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歷史
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為歐洲社會發展翻開新的篇章，成為“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作為文藝復興運動的重要載體之一藝術，亦在這一時期取得豐碩成果，“為近現代西方美術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義大利的文藝繁榮不僅風靡了整個歐洲，亦遠涉重洋，傳播到中國。出生於義大利的著名藝術家利瑪竇、南懷仁、郞世寧等先後留足中國，將西方文藝復興的藝術思想傳入中國。
1844年中法《黃埔條約》簽訂，條約規定，教會可以到通商口岸及內地遊歷傳教。此後，西方各國教會勢力大量湧入中國，上海作為首批開放口岸和中國沿海較為繁榮的城市自是成為列強的首要目標。據統計，1942年至1911年來華的外國傳教會竟達130多個，而以基督教為最。隨著教會勢力的擴張，天主教堂雨後春筍般在上海乃至全國各地出現，因此也急需要大批宗教飾品，包括聖像畫、雕刻品，特別是大批宗教人物畫的需求量急增。傳教士固然可以從自己國內捎帶，但在時間、數量等方面有諸多限制。因此 培養中國本地製作宗教畫等藝術人才顯得尤為迫切。上海土山灣畫館由此創辦。
1847年，耶穌會將會址選定在徐家匯，這裡亦是清末著名的大學士徐光啟的故居，徐光啟於1603年受洗入教，並成為明朝晚期支撐西方天主教傳入的“三大柱石”之一。自1847年起，教會先後修建起天主堂、大小修院、徐家匯公學、藏書樓、聖母院、博物院、天文台等，在徐家匯形成了以土山灣為中，方圓十幾里的天主教社區。作為教會事工之一，教會於1855年於青浦橫塘創辦了育嬰堂，專收6至10歲的教外孤兒，“衣食之，教以工藝美術，其經費由中西教民捐助”。1864年，教會組織人力將土山灣的土阜削平，將橫塘育嬰堂遷建於此，建立土山灣孤兒院。從1864年至1934年這70年間，土山灣孤兒院收養的孤兒約2500人，平均每年收養35人。如何解決這批孤兒的生計問題成為孤兒院的工作重心。1864年開設的土山灣畫館即是為此種考慮。畫館以孤兒院的孤兒為招收對象，先施以包括國文、算術、習字、天主教義等4年文化基礎教育，平均至13歲時再按各學童的資質分別授以某種工藝技能，至19歲卒業，“或留堂工作，或外出謀生，悉聽自便”。而留堂工作的學生居多，據統計，1940年到1936年間，留堂工作和到慈雲國小讀書的孤兒近260人之多。當工藝學校與孤兒院合併後，所收養的孤兒一邊可以在畫館中學習各種美術知識，亦能夠在工廠中進行具體實踐操作，他們成為了接受西方美術教育的首批中國學生。在客觀上，土山灣畫館也是中國最早的正規西方美術教育機構，翻開了中國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頁。作為早期西方美術的教育機構，雖還存在著幼稚的一面，但卻開創了中國近代美術教育的先河。
教學情況
土山灣畫館最初設有圖畫間和雕刻間，這也是孤兒院最早設立的部門。圖畫間從歐洲引進了西洋繪畫藝術，有鉛筆畫、水彩畫、木炭畫、油畫等。雕塑間包括塑像、木雕、木刻等西洋雕塑藝術。雖然西洋畫早於利瑪竇之前就已傳入中國，但是這僅作為藝術欣賞或個人創作，將西洋畫納入正式的教育之中，還是從土山灣畫館開始的。
在教堂內容上，土山灣畫館採用了西方美術技法。土山灣畫館的創始人范廷佐本人就受到了文藝復興後的羅馬藝術的影響，他在羅馬接受了嚴格的西方藝術教育訓練，並受到其父親的雕刻藝術思想的影響。在土山灣畫館的前期教學中，范廷佐擔任素描與雕塑的教學，並開設了油畫課教學。這是中國傳統美術教學中所沒有的。由於土山灣畫館的設立是基於教會的需要，因此在其美術教育中，更注重於教會工藝美術的學習。在繪畫上主要以宗教人物畫、花卉和壁畫等為主要內容，並臨摹歐洲名畫出售。土山灣畫館時期也創作了一批油畫，其中較最為有代表性的是一幅徐光啟與利瑪竇談道的巨幅油畫，用西方油畫的色彩和中國工筆畫的筆法相結合畫成，該畫置於徐家匯天主堂底層的休息室，但因文革動盪，這幅作品及其他油畫之作多遭破壞，不得復見。在雕塑上，畫館教學內容也以教會所需要的泥塑聖像等為主。
在教學上，“其施行的教學方法和理論也和中國傳統有很大的區別”。中國傳統的師徒制美術教育多由師傅一人具體引導教育少量的徒弟，所教授的學生數量極為有限，而且在其理論上也不易形成系統體性的教育，僅依靠師傅個人的感悟與經驗。當時土山灣畫館在教學形式上已不是一對一的單個指導，多集中同批孤兒於一起，並由多個教師分別擔任某一方面的教學，這樣在其美術教育的理論系統性及深度上較傳統教育模式要先進行多，而且也便於培養更多的美術人才。近代中國正規的西方美術教育體系與方法也就在土山灣畫館出現。
據當年親歷者的回憶，“他們六七歲進孤兒院念書，上午7―12時讀經，下午1―6時學習文化(30年代後期改為一天學習9小時)。”經過基礎文化學習後，孤兒院的大部分孤兒進入畫館進行為期六年的美術學習和工廠實習。這六年期間，實行封閉管理，不準隨意外出。在土山灣畫館教學中，多以臨摹寫生為主，並輔以石膏像等讓學生進行繪畫練習，並訓練學生擦筆畫、木炭畫、鉛筆畫、鋼筆畫、水彩畫和油畫等基本技法，待學生掌握一定技藝後，畫館還接納社會定單，讓學生實踐獨立創作。雕刻間主要培養學生雕刻宗教人物像和宗教故事畫屏，其中以木雕尤為有名，另外也設有銅塑、金銀飾品雕刻等。
在土山灣畫館從事教學工作的教師初多以外國傳教士為主，後來當一批中國學生學成後，亦有不少學生留館任教。初期畫館的主要教師有范廷佐、馬義谷、陸伯都、范世熙、劉必振(字德齋) 、安敬齋等，培養了諸如徐詠清、周湘②、張聿光、丁悚、杭犀英、張充仁、徐寶慶等著名美術家。雖然土山灣畫館因其條件和目的的局限，對學生教學上還處在西畫的臨摹初級階段，而且為滿足教會需求，“唯所畫，皆為宗教性質之題材”但土山灣畫館的誕生，意味著中國最早的西洋美術傳授機構已在19世紀的中期出現了。而這些被稱為‘土山灣堂囝’的孤兒，成為第一批系統掌握油畫等西方繪畫技術的中國人。”
意義及影響
土山灣畫館本身不僅西洋美術教育在中國最早的實踐，而且對於打開中國近代美術大規模的專業教育也有著直接的影響。清末以前，國內尚無自行興辦的近代新式美術教育機構，社會對於美術教育的漠然依舊，在科舉取仕的制度下，美術是難以受到重視，在常人眼中那僅是雕蟲小技。國內傳統的美術教育都是如此，西畫教育則更是無從談起。
為擺脫日益侷促的形勢，清朝的封疆大吏紛紛要求改革科舉，實行西方近代教育。1902年至1903年，清學部大臣張百熙上奏《學堂章程折》，即所謂“壬寅——癸卯學制”。首次將美術納入了教學內容，並規定高級國小以上均應開設美術必修課，打破科舉制度對美術教育的長期禁錮，為近代美術教育奠定了制度基礎。一時間各地中國小乃至部分師範學堂均開設美術課，但師資極為缺乏，多聘外國教師任之，培養中國本土的近代美術教育人才就顯得尤為需要。
在土山灣畫館就學的早期學生接受西畫教育後，曾組織了“加西畫室”，他們不僅創作繪畫作品，同時亦教授西洋美術理論和技法。這些人中推廣西畫最力者有著名畫家徐泳清、張聿光、丁悚等人。受教於土山灣畫館的周湘是中國近代美術教育的開拓者之一，1908年創辦了布景畫傳習所③，“時王師子、楊清馨、丁慕琴、張眉蓀等均為其最早的學生，烏始光、丁悚、劉海粟、陳抱一、張聿光、汪亞塵丁健行等皆布景畫傳習所學生”。來自土山灣畫館的另一位畫家徐詠清也曾獨自在上海四馬路開設了一間水彩畫館，在接受商業訂作的同時，亦吸引了大批青年來學。“如此再師徒相傳，土山灣的西畫技法遂為更多的人所掌握” 。正式這批西畫教育先行者的啟蒙作用，為20世紀初近代正規的專門美術院校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1913年1月上海圖畫美術院(1921年更名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正式成立，由張聿光擔任校長，劉海粟任副校長，烏始光、丁悚等人也參與了學校的創辦。該校不僅是較早的美術專門學校，而且由該校所培養的一大批美術人才在中國近代美術教育界的地位也是舉足輕重，不少學生成為各地美術院校的骨幹教師，甚至成為一方近代美術教育的開拓者。比如1924年創辦的四川美術專門學校，其校長周計即是畢業於該校。因此上海美術專門科學校亦十分自信地認為：“如果中國有像西洋似的文藝復興運動，這(所學校)便是文藝復興的種子”。張聿光、丁悚等人長年躬身於美術教育事業，為中國培養了大批近代美術人才。
在雕塑上，出身於土山灣畫館的張充仁先生於1936年在上海合肥路開設了“充仁畫室”，培養了諸如戴念慈、簡慶福、阿達和翁逸之等300餘名學生。張先生還長期擔任之江大學兼職教授、上海油畫院名譽院長。另一位雕塑畫徐寶慶，幼年進入土山灣畫館學習圓雕，安於清貧，執著的追求雕刻藝術，被譽為上海“海派”黃楊木雕的創始人。
土山灣畫館對中國近代美術教育的影響不僅限於興辦近代美術學校，而且對於近代美術教育的內容亦鉻下了深深的印跡。例如由徐詠清所編著的《中學用鋼筆畫貼》共八冊，是“我國西畫教育最早的教科書”之一，而早期的美術教育因條件的局限，多採用臨摹範本的方法進行教學，這些範本的作用就尤為突出。
當然由於土山灣畫館本身帶有局限性，使其難以進一步擴大他在美術上的造詣，但他對於學生所起到的啟蒙作用是不可估量的，這批學生經過留學或求學於其他美術大師而進一步學習，其中不少成為中國近代美術教育的拓荒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