亞和技術員寫的紙條後備受打擊，所以決定回娘家。看罷信，技術員模糊地覺得她還可以饒恕自己，急忙奔往火車站。
故事講完了，技術員沒有談他與妻重建愛情的經過，但邀請大家假日去家裡作客，因為“耳聞不如一見哪！”
創作背景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給文學帶來了勃勃生機，文壇上出現了一批眼光敏銳、關注社會問題的青年作家，寫出了一批揭露社會問題的小說，其尤其以“情愛敘述”最為突出，作家們將筆觸大膽伸入題材禁區，將三角戀、婚外戀等引進文本，通過複雜的情感敘事，給中國文壇帶來巨大衝擊。這些作品中包括宗璞的《紅豆》，鄧友梅的《在懸崖上》、陸文夫的《小巷深外》等。
20世紀50年代，革命幹部通過調動提升進入城市，很多進城幹部企圖通過離婚來尋找幸福。作家鄧友梅在平時的工作生活中，耳聞目睹在婚姻生活中放棄責任的行為給予被遺棄者造成的痛苦。出於對弱者的同情，他想寫一篇反映夫妻生活的道德觀念、思想品質等方面的矛盾衝突的作品，批評否定婚姻關係中那些喜新厭舊的人，“希望青年朋友們看見這種人的卑鄙處，不再學他” ，再趁著“百花齊放”的東風，於是創作了小說《在懸崖上》。
人物介紹
“我”
某設計院的技術員，非無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與工地會計員自由戀愛，結了婚，夫妻生活十分美滿。設計院分來一名年輕的女雕塑師加麗亞，“我”見異思遷，戀上了加麗亞，幾乎導致家庭的破裂，而“我”對加麗亞的追求也遭到了對方的拒絕。最終，“我”幡然醒悟，與妻子重修於好。
“我”的妻子
工地會計員，黨員。比“我”大兩三歲。質樸、善良、純潔、理性，做事腳踏實地，在生活和思想進步方面無微不至地照顧、幫助丈夫。當她發覺丈夫越來越冷漠卻因怕自己懷恨他而不敢先提離婚時，雖然她仍愛著丈夫，但卻冷靜地提出分手。因為她要的是真正的愛情，兩人這樣敷衍下去都沒有好處。
加麗亞
剛從藝術學院畢業分配到設計院的雕塑師，混血兒，父親是音樂教授，母親是德國人。她年輕、美麗、熱情、浪漫、喜愛幻想、充滿朝氣，是設計院年輕人追求的對象。但是，加麗亞認為愛情除了性格、志趣之外，還應該是“美”的結合，而結婚“會消褪愛情的詩意”，“會將天才的想像力磨光”，所以她只想尋求激情與浪漫並不想擁有婚姻。她的特立獨行以及與周圍環境和社會規範格格不入，招致了很多非議。
作品鑑賞
作品主題
顯性主題
《在懸崖上》反映了特定時代青年人的情感狀況。小說標題為《在懸崖上》，但全篇並沒有出現懸崖的意象，很明顯此處的“懸崖”寄寓了作家的批評之意：年輕人的情感波動弄不好就可能出“資產階級感情趣味”的問題，因此，要懸崖勒馬。
小說的男主人公“我”與妻子——一位團支書、黨員——經過自由戀愛結婚，曾經有過十分美滿的生活，在妻子的幫助、教育下，“我”在工作中摒棄了華而不實的設計風格，在個人生活中改正了言過其實、鋒芒畢露的毛病，不但得到了上級的表揚，還加入了共青團。那時的“我”一心一意爭取成為一個好黨員和紅色專家，工作生活都很愉快。然而，當雕塑師加麗亞調來後，“我”像一個“參加長途競走的人，半路上貪戀一株新異的花草，忘了路標的指示，走起彎路來”。隨著與加麗亞交往逐步加深，受加麗亞“資產階級情趣”的影響，“我”越來越看不起妻子，生活上變得追求享受，在設計圖紙時也過分追求豪華，團組織專門開會批評，科長找“我”談心，人們指責“我”道德品質低下。周圍人的批評並未使“我”覺醒，反而為了和加麗亞在一起而與妻子鬧離婚。但當妻子主動提出分手後，“我”去向加麗亞表白愛情，卻發現所謂“愛情”不過是一廂情願、會錯了意。幡然醒悟的“我”求得妻子原諒，重新回到了正確的生活軌道。在小說中，作者對於主人公“我”採取了批判的態度，在小說中“我”一直都是被教育的對象, 被自己的妻子教育、被單位領導教育、到最後被自己“導演”的悲劇教育。在這一次一次的教育中不但讓讀者看到了“我”的醜陋、可笑，更要的是表達了作者被背叛婚姻者的否定和批判。作者還借“過來人”科長的口，告訴讀者，愛情問題不是生活瑣事，而是最能考驗一個人的階級意識和道德品質，“ 我”對加麗亞的貪戀無疑是在走向懸崖，如不能迷途知返，那么肯定就會跌入懸崖身敗名裂、粉身碎骨。
隱性主題
儘管作者再三強調自己的創作初衷，但是小說自問世起其所表達的主題思想就引起頗多爭議，隨著時代觀念的進步，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評論界和讀者開始重新審視、解讀《在懸崖上》文本中隱藏的主題——小說反映了被社會規範壓抑和規訓了的人的“自我意識”的重建與失敗。
“我”的妻子代表了特定歷史時代社會標榜的賢妻良母的典範，她樸實、實用、政治第一的審美觀和價值觀符合社會規範。當時的社會認可的是以政治進步為核心的“心靈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故意排斥外在美的合理性，如小說中妻子所說“一個人的好壞不在他的打扮上，在靈魂里”。年輕的“我”在自我意識萌芽階段受主流文化與社會規範的灌輸，盲目地接受了社會與婚姻的規訓。“我”與妻子的戀愛與婚姻建立在“我”對她的“尊敬”上：她自學成才、為人大方，大家都挺尊敬她。實際上，二人的“愛情”並不是出自兩性間的互相吸引，也缺乏由共同興趣愛好所引發的情感共鳴。婚後，妻子“在思想上督促我進步”，糾正“我”不符合社會規範的地方，二人的關係更像學生與導師。“我”以自我意識被壓抑為代價，換取到了社會的認可（入團，設計的作品受表揚）。加麗亞出現後，這種狀態被打破了。她的青春、時尚、活力十足，正是男性慾望的對象；她的自由自在、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滿足了“我”在潛意識裡對束縛著“自我意識”的社會規範的反抗。“我”不由自主地被她吸引了。在與她的交往中，“我”原有的愛好（如喜歡跳舞、喜歡時尚的穿著）一一復甦，“自我意識”開始重建。被壓抑的自我意識獲得釋放後必然帶來自由感和暢快感，這正是“我”愛上加麗亞的原因所在。自我意識重建後的“我”重新審視自我價值和妻子存在的意義。儘管“我”承認妻子的品質是值得尊敬的，對於一個革命同志來說是重要的，但是這種品質是不是適合當愛人，對此，“我”產生了懷疑，並下了與妻子離婚的決心。離婚，也就意味著“自我意識”徹底得到解放。在這一過程中，“我”受到了社會規範的壓力——愛情問題被上升到階級道德層面，這反而激發“我”奮不顧身地追求“愛情”。但當“我”終於向加麗亞表白時，加麗亞的拒絕使“我”認識到之前種種“愛”的暗示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像，一切內心煎熬都是一場徒勞的鬧劇。最後，得知妻子懷孕的“我”主動進行懺悔，向社會規範的妥協，意味著“我自意識”的重建失敗。“我”的自我意識重建失敗的悲劇揭示了主流文化思想、社會規範對人性的忽視與壓抑。
藝術特色
敘事方式
《在懸崖上》採用了套層敘事結構，開頭和結尾敘述了從設計院下來的技術員在夏天的晚上講述自己的戀愛生活，中間部分是技術員的敘述， 他成了主體部分的敘述者，變成了第一人稱“我”。而主體部分的回顧性敘述並存著兩種敘事眼光 ：一種是敘述者“我”從現在的角度追憶往事的眼光， 一種是被追憶的“我”過去正在經歷事件的眼光。這種安排能體現出敘述者“我”不同時期對事件的不同看法。從“我”過去正在經歷事件的眼光看，加麗亞是充滿魅力的， 她的風度和生活情趣吸引了“我”，而她的一言一行都是“愛”的暗示，即使她再三聲明只把“我”看做哥哥，也是出於女孩子面對愛人常常反話的心理。而在追憶往事的“我”的眼光中，加麗亞輕浮、自私，是個“妖女”。這種敘事方式增強了作品的真實感，同時也暗示出“我”純粹是自作多情，誤解了加麗亞的行為，達到了反諷的效果。
人物塑造
鄧友梅擅於在跌宕起伏的情節中刻畫人物性格，《在懸崖上》正是在波瀾起伏的故事中刻畫了加麗亞的性格和描寫“我”的心理變化過程，塑造了真實可信的藝術形象。
加麗亞珍惜青春，也憧憬愛情，但又不願意過早地被婚姻束縛在家庭生活之中。追求她的小伙子們，一個個希望落空了。於是，曾經爭獻殷勤的年輕人求得不遂便指責她輕浮，領導在背後揭她的“老底”，她與“我”的交往也招來了閒話。對此她感到苦惱，感到委屈，感到“做人真難”，但是當“我”感到人言可畏，試圖收斂一些時，加麗亞卻勇敢地表示他們之前並沒有見不得人的事。另外，加麗亞只是把“我”當成哥哥的想法相當“奇特”，而她關於“我快樂的時候，根本不考慮周圍還有別人存在”的自白在那個年代顯然也相當出格。可到頭來，她還是因為大家的責難與誤解，因為不願意輕易嫁人、放棄“姑娘”的地位而中斷了與“我”的感情遊戲，並聲明絕不可將技術員家庭破裂的罪責強加於自己頭上。 這樣，作家就寫出了一個女孩子的微妙心理情感和複雜性格。對加麗亞的熱情、浪漫的描寫，是與她“輕浮，在感情上打游擊”、在美術學院就“因為作風不好被記了過”的缺點交融在一起的，作家有分寸地寫出了加麗亞的特立獨行，寫出了她的多變和苦惱等，這樣一個個性鮮明、真實的女孩子給讀者留下的印象就不只是可厭。
與加麗亞微妙的情感相映襯的，是“我”的情感波瀾：從因為移情別戀而“覺得自己虛偽得可怕，但又制止不住自己”，到“絞盡腦汁”以種種“暗示”謀劃離婚，時而“狠一點”要與妻子一刀兩斷，時而又“下不了狠心”，好不容易分開了，腦子卻更亂了……“我”直到被加麗亞拒絕以後才幡然悔悟，趕緊回頭與愛人重修舊好。作品將“我”逐步“單戀”上加麗亞、與妻子從感情上的小小裂痕到瀕臨破裂的過程描寫得精細入微，不無調侃地寫活了一個進退失據、情感彷徨的小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
作品影響
小說《在懸崖上》發表後，讀者的反應相當強烈，中國作協的刊物《文藝學習》予也以轉載並配發作家張天翼的評論 。小說引發的眾多爭議，不但波及面廣，而且持續時間也較長。當時主要的文學刊物《文學月刊》、《文藝學習》、《處女地》上刊登了大量對這篇小說的評論文章。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加麗亞這一形象的塑造以及作者對於作品高潮和結局的處理是否妥當的問題上。有人認為加麗亞是一種純新意識的代表，是“新青年”的典型”，反對者則認為加麗亞是“新青年”中落後的典型，是滲透了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徹頭徹尾的自私主義者。1957年，姚文元在《人民文學》上發表《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和創作傾向》，認為鄧友梅在塑造加麗亞這個“玩弄男性、充滿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姑娘”時，沒有進行批判，反而“對她的美麗大加欣賞”，並因此推導出產生這一現象的根源是作者“思想深處就有著那種自私自利醜惡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感情，並且受著那種‘寫真實’、否認人的感情有階級性的胡風的反動文藝思想影響”。 其後，《在懸崖上》被打成“毒草”，作者鄧友梅被劃為“右派”並下放。197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將包括《在懸崖上》在內的一批同時期被批判的作品匯集成冊，書名為《重放的鮮花》，為作品和作家“正名”。
作品評價
學者杜黎均：作者在小說的結構、語言以及人物的某些心理狀態的描寫等等方面，都表現了一定的才能。作品的題材也具有社會意義。……小說對它所著重批判的男人公的揭露不過是在這些方面。應該說，如此這般的揭露還是比較表面的……作品沒有對男主人公的真正的靈魂上的醜惡進行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鞭打，因而作品對社會主義道德的宣揚也就使人感到不夠充分。
評文家張韌：20世紀50年代中期發表的《在懸崖上》，這是作者（鄧友梅）創作上的第一個高潮。不過，它沒有作者早期創作的影子，反而烙印了蘇聯文學的痕跡。
作家張天翼在《〈在懸崖上〉 的愛情》一文中指出，《在懸崖上》“寫得真實、生動，而又簡潔。一讀就感到這幾個人物確是生活中可以遇到的人，事情也是生活中會發生的事。……這一篇比你（鄧友梅）其他的作品都動人些，也寫得更自然些”。但同時他也指出作品存在不足。 他不同意鄧友梅以為主人公的愛情雖然危險，但已脫離懸崖的看法，認為主人公仍在懸崖上，還有掉下去的可能——“假如加麗亞不拒絕呢?假如她答允他的求婚，那以後會怎么樣呢?”主人公的所謂回頭，純屬偶然而不是其思想發展的必然，讀者有理由懷疑它的真實性。
作者簡介
鄧友梅
在懸崖上山東平原人。中共黨員。1945年參加革命工作。歷任八路軍魯中軍區通訊員，新四軍、華東野戰軍文工團團員，北京市文聯專業作家，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二期學員，北京第三建築公司支部書記，北京市文聯書記處書記、黨組成員，中國作協第四屆書記處書記、第五屆全委會副主席及第六、七屆名譽副主席。全國第八、九屆政協委員。1946年開始發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鄧友梅自選集》（5卷），《京城內外》、《煙壺》、《散文雜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