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梗概
小說《四十朵玫瑰》取材於作者托馬斯・霍利曼的身世經歷，作者把天主教政治家生涯、二戰歷史和戰後經濟繁榮融合在一起，從一個猶太家庭的歷史文化記憶出發，帶領著讀者去感知納粹統治下的瑞士，感知猶太人的內心世界；經過文學創作後，其人事情節真假具兼，頗令好事者品味猜詳。所有的這一切當然是作者的刻意而為。作者想說明的恐怕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歷史也是一種建構，真實只是一種解讀。歷史和故事在德語裡本來就是一個詞，即Geschichte。誰能保證官方書寫的歷史是百分之百的真實，而作家杜撰的傳奇就一定沒有發生的可能呢？
作品目錄
卡茨別墅的早晨
在佩爾斯那裡
上路
裁縫作坊
哥哥的眼睛
媽媽的信
前輩們
拉文德爾和里比多
在路上(Ⅰ)
十三歲生日
馬利亞修道院
廊柱
瑪麗・卡茨與瑪麗・邁耶爾
來與去
在路上(Ⅱ)
雙胞胎
在路上(Ⅲ)
在美髮館
雙重的生活
又是聖誕節，又是哥哥
兒子
在漩渦中
跟蹤行駛
早晨在裁縫作坊/晚上在豪華大酒店
點評鑑賞
《四十朵玫瑰》發表於2006年，次年獲得瑞士席勒文學獎。作者善於從女性敏感、細膩的視角出發。有時甚至從女性近乎惆悵和多愁善感的身體和心靈感知出發，去觸碰瑞士普通猶太家庭塵封的歷史文化記憶，帶領著讀者去感知戰後的瑞士社會，感知歐洲猶太人和猶太族群的內心世界。
霍利曼在談及這部小說的時候曾多次說過，傳統家族的終結象徵著瑞士現代社會最大的價值觀變遷，他說：“正統家族的消亡意味著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融入和消亡、成長與死亡、愛情與凋零、熱情與無聊，那是我青年時代的故事，是我的文化記憶，而這些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則完全是些陌生的東西。”
霍利曼的敘述策略是對歷史時空進行切換，他執著地運用意識流敘述手法，喜歡在行進中將家族記憶砸成碎片，旋即又將其拼接成歷史的馬賽克，再將支離破碎的馬賽克鋪成一幅瑞士社會的畫卷。小說的敘述從日常生活開始：那是瑪麗的某個生日，每年，遠在首都伯爾尼從政的丈夫都會給她送來四十朵玫瑰，而瑪麗早已不再是四十歲的女人了，丈夫卻希望妻子永遠四十歲，永遠溫文爾雅、永遠美麗。他等待著妻子驅車前往伯爾尼，他要用華貴之至的方式慶賀愛妻的生日，因為這是家族固有的“品位”。
這一幕似乎是作家隨意從主人公瑪麗生活長河中掬起的一杯水，或者說，作家不斷地在歷史的長河裡掬起一杯又一杯的記憶之水：時而是瑪麗流亡義大利的“十三歲的生日”，時而是充滿反叛和敵視的“馬利亞修道院”、時而又是猶太前輩的神奇故事，還有那三位遠走非洲的修女姑媽的故事以及死去的雙胞胎……霍利曼把歷史碎片編織成美妙傳奇和痛苦絕望，恰猶如奉上一杯甜蜜的毒鴆，讓讀者品嘗，引讀者就範。霍利曼的小說文本與其說是敘述，毋寧說是編織歷史記憶，他不斷地將敘事斷裂和空白填入文本。在歷史和現時兩個時空中大踏步地跳著探戈，但卻恰恰因此給讀者帶來巨大盼想象空間和審美視野。霍利曼的手法是將驚險的故事、離奇的對白、神秘的宗教儀式等恰到好處地安插在文本所需之處，就像老卡茨不斷地向女兒瑪麗重複著一個古老的猶太傳說。
顯然，作家的目的是將這一杯杯的記憶之水匯集成敘述的涓涓細流。在前往伯爾尼的高速公路上，瑪麗的行程成了全書歷史文化記憶的場所，小說的篇章“在路上”可以視為文本的敘述節奏和敘述架構，生命之水在行進中流淌，記憶在行進中延伸，在行進中，讀者不斷地領略著一幕幕歷史風景。“行進”猶如一首變奏曲：從出生到死亡，從幼稚童孩到耄耋老人、從興旺到衰落，從凋零到復甦，周而復始，萬物在行進中輪迴。霍利曼巧妙地用德語詞“fahren”(行進)來表達這一無法抗拒的歷史進程，從而演繹出這部小說的基本歷史觀，前進中的歷史車輪不斷地回歸它的起始點：從“啟動”(Anfathren)到“離去”(Atfahren)；從“前輩”(Vofahren)到“後代”(Nachfahren)，所有的一切都是行進。
“往西，一直往西，朝著夜晚的方向。”往西是瑪麗驅車前往伯爾尼生日盛典的行進方向，也是祖父“絲綢卡茨”早年從奧匈帝國最偏遠的加利西亞平原朝著“金色西方的夢想”的行進方向，更是卡茨家族興衰史的行進方向。金色的西方，但那是落日的餘暉，是太陽落下的地方，“往西，一直往西”暗示著走向衰亡。它也許象徵著一個古老故事的結束，也告知新的一天將會開始。
《四十朵玫瑰》從語言、形式結構到內容，從能指到所指無不充滿了高雅和品位，就像瑪麗的母親所說的那樣：“On a du style”。從表面上看，小說中的一切都與美和優雅格調聯繫在一起，無論是“絲綢卡茨”專為歐洲貴族製作的品牌服裝，還是瑪麗演奏的鋼琴曲，或者是卡茨嘴上的古巴雪茄、或者是豪華大酒店的生日晚會，還有瑞士上層社會的生活和紳士淑女的言辭談吐。所有這一切都能用小說中反覆出現的“On a du style”來概括。然而，霍利曼的真實目的也許並不在此，假如我們走進小說的深層，也許會發現，作者在用優美的“語言述行”(Perfonnativity)掩飾一個企圖，那就是揭露瑞士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納粹政治以及六十年代戰後經濟奇蹟時期民主、富裕、中立表象下的社會醜陋和骯髒。
二戰時期卡茨家族遭受的猶太迫害以及卡茨父女亡命熱那亞的情景讓讀者震驚：父親獨自登上了遠去非洲大陸的最後一班輪船，在漸漸遠去的汽笛聲中，十三歲的女兒獨自留在熱那亞的輪船碼頭上，煢煢孑立，形影相弔。其實那是父親為了讓女兒躲避戰火而設下的圈套：瑪麗被送進了修道院，卻像進了真正的人間地獄。大多數讀者很少了解瑞士在納粹時期的社會政治氣候，一般都會認為瑞士作為所謂的“中立國”並沒有跟納粹德國沆瀣一氣。然而事實卻相反，瑞士在二戰期間不僅成了希特勒法西斯合法的國際金庫，而且也同樣成了猶太人的夢魘。小說中，霍利曼用大量的篇幅和以家族歷史記憶的方式重構了瑪麗在二戰中的猶太記憶。
同樣，瑞士戰後的社會政治也絕不像“四十朵玫瑰”那樣美麗純潔，瑪麗一方面以其個人魅力和超群的政治交際手段為丈夫的政治生涯掃清障礙，鋪平道路，另一方面讀者可以在邁耶爾政治發跡史里真實地感受爾虞我詐、機關算盡的政黨鬥爭。在霍利曼的筆下，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像兇猛的食肉動物一樣，為了權力和利益以死相搏。
作者簡介
托馬斯・霍利曼(Thomas Hürlimann，1950- )，瑞士當代最著名的作家和劇作家之一，在德語文壇享有盛譽。生於瑞士楚格一個政治氣氛濃厚的家庭，父親漢斯・霍利曼（Hans Hürlimann）是瑞士前總統（1979年上任）。曾在蘇黎世大學和柏林自由大學攻讀哲學，1974年中斷學業，成為自由職業作家，曾在在柏林席勒劇院擔任助理導演與編劇。2000年起，先後在萊比錫德語文學研究所和康斯坦茨大學執教，常年生活在瑞士威勒策爾和德國柏林。
霍利曼1981年發表的短篇小說集《提契諾女人》（Die Tessinerin）震動了瑞士文壇，並確立了霍利曼在德語文學界的地位，以老辣的文字、深厚的哲思贏得了“最有天份、最具全才和最有前途的瑞士作家”的盛譽。在接下來的作品《祖父與兄弟》（Großvater und Halbbruder ，1981）與《規定日》（Stichtag ，1998），作者在瑞士文學史上第一次涉及了瑞士在二戰中的立場這一歷史問題，並藉由臨死者之口來講述那段歷史，在文壇引起了巨大反響。劇本《信使》（Der Gesandte ，1991）揭露了瑞士在二戰中與納粹德國間複雜的經濟、政治糾葛，顛覆了瑞士在二戰中“中立國”的神話，對瑞士戰爭罪責進行了無情的拷問。他的作品在瑞士、德國和國際上經常獲獎，目前已獲得20多個重要文學獎，包括著名的觀點文學獎和柏林文學獎，其作品被翻譯成將近30種語言。重要作品還有《酒醉黃昏》（Dämmerschoppen，2009）、《衛星城》（Die Satellitenstadt，1992）、《花園小屋》（Das Gartenhaus，1989）、《斯達克小姐》（Fräulein Stark，2001）、《最後的客人》（Der letzte Gast，1991）等。
