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簡介
國共第二次合作國共第二次合作，指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建立的合作，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成功地處理國共關係，把抗日與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恰當地結合起來。這個結合是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統一，是民族革命任務和民主革命任務的有機結合。國共第二次合作，使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地位發生有利變化。
形成標誌
日本侵華資料圖片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獲得了諒解，共赴國難。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向全國人民提出三項總的奮鬥目標：
（l）“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首先須切實的迅速的準備與發動民族革命抗戰，以收復失地和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
（2）“實現民權政治”。
（3）“實現中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的生活”。
為實現這三項總目標，宣言中承諾：承認三民主義並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取消蘇維埃政府名義；取消紅軍名義，並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
9月22日，南京國民黨中央社公布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一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了對此宣言的談話，認同了宣言的內容。至此，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
形成歷史
九一八事變資料圖片發表宣言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後，中國共產黨為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1933年1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首次提出紅軍準備在三個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的協定。這三個條件是：
（一）立即停止進攻蘇區；
（二）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
（三）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又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確表示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實行對日作戰，紅軍願立刻與之攜手，共同救國。宣言建議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黨派、團體、名流學者、政治家和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籌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並呼籲各黨派和軍隊首先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
多方爭取
瓦窯堡會議會址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從理論和政策上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提出“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瓦窯堡會議後，共產黨一方面積極促進一二九學生運動後全國人民中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浪潮，另一方面儘可能地向國民黨上層領導人和軍隊將領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1936年5月5日，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政府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將“抗日反蔣”政策轉變為“逼蔣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信中再次呼籲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迅速確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並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派周恩來、葉劍英等人赴西安談判，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6項條件。
為了促進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之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時提出四項保證：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共產黨願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秦邦憲（博古）、葉劍英、林伯渠等與國民黨代表蔣介石、宋子文、顧祝同等，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進行了多次關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談判。但因國民黨方面堅持取消共產黨組織上的獨立性，取消紅軍，取消革命根據地的主張，雙方沒有達成協定。
合作形成
七七事變資料圖片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向北平西南的盧溝橋發動進攻，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布通電號召全中國軍民團結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將《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交蔣介石。《宣言》提出發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項基本要求，重申中共為實現國共合作的四項保證。17日，中共代表周恩來等在廬山與蔣介石繼續談判。同一天，蔣介石發表了準備抗戰的談話。1937年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八一三事變），揚言3個月滅亡中國。由於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脅，8月14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同蔣介石等就發表中共宣言和改編紅軍問題，在南京舉行第五次談判，蔣介石被迫同意將在陝北的中央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
八路軍佩章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了爭取抗戰勝利的全面抗戰路線。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中央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開赴華北抗日前線。10月間，又將在南方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任命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開赴華中抗日前線。在共產黨的催促下，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實際上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
合作特點
一、第二次國共合作首先是軍事、組織、政治上的合作
東北抗日聯軍資料圖片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以製造盧溝橋事變為起點，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中國共產黨是民族革命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倡導者和組織者。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東北組織游擊隊抗日，大聲疾呼全國人民立即行動起來，把日寇驅逐出中國，而且多次提出同要求抗日的軍隊和民眾聯合抗日的口號和主張。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著名的瓦窯堡會議，正式作出和通過了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議。
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促使國民黨調整內外政策，也開始轉變對共產黨的政策。國共雙方廣泛討論了國共合作的一系列問題，雙方作出了一些相應的讓步。從1937年1月起，國共兩黨在西安、杭州、南京、廬山等地進行了7次談判，終於在9月下旬就幾個主要問題（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紅軍改編、發表國共合作宣言）達成協定，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開始了兩黨合作的新時期。
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實行國共合作、堅決抗日的誠意。八路軍、新四軍在共產黨領導下同國民黨軍隊合作，共同進行抗日戰爭，這是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合作的主要內容。國共兩黨首先在軍事上達成聯合行動的協定，有利於促進國共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和全國抗日戰爭的開展。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之初，國民黨對抗戰是積極努力的，進行了上海會戰、忻口太原會戰、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在守衛宛平、南苑、南口、忻口、寶山、四行倉庫、台兒莊等戰役戰鬥中，國民黨守軍頑強殺敵，英勇奮戰。國民黨的這些戰績，受到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讚譽。
全國抗戰開始時，兩黨軍隊主要是在戰役上的配合。在敵軍長驅直入、國民黨軍敗退之際，八路軍挺進山西前線，首戰平型關，殲敵1000餘人，取得全國抗戰後第一個大勝利。接著，八路軍配合國民黨軍保衛忻口、太原，在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上沉重打擊敵人，掩護國民黨軍退卻。太原失陷後，國民黨軍南撤，在華北以國民黨軍為主的正規戰爭結束，以八路軍為主的游擊戰爭轉為主要地位。八路軍遵照黨中央制定的戰略方針，展開於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對占據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敵取四面包圍的戰略態勢，從而初步形成了以山西為主的敵後戰場。隨後，開闢了華北、華中敵後戰場。敵後戰場形成之後，在戰略上積極配合和支援正面戰場。
毛澤東對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原因作過精闢分析：“國共之再合作，就是從共同的利益中產生出來的，民族危機已到最高深度，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我們；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這個矛盾成為一切問題的根據。”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根本因素，是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迫使兩黨都重新審視和轉變了自己的國內政策。所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政策的轉變是堅定的、徹底的，國民黨政策的轉變是動搖的、不徹底的；中國共產黨政策的轉變是全心全意為著人民，國民黨政策的轉變則主要是為自己的統治。
廬山會議資料圖片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之初，國內政治局面也一時出現了民主、團結的新氣象。國民黨承認各黨各派的合法存在，給八路軍發薪餉，並供給部分子彈，允許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辦報和發行書刊，釋放了許多政治犯，修改了一些反動法令和頒布了一些有進步意義的新法令，召集國防會議、國民參政會，並成立國民參政會常務機構，吸收部分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參加政府的抗戰工作，制定了抗戰建國綱領，甚至還公開拒絕和駁斥日本的所謂“共同防共”。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內外政策方面的顯著進步作出積極評價，制定了同國民黨長期合作的方針。毛澤東指出：兩黨長期合作的基本政策，是“互助互讓”。所謂互助，是兩黨都要發展，都要鞏固，不可損人利己；互讓，則是兩黨彼此作出必要的、積極的妥協。
抗戰時期，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同時並存，並有其一致性。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統一性與獨立性是辯證的統一。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執行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
國共簽署《雙十協定》從1939年冬到1941年春，國民黨連續兩次發動反共高潮，其中的晉西事變、皖南事變震驚中外。面對國民黨的反共摩擦和軍事進攻，我党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根據爭取長期合作的既定方針，組成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到重慶談判，簽訂了《雙十協定》。但是，國民黨依仗一時的軍事優勢，走上了分裂、內戰、獨裁的道路。1946年7月，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大舉進攻，持續9年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宣告結束。
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長期合作的願望是真誠的、堅定的、一貫的。國共兩黨的合作，對國家、民族作出了巨大貢獻。
二、國共第二次合作不是無原則的合作
抗日戰爭時期，當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時，國民黨針對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作出了政策和策略上的改變，從“武力剿共”改為“和平統一”，但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根絕赤禍”。因此，在八年抗戰中，國共關係時起時伏，國民黨不斷製造摩擦，多次掀起反共高潮。
中國共產黨從全民族利益出發，始終堅持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政治上對國民黨作了積極的讓步。這種讓步是以國民黨實行抗日，並承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的合法地位為條件的。中國共產黨也清醒地認識到國民黨的階級實質。國民黨的抗戰是片面的，脫離民眾的，它限制人民的抗日活動，限制、削弱以至企圖消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在這樣複雜的形勢下，既有中日之間的侵略與反侵略鬥爭，又有國共之間的限制與反限制鬥爭。共產黨既要堅持抗日鬥爭，又要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妥協、反共活動；既要堅持國共合作、團結國民黨抗日，又要同國民黨頑固派溶共、限共、反共活動作鬥爭。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成功地處理國共關係，把抗日與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恰當地結合起來。這個結合是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統一，是民族革命任務和民主革命任務的有機結合。在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中，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堅持又聯合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節，並在鬥爭中獨立自主地發展人民革命力量。同時，廣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最大限度地孤立頑固派勢力。
合作意義
一、取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面勝利
日本投降儀式資料圖片抗日戰爭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進了國內團結，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面抗戰路線是中國共產黨指導對日抗戰的總路線，沒有國共合作，就不可能有舉國一致的抗日。
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地位發生有利變化
抗日戰爭決定了國共兩黨的興衰消長，改變了它們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並且奠定了未來中國政治走向的基礎。
抗戰爆發時，中國共產黨黨員只有4萬人；紅軍和南方游擊隊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時，總共只有五六萬人。共產黨在國內外政治影響有限，軍事力量弱小。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逐漸走向全國、全世界，軍事力量也有了空前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動員全國人民實行全民族抗戰，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敵後，廣泛發動民眾，組織抗日武裝，開闢了廣大的敵後戰場。抗戰勝利時，中國共產黨黨員發展到120多萬；人民軍隊發展到120餘萬，民兵發展到260萬；抗日民主根據地面積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
中國共產黨始終為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努力，堅持以階級鬥爭服從民族鬥爭，以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制定和實施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部必要的政策。這些政策保障了各抗日階級、階層的根本利益，調動了他們的抗日積極性，推動了全國抗戰。
抗日戰爭是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內民主革命相結合的戰爭。爭取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是國民黨、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共同取得的；維護統一戰線的基礎國共合作，推動民主革命進程，是共產黨領導人民民眾取得的。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個根本轉折：一是近百年間中國抵抗外國侵略的戰爭無不遭受失敗，抗日戰爭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戰爭的全面勝利；二是八年抗戰決定性地改變了中國內部政治力量的對比。抗日戰爭中，軍事上與國內政治關係上同時存在著兩個過程、兩種演變：一個過程、一種演變是日本侵略者的力量由強變弱，由軍事勝利到最後徹底失敗；又一個過程、一種演變是國內兩大政治勢力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力量朝相反方向發展，人民力量迅速壯大起來。共產黨與國民黨兩大政治勢力朝相反方向變化，是它們站在不同階級立場上產生的對抗戰的不同態度、與人民民眾的不同關係造成的。由於國共兩黨的政策、方針及其實踐存在著巨大差異，產生的社會效應也明顯不同。中國共產黨深得人心，力量大發展，威望不斷上升；國民黨喪失民心，日漸孤立，地位急劇下降。兩黨各自不同的政治運行，決定了各自的政治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