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自20世紀50年代中起，德國圖賓根大學哲學系和古典語文系的一批青年學者（Hans Joachim Krmer, Konrad Gaiser, Heinz Happ）開始提出一種新的詮釋柏拉圖哲學的範式，因為獨樹一幟，從者甚眾，故成其為一個學派。Gaiser（1929—1988）不幸早逝之後，Thomas Alexander Szlezák接替了他的教席。
他們特彆強調柏拉圖本人對於“書寫”和“口傳”的區分，並依據亞里士多德以及古代柏拉圖學派－亞里士多德學派的記載，重構柏拉圖於學園內部口傳的“未成文學說”（αγραψα δογματα，ungeschriebene Lehre）。
從內容實質來看，“未成文學說”——在不同的場合亦作“口傳學說”（mündliche Lehre）或“內傳學說”（esoterische Lehre）——是一種“本原學說”（Prinzipienlehre）。
柏拉圖的本原學說的要點大概是：1.有兩個最高的本原—“一”和“大和小”或“不定的二”；2.整個存在是一個從“可感事物”經過“數學對象”、“理念”、“數”直到“本原”的金字塔形結構，所有存在都是“一”與“多”的混合，其層次的高低取決於統一性的高低；3.通過辯證法來把握“向著本原回歸的道路和從本原出發的道路”；4.這種二元本原以及“一與多”的辯證法在所有實踐領域中的套用。
引人注目的是，這些學說超出了對話錄所表達的思想的範圍之外，因此其可靠性和學術價值引起了激烈爭議。
圖賓根學派從“歷史的－批判的”原則出發，認為只有以這些學說為基礎，並與柏拉圖的對話錄結合起來，才能在根本上充分、正確地理解柏拉圖的哲學。
圖賓根學派的主張並非橫空出世。作為他們的前驅，19世紀的Ch. A. Brandis, F. A. Trendelenburg, K. F. Hermann和20世紀上半葉的Leon Robin, Julius Stenzel, Heinrich Gomperz, Paul Wilpert等學者已經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類似主張。
北京大學哲學系先剛教授，在2014年出版了《柏拉圖的本原學說》，主要從“圖賓根學派”（Tübinger Schule）的基本立場（強調柏拉圖的口傳的未成文學說）和基本精神（強調柏拉圖的成文著作亦即對話錄和他的未成文學說的結合）出發，在兼顧柏拉圖哲學的表達形式和實質內容的情況下，以柏拉圖的“本原學說”（Prinzipienlehre）為線索，勾勒出柏拉圖哲學的一幅相對完整的肖像。
影響
自Krmer的開山之作（1959）問世至今，除了上舉四位“圖賓根人”之外，宣稱自己屬於圖賓根學派或支持其基本立場的著名學者有Willy Theiler, Giovanni Reale, Karl Albert, Klaus Oehler, C. J. de Vogel, Enrico Berti, Werner Beierwaltes, Hellmut Flashar, Pierre Hadot, Jens Halfwassen, Michael Erler, Vittorio Hsle等。由於未成文學說在義大利（特別是Reale主導的米蘭天主教大學）影響卓著，所以一度也有“圖賓根－米蘭學派”的說法。
另一方面，圖賓根學派的反對者更是為數眾多，其中不乏Hans-Georg Gadamer, Walter Brcker, Wolfgang Wieland, Karl-Heinz Volkmann-Schluck, Kurt von Fritz, P. H. Hager, Günter Patzig, Jürgen Mittelstraβ, M. Isnardi Parente, Ernst Heitsch, Luc Brisson, Andreas Graeser, Franz von Kutschera等著名學者。
還有一些學者，比如Rafael Ferber, Christina Schefer, Jürgen Villers等，號稱“繼承並發展”圖賓根學派的主張，實則把柏拉圖的未成文學說的內容解釋為“不能成文”甚至“不能言說”或“不可知”，同樣走到了圖賓根學派的對立面。
對於這場偉大的爭論，Reale借用托馬斯·庫恩的“範式轉換”思想，把圖賓根學派的主張界定為柏拉圖詮釋史上的第四個範式（此前三個範式分別是“亞里士多德的親炙弟子”、“新柏拉圖主義”和“施萊格爾－施萊爾馬赫的浪漫派詮釋模式”）。①
範式轉換過程中的這些重量級學者之間的激烈爭論涉及了文化史、解釋學、語文學、文獻學、哲學義理等方方面面的問題，至今一直不斷有新鮮力量加入進來。由於這些爭論，圖賓根學派的影響和重要性可以用Gadamer（1983）的這樣一句話來概括：“從此以來，柏拉圖的未成文學說已經成為理解柏拉圖哲學的顯要問題和中心問題。”②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以上爭論在歐陸各國學界進行得如火如荼，但在英美國家，雖然John N. Findlay從20年代起就注意到了柏拉圖的未成文學說，但他的相關著作③ 直到1974年才正式出版，幾乎沒有產生什麼影響，而且他的學術旨趣也與圖賓根學派相差甚遠。Harold Cherniss和Gregory Vlastos曾經與Krmer有過短暫論戰。總的說來，除了極個別的情況（比如K. M. Sayre）之外，當代整個英美學界對圖賓根學派的主張（包括相關的反對意見）基本處於無知的狀態。
中國學界對於圖賓根學派的確切介紹從幾年前才真正開始。先剛於2004年和2007年在《哲學門》上發表了兩篇相關論文。④ 進入2009年之後，Szlezák的代表作之一《讀柏拉圖》的中譯本由譯林出版社出版，譯者程煒為此書撰寫的長篇附錄值得參考和注意；同年，劉小楓、陳少明主編出版了《施萊爾馬赫的柏拉圖》一書（華夏出版社），其中間接地提到了圖賓根學派的一些重要觀點。
研究
圍繞“圖賓根－柏拉圖”的若干重要爭論
一、文化史的問題
這些問題包括：近代發展起來的傳媒文化特別是書寫文化（把著作看作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思想載體）是否也適用於古人？口傳文化在人類文明中有些什麼樣的表現，究竟占據怎樣的地位？
本來，考慮到古代的神話、史詩、民間詩歌的流傳狀況，以及孔子、佛陀、蘇格拉底、耶穌等人類文明導師有意識地“述而不作”的現象，尤其考慮到柏拉圖在《斐德羅》（274 ff.）和《第七封信》（341 ff.）中對於書寫－口傳的嚴肅區分和不同評價，那么重視柏拉圖的口傳或內傳學說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實際上，柏拉圖的親炙弟子（Aristoteles, Speusippos, Xenokrates, Theophrast）及其學派傳統一直都是這樣做的。在這裡，圖賓根學派推崇的“內傳學說” （esoterische Lehre）經常被其反對者扣上“秘傳學說”（Geheimlehre）的帽子，為此Gaiser和Szlezák在很多場合都作出澄清，指出柏拉圖的“內傳”既不同於古代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守秘”，也不同於當代列奧·史特勞斯學派所說的“隱微”，而是一些僅僅在較小的圈子裡口頭講解的，以存在的最高本原及結構為對象的學說。⑤
近代以來對於內傳學說的排斥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神學家施萊爾馬赫（1768—1834）在翻譯柏拉圖全集時所確立的柏拉圖詮釋範式。施萊爾馬赫在為翻譯撰寫的導言中塑造了柏拉圖的“書寫藝術家”形象，並把“對話錄”標榜為最適合表達哲思的書寫藝術。他承認柏拉圖推崇口傳並批判書寫，但卻認為柏拉圖通過對話錄的形式成功克服了書寫的缺陷，達到了對於口傳的完美模仿和替代。所謂“內傳”和“外學”的區分不再是根本性的，而是取決於讀者的理解能力和認識狀態：當他拘泥於字面意思和結論，就處於“外學”，而當他領悟到柏拉圖教導的“在內心裡產生出理念認識”，也就達到了“內傳”。因此，柏拉圖的全部學說都包含在他的對話錄里，我們沒有必要再去“抱怨和夢想柏拉圖智慧的另外一些失去的寶藏”。⑥
施萊爾馬赫的問題主要在於無視其他古代作者對柏拉圖的記述，無視書寫文化在古代和近代的差別，誇大對話錄這種書寫形式的獨特意義和作用，進而誇大柏拉圖對話錄的“藝術”色彩和“戲劇”因素等等。他的當代追隨者（比如Gadamer和W. Wieland）繼承了這樣的策略，宣稱柏拉圖的書寫批判只針對其他人的著作而不針對柏拉圖自己的作品，或者只是針對“論文”等形式而不是針對“對話錄”等等。這些論證的目的歸根結底是要捍衛柏拉圖的對話錄的絕對地位。對此Krmer尤其是Szlezák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指出施萊爾馬赫的範式是完全非歷史的，它一方面曲解、弱化了柏拉圖的書寫批判，另一方面神化了“對話錄”這種在當時普遍流行而非專屬柏拉圖的寫作形式；至於施萊爾馬赫對於古代其他記述者的漠視，更是違背了歷史的－批判的科學精神。
圖賓根學派遇到的另一個責難是，如果柏拉圖認為書寫如此不堪，為什麼又寫下了這么多偉大的著作？以Gaiser為代表的觀點認為，柏拉圖撰寫對話錄主要是出於與其他學派進行宣傳競爭的需要，類似當時流行的“勸導書”（Protreptik）；同時，柏拉圖也可以在對話錄中記載下來一些重要的思想，把它們當作通往學園內部口傳的鋪墊。對話錄與內傳學說的區分是層次和階段的區分，二者並不排斥，而是相互補充。⑦
二、語文學和文獻學的問題
主要爭議在於：亞里士多德等人記載的柏拉圖口傳的“未成文學說”是否可靠？這些記載應該如何解讀，其參考價值幾何？
有關爭論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達到了頂峰。就具體文獻的輯軼、訓詁等問題而言，實際上Krmer, Gaiser, Szlezák, Reale等無一不是這方面的大師，他們在與反對者的拉鋸戰般的論爭中表明，柏拉圖“未成文學說”的存在是一個鐵的事實。這個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個定論的成果。
在“未成文學說”的基本文獻方面，Gaiser於1963年輯錄的《柏拉圖學說記述》（Testimonia Platonica）收集了近80條重要的間接原始文獻（目前Krmer, Halfwassen和Karl Bormann正在進行該書的擴充和注釋工作），這些文獻通過Krmer, M. -D. Richard和M. Isnardi Parente的後續工作得到了改善和補充。Gaiser並且於1970年在圖賓根大學建立了柏拉圖檔案館（目前的主持者為K. -H. Stanzel），該檔案館編輯的九卷本《柏拉圖文獻補遺匯評》（Supplementum Platonicum）正在進行中，其中Gaiser編輯並注釋的第一卷《斐羅德姆的學園》（Philodems Academia, Stuttgart, 1987）已出版。這套叢書出齊之後，將與Heinrich Drrie和Matthias Baltes編輯的七卷本《古代的柏拉圖主義》（Platonismus in der Antike, Stuttgart, 1987 ff.）一起成為研究古代柏拉圖主義傳統的最重要的文獻彙編。
三、哲學義理問題
在今天，圖賓根學派的反對者大多數已經軟化自己的立場，承認未成文學說的存在，但他們仍然否認這些學說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就像W. Wieland所說的那樣：“關於柏拉圖的未成文學說，爭論的關鍵不在於這些學說的內容，更不在於這些學說的存在與否；爭論的關鍵在於這些學說的哲學意義。”⑧ 在圍繞圖賓根學派的各種激烈論戰中，無疑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戰場。相關問題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1.柏拉圖心目中的“哲學”究竟是怎樣一種東西。
施萊格爾－施萊爾馬赫確立的浪漫派詮釋模式把“philosophia”定性為“對於智慧的追求”，進而闡發為“智慧的缺失”，因此他們特彆強調蘇格拉底自認的“無知”，認為哲學只能無限地追求、趨近、但永遠達不到智慧（sophia, episteme）、真理、絕對者等等。他們宣稱這是哲學的宿命，且柏拉圖對此欣然接受，他的哲學就是為了展示這么一個永不停止的“上路”和“在路上”的探索過程；柏拉圖的哲學不是一個體系，而且他根本就不想要有一個體系，柏拉圖的哲學沒有提供終極答案，而且他根本不想提供終極答案，而是有意地追求“未完成”、“片段”、“懸疑”等等。這種浪漫派哲學思想的影響實在巨大，在此只需點出Karl Jaspers, Gadamer, Volkmann-Schluck, W. Wieland等名字就足夠了，他們不但把這樣的“哲學”觀念強加給柏拉圖，而且套用在整個哲學史上面。相應地，他們拒絕柏拉圖的哲學中有什麼絕對的、根本的、系統的、可以通過理性和反思來把握的東西。
反之，圖賓根學派（Krmer, Albert）通過大量的詞源考據指出，古希臘人的“philos+對象”的用法從未把愛的活動與愛的對象割裂開來，而是強調與對象的親密和熟悉關係，因此他們把“philosophia”界定為“智慧的朋友”，與智慧朝夕相處、親密無間的東西。柏拉圖的口頭教導和對話錄中的許多地方都表明，他認為哲學必須而且能夠認識到真理、理念、乃至最高的本原，而且他的辯證法為這條認識道路制定了嚴格的階段和秩序。柏拉圖對於基本真理的認識貫穿於他的所有其他認識中，他雖然沒有現成的教科書式的“體系”，但他的哲學確實構成了一個堅實的、全面的、理性的系統。對於柏拉圖另一方面對“哲學”與“智慧”的區分，圖賓根學派認為這只是意味著哲學（哲學家）不能絕對地停留於智慧，而是必須在智慧與無知之間不斷地來回往復，並以這種方式將所有存在貫穿起來。哲學活動類似一種螺旋式上升，這同樣是一個無限的過程。
我們可以發現，浪漫派的線性式“無限趨近”秉承的是康德－費希特－席勒的“想像無限”觀念，即所謂的“惡的無限”（黑格爾語），而圖賓根學派的圓圈式“無限循環”則是繼承謝林－黑格爾的“思辨無限”觀念。且不說這兩種思維方式的高低之分，但後者顯然更符合歷史事實（包括對於柏拉圖而言）。
2.柏拉圖哲學的實質是“理念學說”還是“本原學說”。
眾所周知，以往的研究把蘇格拉底－柏拉圖的理念學說視為其哲學的根本和成敗關鍵，認為理念是柏拉圖哲學中的最高存在。相應地，當他們看到理念在《巴門尼德斯》裡面遭到“毀滅性”批評，在其他後期對話錄裡面又少有露面，往往就亂了陣腳，走上“柏拉圖的自我反思與批判”或“不斷探索”等浪漫派的套路。但圖賓根學派從未成文學說出發，指出理念在柏拉圖的哲學裡從來都不是最高存在，在它的上面還有“數”，以及“一”。⑨ 原因在於，如果說理念代表著統一性原則，那么理念本身的雜多性已經表明它們不可能是最高本原，所謂“善的理念”或“理念的理念”嚴格說來也不再是理念（而是“一”）。正如Reale一再強調指出的，《斐多》和後期對話錄中已經清楚表明理念之間也有高低之分，柏拉圖的討論重點轉到了“高層次理念”或“種”，而他對於“種”之上的更高本原（“數”和“一”）的解說則保留給了學園內部的口傳。
圖賓根學派不但將理念學說奠基在本原學說的基礎上，而且特彆強調柏拉圖的哲學有兩個本原：如果說存在的金字塔的最頂端是“一”，那么最下層就是“大和小”或“不定的二”。亞里士多德（《形上學》A，988a=TP 22A）把這歸結為本質因和質料因。柏拉圖顯然認為單憑一個絕對的“一”不能說明多樣性的起源，因此設定一個絕對的“他者”，一個沒有任何規定性但又可以承受任何規定的東西。就此而言，柏拉圖的哲學是二元本原學說，任何存在都是“混合”，都帶有二元性，辯證法的“歸同法”和“劃分法”就是這樣來整合及剖析整個存在的，這也就是向著本原回歸（參看“線喻”）和從本原出發的道路（從“一”和“二”推演出“數”，再推演出“理念”，再推演出“點、線、面、體”，再推演出萬事萬物）。柏拉圖的哲學既是一種純正的本原學說，也是一個辯證法的體系。
不僅如此，在實踐哲學方面，圖賓根學派也表明，所有的德行（Arete）都表現為統一、尺度和秩序，而這些又取決於“一”對於“不定的二”的規定。善意味著合適的規定或“持中”，而惡則意味著沒有確切的規定，過度或者不及。
圖賓根學派的批評者認為這樣重構起來的柏拉圖哲學是“形上學的”、“基礎主義的”、“獨斷的”、“封閉的”、“整體主義的”、“新柏拉圖主義的”、“黑格爾主義的”哲學。圖賓根學派則指出，即使這些頭銜都成立，歷史上的柏拉圖哲學確實就是這個樣子。更重要的問題是，上述頭銜難道真的意味著一種貶義的東西？必須指出的是，那些主張未成文學說“無意義”或“低價值”的學者基本上都是浪漫派、存在主義、實證主義或後現代出身，他們對於“形上學”、“體系”、“德行”等概念的理解與評價完全不同於堅持理性主義和科學精神的圖賓根學派。從哲學實質上看，圖賓根學派與其反對者之間的論爭反映了德國唯心主義（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和德國浪漫派（施萊格爾－施萊爾馬赫－諾瓦利斯）兩種基本哲學立場之間的鬥爭。
3.“圖賓根－柏拉圖”的哲學史意義。
圖賓根學派將未成文學說與對話錄結合起來闡發的柏拉圖哲學除了本身的意義之外，在哲學史方面至少給我們帶來如下一些重要的認識：
A.柏拉圖的本原學說表明他從來沒有偏離前蘇格拉底的自然哲學傳統，特別是自畢達哥拉斯以來的“形式（本質）－質料”二元本原學說的傳統。考慮到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歸結到底仍然也是同樣的“二因說”，柏拉圖在整個古希臘哲學傳統中的承前啟後的地位可以得到更清楚的認識。
B.在實踐哲學方面，亞里士多德最重要的“中道”思想是柏拉圖基於“一”和“不定的二”的“混合”、“尺度”、“秩序”等思想的延續。
C.新柏拉圖主義（尤其是柏羅丁）的哲學（“太一”、存在的等級和秩序、物質學說、向上和向下的道路等）不但不是對於柏拉圖的歪曲，而是恰好真正繼承了柏拉圖的“內學”。在圖賓根學派引發的大量論爭中，“新柏拉圖主義”是僅次於“柏拉圖”的第二激烈戰場，同樣在這個過程中，浪漫派模式對於新柏拉圖主義的貶斥和輕視也逐漸得到修正。
D.更好地梳理古代和近代柏拉圖主義的傳統，比如愛留根納、庫薩的尼古拉、雅各布·波墨、布魯諾等帶有濃厚的柏拉圖本原學說色彩的哲學。
E.“圖賓根－柏拉圖”視野下的德國古典哲學：這裡的關鍵字是“辯證法”和“本原學說”。康德在近代重新確立辯證法為兼有“向一上升”和“無窮分異”兩個方向的、理性必然具有的思維方式和認識方式，費希特則強調了本原的根本重要性。黑格爾的辯證法、普遍與個別的關係，後期謝林的二元本原學說以及他區分的“否定哲學－肯定哲學”等等，都呈現出柏拉圖的本原學說的重要影響。考慮到德國浪漫派－德國唯心主義兩條哲學路線本身的分歧以及它們在柏拉圖詮釋中造成的支配性對立，這個領域尤其大有可供挖掘的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