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由來
圖片四邑公堤始築於北宋政和年間（1111～1118）。當時嘉魚知縣唐均見長江“南岸漸淤高厚”，即向朝廷請款並召集嘉魚、江夏、鹹寧、蒲圻四縣沿湖之民眾，在馬鞍山南麓修築江堤，稱新堤和接龍堤。元明時期又沿馬鞍山東麓向下延至赤磯山，修築了成公堤、金口長堤、關門堤，至民國21年（1932）修築姜家橫堤和民國24年興建金水閘後，全線連成整體。因該堤保護四縣利益，且系四縣共同修防，故稱四邑公堤。
四邑公堤在民國16年（1927）以前尚屬民堤，實行“官督民修”體制。在明代，每屆修防，武昌府由知府或同知、各縣由知縣或其他官吏臨時兼管，地方公舉堤長具體負責動員和組織民力自修自防，或由官府撥款雇夫修防。康熙十三年（1674），清政府議定四縣分別由縣丞或典史專門負責堤防，武昌府同知負總督之責，使這種“官督民修”的體制更加確定。乾隆三年（1738）後，改由地方公舉的堤紳（或堤長）具體主持堤務，但堤費來源不固定，或由各縣籌集，或向官府請撥和借貸，或由富豪募捐，或徵集堤本存典生息。民國16年（1927）至1949年，四邑公堤被確定為“官堤”，實行“官辦民協”體制，先後由湖北省水利局、全國經濟委員會江漢工程局主持修防，地方組織的修防處協助辦理。其修防經費主要來自湖北堤工捐款。
歷史變遷
四邑公堤從肇基起，一直由四縣公修。公修辦法，明代以前尚無固定的成規，或四縣協濟工費，由一縣專任工程；或四縣各出夫工共同修防，有時分修，有時合修。清康熙四年（1665）以後，鑒於堤防從馬鞍山至赤磯山迄至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均已修築，加上各縣“地有遠近，人心難齊”。因此採取共同承擔分段修防的辦法。歷史上四邑公堤之所以能建立四縣共同承擔分段修防的公修制度，究其原因，一是“水之患四邑共之”。由於特定的山水地形關係，四邑公堤與濱江四縣民眾相依為命，這是四縣合作修築的重要基礎。也是四邑公堤得以發展的重要原因。二是在修防發展過程中，特別是清康熙四年以後逐步建立符合四縣民眾自身利益的承修負擔制度和與之相適應的施工組織、施工管理、堤費籌集等制度，對合作修防起到了保證作用。制度的建立不僅避免了互相推諉的現象，而且改變了過去臨時拼湊、雜亂無章的狀況，同時在修防具體形式上，各縣可以根據各自的條件和具體情況選擇相應的施工方式和經費籌措辦法，從而保證了修防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三是官方督修。由於公堤“固則均利，潰則均災”④不僅對四邑民眾如是，對官方亦如是，因此，在修堤防洪的特定情況中，官、民利害一致，這就使得政府在組織和協調修防工作中發揮出積極的作用。四是四邑公堤合作修防的歷史悠久，逐漸形成一種具有明顯地方特色的優良傳統和習慣。這種傳統與習慣建立在自身利益的基礎上，因此修堤防洪成為地方各界的一種強烈願望。儘管如此，但由於舊社會存在種種制約因素，使這種公修制度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堤防建設發展曲折而緩慢。
四邑公堤經過建國前830餘年的興築和增培，雖已具一定規模，但堤身千瘡百孔，抗洪能力很低，加上長江洪水峰高量大，因此歷史上潰口頻繁。據史料記載，僅從明天順四年（1460）至1949年的489年間，大堤就潰口36次。其中清道光九至二十九年（1829～l849）間，潰口就達9次，幾乎兩年一潰。每次潰決，沿湖居民與魚鱉為鄰，四野桑麻盡沉波底。數椽茅茨悉掃濤中，少壯行乞於遠方，老稚殭屍於溝壑。”其災情慘不忍睹。
培修與整治
1.四邑公堤定為確保堤段，是該堤發展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從新中國成立伊始，四邑公堤就定為省屬重點工程，1963年被確定為湖北省確保堤段，這是堤防性質的重大改變，嗣後又將該堤整險加固列入省基本建設投資項目。每年歲修和防汛均由各級政府主持成立指揮部。由同級行政首長負責歲修和防汛指揮工作。水利部、國家防汛總指揮部和歷屆湖北省委、省政府領導人曾先後多次親臨視察。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不僅保證了大堤建設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且有利於調動四縣人民的積極性，使四縣人民民眾更加深刻地認識到確保四邑公堤的防洪安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2.連續的大規模建設，使堤防呈現出嶄新的面貌。建國初期，大堤按民國20年（1931）洪水位超過0.33米為堤頂高程的標準進行加高培厚。省委在1954年和1959年兩次提高培修標準的基礎上，又於1973年提出了全堤達到抗禦1954年洪水的要求，全堤實施“三度一填”標準（即以設計水位嘉魚32.32米、肖家洲31.77米、金水閘30.92米的水面線超過1.5米為堤頂高程，面寬8～l2米，堤身內外坡1∶3，堤內外壓腳平台寬30～50米）為奮鬥目標。為完成各個時期的培修任務，多次組織四縣（市）人民進行大規模施工，其中組織3萬以上民工的大施工年份有15年，年完成土方量在150萬立方米以上者有7次。至1980年，全堤“三度”全部完成。內外禁腳基本收回，堤身斷面與建國前相比，堤頂平均增高了2·8米，個別增高3.5米；堤面增寬3～4米.個別增寬7米；坡度由1∶2緩到l∶3。建國後，對堤基滲漏進行了全面治理，特別是1981年以後，以“整險加固，填塘固基”為重點，開始對距堤腳百米以內的淵塘進行填築，先後完成了潘家灣分洪潭、下水溝、九灣盧等20多處境塘工程，使全堤近30％的堤段達到了加固標準。
全堤開展大規模的護岸工程建設。1972年以後還專門設立4個採石場，平均每年完成整險護岸石方7萬立方米以上。9處崩岸險段已拋護12.l公里，占崩岸長的67.4％；堤身護坡長25.77公里，占堤長的45.6％。全堤還全面開展了營造護堤林活動。現已基本形成“一堤二林”。此外，防汛和基礎設施建設也取得了顯著成效，防汛哨所達到每公里一座的標準；以潘家灣為中心的有線和無線電通訊網路基本形成；防汛搶險專用道路已按計畫興建了14條。在短短的30多年中能夠完成上述各項宏大任務，這在四邑公堤誕生以後歷史中是空前的。這些成就為戰勝1954年以後各次大洪水和今後可能出現的更大洪水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證。
3.組織機構的健全和四縣承修制度的進一步完善，使堤防管理形成了新的格局。建國後，按受益負擔的原則，在繼承歷史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修防管”三位一體的四縣（市）分段承擔制度。全堤設立縣（市）國家專管機構（段、分段）7個，民眾管養點56個，管理人員達242人，形成了國家專管與地方群管相結合的管理體系。尤其是1981年以後，對管理工作實行承包責任制，同時加強了管理法規建設和制度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建立起來的堤防機構和制度，無論從內容上和形式上，都與建國前有了質的飛躍。新的機構和制度，一方面是適應堤防建設的需要而不斷發展起來的，另一方面又促進了堤防建設的進一步發展，並成為現代四邑公堤防洪安全的組織保障。
4.新科技的運用，使堤工技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建國後大堤的勘測、設計、施工均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特別是在施工方式上廣泛採用機械錐探灌漿消除隱患，加強堤身質量；汽車遠距離運土和機械吹填進行築堤和填塘固基；回聲儀進行水下測量等，加上施工技術日趨規範化，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上單靠人力施工和多憑經驗築堤的落後狀況。實踐證明，先進的堤工技術的不斷採用和發展，是提高四邑公堤建設質量，安全防禦各次大洪水的技術保障。
保護範圍
自建國後到1985年止，四邑公堤總投資6099萬元（其中國家投資4052萬元，民眾投勞折資2047萬元）。完成土方量2365萬立方米，是建國前堤身總土方量的5.3倍；石方量131.3萬立方米，是建國前石方量的52.3倍。堤防抗洪能力已從民國時期的幾年一遇提高到現在的l0～20年一遇的洪水標準。依靠這條大堤結合汛期採取嚴密的防守措施，從1950年到1985年止，除1954年人工分洪和部分潰口外，已安全渡過了35個伏秋大汛，其中特別是戰勝了1980年和1983年兩次大洪水，為四縣（市）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
受其保護的範圍為武昌、嘉魚、鹹寧、蒲圻四縣（市）所屬之西涼湖區，總面積1110.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積90.97萬畝，養殖面積18.91萬畝，人口49.32萬人。這一地區人煙稠密，物產豐富，經濟發達，是全省糧、棉、油、魚重要產區之一，省、地、縣（市）一些重要工業基地座落其中，也是我國南北交通大動脈——京廣鐵路和107國道的必經之地。因此，確保四邑公堤的防洪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經濟意義。
形勢
1.河道的安全泄量與上游巨大而頻繁的洪水來量不相適應。本河段的洪水主要來自荊江和洞庭湖。荊江洪水在城陵磯與洞庭湖四水相匯，進入本河段後，因簰洲河段彎曲平緩，水流宣洩不暢，加之陸水、金水、內荊河、東荊河、漢水入匯頂托，致使本地區頻繁地受到巨大洪水的威脅。據原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計算，城陵磯河段的安全泄量為60000立方米／秒左右，而本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1950～1983），城陵磯以上合成洪峰流量大於60OOO立方米／秒的有26年，大於70OOO立方米／秒的有19年，大於80OOO立方米／秒的有8年，大於100000立方米／秒有1年（1954年）。本世紀內合成洪峰流量在l10000立方米／秒以上的有民國20年（1931）與民國24年（1935）⑥。這些特大洪峰雖經河槽和湖泊自然調蓄，但仍大大超過本河段的安全泄量。其中民國20年和1954年的特大洪水釀成了四邑公堤潰決和分洪成災。歷史上洞庭湖為天然調蓄洪水湖泊，較大洪水年的超額洪水一般由洞庭湖調蓄，可大大減少城陵磯以下幹流河段的防洪威脅。但由於四水（湘、資、沅、澧）和四口（松滋、太平、藕池、調弦）入湖洪水攜帶大量泥沙，導致湖泊嚴重淤積，加上人類生產活動等影響，在近100多年裡，湖泊調蓄面積由6OOO平方公里減少到1983年的269l平方公里，容積由1949年的293億立方米，下降到1983年的174億立方米。因而使城陵磯以下河道洪水超過安全泄量的趨勢日益嚴重，四邑公堤防洪形勢日趨嚴峻。
2.同流量下河道水位抬高。自1966～1972年下荊江系統裁彎取直以後，城陵磯以下河段，在螺山站50000立方米／秒流量級漫灘河槽下，每年以0.02l米的速度淤積上升⑦；加上50年代後沿江洲灘圍墾、通江湖泊圍堵設閘、江灘違章設障等人為因素的影響，致使河段同流量下水位在時序上呈明顯的上升趨勢。據水文部門實測資料分析，螺山站1974～1983年的年平均水位和年最高水位的平均值與1954～1963年的相同特徵值相比，分別抬高0.71米和O.68米，漢口站相同時段的比較，也各抬高0.2l米和0.6米。水位的抬高，表明河道自身泄洪能力的降低，因而加重了四邑公堤的防洪負擔。
3.四邑公堤自身存在三大險情。一是堤基滲漏。公堤建築在長江河漫灘上，堤基粘性土覆蓋層較薄，且堤內淵塘沼澤密布，中層為中細砂層，底層為強透水性的砂卵石層，直接與江水相連，因此，汛期翻砂管涌十分嚴重。二是堤身隱患多。四邑公堤系歷年增築而成，質量參差不齊；沿堤村莊在遷建過程中遺留下來的牆腳、磚渣、瓦片、陰溝、糞坑等隱患未徹底清除；加上白蟻、獾鼠等動物危害，都嚴重威脅著公堤防洪安全。三是崩岸劇烈。全堤有9處堤身和岸坡受到洪水的嚴重頂沖，崩岸長度17.95公里，特別是肖家洲至潘家灣堤段，歷史上灘岸崩塌十分頻繁，經建國後的不斷整治，崩岸仍時有發生。目前堤外灘寬在40米以內的長度占整個堤長的一半以上，河泓已逼近堤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